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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师以后，每天只拿三角工钱。父亲一直找不到事情做，我们弟兄几个做工，勉强只够自己吃，养不起家，母亲和妹妹替人家洗点衣裳，收入也有限。家里的生活照样苦。父条经不起生活的熬煎，慢慢变得疯疯癫癫，后来得了瘫痪病，成天躺在床上。到大冶第二年，没有过完冬天就死了。
矿工们最害怕春天。一到春天，事故就一天比一天多。这年大水冲倒了煤井，灌满了第三层直井；淹了井底所有的采煤横井。矿主为了继续采煤，在竖井中，用升降机吊着电动水泵抽水。
水泵安在井口，抽完一段，用升降机吊起来，着人下去垫好枕木，再往下移。就这样白天黑夜地抽水，凶猛的水流还是直往上翻。
这直井不是砖砌的，只用洋松木搭起架子，四围安上木板，一层叠一层。一直从井底叠到井口。这天又要移动水泵了，苦差事照例派到我头上。我和机器修理间的工人们攀着木架往下溜，安好枕木，移下了水泵。最后，还得安一盏电灯，我背着工具袋，提着电石灯，爬上爬下。我抱住一根木柱，想把线接上，不料这粗大的木柱被水泡烂了，两手一使劲，木柱就倒了下来。我随着木柱左碰右撞，直往井底落。电石灯掉在井下摔碎了，煤井里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眼看要粉身碎骨，忽然被下井的梯架挡住，一头撞到搁梯子的木板上。虽然摔昏了，却没有掉进井底。
在井口等我的伙伴们，听见这可怕的响声，都趴在井口往下看，喊了半天也没回