次袭击，说不定对待这些事情最好的办法是忘记。
“你说本让你烦恼？他告诉你的失忆症的原因让你烦恼？”
我咽了一口唾沫。昨天记录下的东西似乎已经变得很遥远，脱离了我的生活，变得几乎虚无缥缈。一场车祸。在一个酒店房间里发生的袭击。二者似乎都跟我没有什么关联。可是除了相信自己记录的是事实，我别无选择。我必须相信本真的撒了谎，没有告诉我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
“说下去……”他说。
我从本讲的车祸故事开始说起，一直说到我记起的酒店房间，不过我没有提到在回忆起酒店一幕时我和本做爱的事情和酒店里的浪漫景象——那些鲜花、烛光和香槟。
说话的时候我观察着他，他偶尔小声说几句鼓励的话，中途甚至抓了抓下巴、眯起了眼睛，不过那种神情与其说是惊讶，不如说是若有所思。
“你知道这些，是吧？”讲完后我说，“你早就知道这些了？”
他放下了饮料：“不，不清楚。我知道造成你失忆的不是一场车祸，可是直到那天读了你的日志我才知道本一直告诉你原因是车祸。我也知道你……出事……你失忆的那天晚上一定在一家酒店里待过。不过你提到的其他细节都是新的，而且据我所知，这是你第一次自己记起事情。这是个好消息，克丽丝。”
好消息？我想知道他是否觉得我应该高兴。“这么说那是真的？”我说，“不是因为车祸？”
他顿了一下，接着说：“是，不是由于车祸。”
“可是你读日志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本在说谎？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
“因为本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他说，“而且告诉你他在撒谎感觉不对劲。当时不行。”
“所以你也骗我？”
“不。”他说，“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是由于一场车祸变成今天这样的。”
我想到了今天早晨读过的内容。“可是那天，”我说，“在你的诊所里，我们谈到了这件事……”他摇了摇头。
“当时我说的不是车祸。”他说，“你说本告诉过你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所以我以为你知道真相。不要忘了那时我还没有看过你的日志，我们肯定是把事情弄混了……”
我能看出来事情是怎么弄混的。我们两人都绕开了一个话题，不愿意指名道姓地谈起。
“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在那家旅馆的房间里？我在那里做什么？”
“我知道得不全。”他说。
“那就告诉我你知道的。”我说。这些话冒出来的时候带着怒火，可是要收回已经太迟。我看着他从裤子上掸掉一块并不存在的面包屑。
“你确定你想知道吗？”他说。我感觉他是在给我最后一次机会。你还来得及放手，他似乎在说。你还可以继续你的生活，不用知道我要告诉你的东西。
但是他错了。我不能。没有真相，我现在的生活是支离破碎的。
“是的。”我说。
他的声音很慢，支支吾吾的。他蹦出几个词，却说不完一整句话。这个故事是一个螺旋，仿佛缠绕在什么可怕的东西周围——最好不要提起的东西——它跟咖啡厅里惯常的闲聊形成了滑稽的比照。
“是真的。你受到了袭击。是……”他顿了一下。“嗯，非常糟糕。发现你时你在乱走，看上去很迷茫。你身上没有任何证件，而且不记得你是谁、发生过什么事，头部受了伤。警方刚开始以为你被抢劫了。”又是一阵沉默，“发现你的时候你裹着一条毯子，浑身是血。”
我觉得自己身上发冷。“是谁找到我的？”我说。
“我不清楚……”
“是本？”
“不，不是本，不是。是一个陌生人。不管是谁，他让你平静下来了，还叫了救护车。当然，你被送进了医院，你有内出血，需要紧急手术。”
“可是他们怎么知道我是谁？”
有那么可怕的一会儿，我想或许他们从来没有找出过我的身份。也许所有的一切，我的整个经历甚至我的名字，都是被发现的那天别人加给我的。即使亚当也是。
纳什医生说话了。“这并不困难。”他说，“你是用自己的名字住进酒店的，而且本在别人发现你之前已经联系了警方报告了你的失踪。”
我想到了敲响房间门的人，那个我一直在等待的人。
“本不知道我在哪里？”
“不。”他说，“他显然不知道。”
“他知道我是跟谁在一起吗？谁袭击了我？”
“不。”他说，“警方从来没有就此逮捕过任何人。证据很少，而且毫无疑问你无法协助警方调查。据推断，那个袭击你的人抹去了旅馆房间里的所有痕迹，留下你逃跑了。没有人看到任何人进去或离开。显然那天晚上酒店里很热闹——有个房间在开宴会，进进出出的人非常多。袭击发生后一段时间你可能失去了意识，你下楼离开酒店是在午夜，没有人看见你离开。”
我叹了口气。我意识到警方肯定在多年以前就已经结案了。对所有人——甚至是本——这不是新闻，而是老旧的历史，除了我。我永远不会知道是谁袭击了我，不会知道为什么。除非我记起来。
“后来呢？”我说，“我被送进医院以后呢？”
“手术是成功的，不过出现了继发性的症状。手术后稳定你的病情显然很困难，尤其是你的血压。”他顿了一下，“有一阵你陷入了昏迷。”
“昏迷？”
“是的。”他说，“当时你随时都有危险，不过，嗯，你很幸运。你所在的医院很好，他们积极地采取了治疗，把你抢救回来了。可是后来却发现你失去了记忆。刚开始他们认为可能是暂时的，是脑损伤和缺氧症的共同作用，那是一个合理的假设——”
“对不起。”我说，“缺氧症？”这个词让我停了下来。
“对不起。”他说，“通俗的说是缺乏氧气。”
我觉得天旋地转，一切都开始收缩变形，似乎在越变越小，或者我在变大。我听见自己在说话：“缺氧？”
“是的。”他说，“你有脑部严重缺氧的症状。有可能的原因是一氧化碳中毒——不过没有发现相关证据——或者颈部受压导致窒息，你脖子上的痕迹也与此相符。不过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濒临溺死。”他停顿了一下，等我消化他告诉我的东西。“你记得什么有关溺水的事情吗？”
我闭上了眼睛。我只看见枕头上放着一张卡，上面写着我爱你。我摇了摇头。
“你康复了，可是记忆没有改善。你在医院住了一两个星期，刚开始在重症监护病房，然后在普通病房，等可以转院以后你就回了伦敦。”
回了伦敦。当然。我是在酒店附近被发现的；一定离家有些距离。我问发现我的地方在哪里。
“在布赖顿。”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在那儿吗？跟这个地方有什么联系吗？”
我努力回想自己的假期，却什么也没有想起来。
“不。”我说，“什么也没有。反正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去那里看看，也许有帮助。看看你还记得什么？”
我觉得自己身上涌起一股寒意。我摇摇头。
他点了点头：“好吧。当然，你在那儿的可能原因很多。”
是的，我想。但只有一个牵扯到了摇曳的蜡烛和玫瑰花束，却不涉及我的丈夫。
“是的。”我说，“当然。”我有点好奇我们中有谁会提到“外遇”这个字眼，还有本在发现我到了哪里以及为什么到那里之后的感受。
那时我突然想到了本为什么要对我隐瞒失忆真正的缘由。他没有理由要提醒我曾经——不管时间有多么短暂——我选择了另外一个男人，而不是他。我感到一阵寒意。我把另外一个男人置于我的丈夫之上，现在回头看看我付出了什么代价。
“后来呢？”我说，“我搬回去跟本一起住了？”
他摇了摇头。“不，不。”他说，“你病得还是很重，你不得不留在医院里。”
“多久？”
“刚开始你是在普通病房，待了几个月。”
“然后呢？”
“转病房了。”他说。他犹豫了一下——我以为要开口让他说下去——接着说，“到精神科病房。”
这个词让我吃了一惊。“精神科病房？”我想象着那些可怕的地方，挤满了号叫的、错乱的疯人。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待在那里。
“是的。”
“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到那儿？”
他说话的声调很轻，可是语气隐隐透露出了恼火。突然间我感觉很确定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一切，也许还经历过很多次，大概是在我开始记日志之前。“那里更安全。”他说，“那个时候你身体上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可是你的记忆坏到了最低谷。你不知道你是谁或在哪里，你出现了妄想的症状，说医生们阴谋对付你，你一直试着逃跑。”他等了一下，“你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给你换病房既是为了保护你自己的安全，也是为了其他人的安全。”
“其他人？”
“偶尔你会大打出手。”
我努力想象那是什么情形。我想象有人每天醒来都感到迷茫，不知道他们是谁、在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在医院里。想要寻求答案，却找不到。周围的人对他们的了解比他们自己还要多。那一定是地狱一般的经历。
我记得我们在谈论的是我。
“然后呢？”
他没有回答。我看见他抬起了眼睛，目光越过我落在咖啡馆的门上，仿佛他在观察着、等待着。可是那儿一个人也没有，没有人开门，没有人进来或者离开。我很好奇他是不是真的在想着逃跑。
“纳什医生，”我说，“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他说。现在他的声音几乎低成耳语了。我想，以前他告诉过我这些，可是这次他知道我会写下来，这些东西伴随我的时间不再是几个小时。
“多久？”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又问了一遍。“多久？”
他看着我，脸上的表情既是悲伤又是痛苦。“7年。”
他付了账，我们离开了咖啡馆。我感到麻木。我不知道自己原本在期待什么、原来猜想病得最厉害的时候是在哪里熬过的，可是我没有想到会是在那里，与此同时经受着各种各样的痛苦。
我们走在路上，纳什医生向我转过身来。“克丽丝。”他说，“我有一个建议。”我注意到他说话时口气很随便，仿佛他是在问我最喜欢哪种口味的冰激凌。一种只可能是假装出来的随意。
“说下去。”我说。
“我想如果去看看那间你住过的病房可能会有点帮助。”他说，“你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
我马上有了反应，不由自主地喊：“不！”我说，“为什么？”
“你在经历回忆。”他说，“想想我们去拜访你的老房子时发生了什么事。”我点了点头。“那个时候你想起了一些事情，我想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发生，我们可以激发更多回忆。”
“可是——”
“你不一定要去。不过……嗯，我会说实话。我已经跟他们联系过、作了安排。他们很高兴欢迎你去，欢迎我们去。什么时候都行。我只需要打个电话，让他们知道我们动身了。我会和你一起去。如果你觉得痛苦或者不舒服，我们可以离开。会没事的。我答应你。”
“你觉得这可能会帮我好起来吗？真的？”
“我不知道。”他说，“不过有可能。”
“什么时候？你想什么时候去？”
他停下了脚步。我意识到停在我们旁边的车一定是他的。
“今天。”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今天去。”接着他说了一些奇怪的话。“我们没有时间了。”
*****
我不一定要去。纳什医生没有强迫我同意去。可是，尽管我不记得这样做了——实际上记不起的东西太多了——我一定是答应了。
路途不长，我们沉默着。我什么也想不到，想不到什么可说的，没有什么感觉。我的头脑一片空白，干干净净。我把日志从包里拿出来——也不管我已经告诉纳什医生没有带——开始写最新的记录。我想把我们谈到的每一个细节都记下来。我静悄悄地地记着，几乎不假思索。停下车穿过有消毒水味道的走廊时我们没有说话，走廊闻起来像陈咖啡和新鲜涂料混杂在一起发出的气味。人们坐在轮椅上、吊着输液瓶从我们身边经过。墙壁上的海报有些脱落。头顶上的灯闪烁着发出嗡嗡声。我脑子里只有在这里度过的7年。那感觉像一生一般漫长，可是我却一点儿也不记得。
我们在一扇双层门外停了下来。“费舍尔病房”。纳什医生按下墙上对讲机的一个按钮，对着它小声说了几句话。他错了，门打开的时候我想。我没有挺过那场袭击。打开那扇旅馆房间门的克丽丝·卢卡斯已经死了。
又是一扇双层门。“你没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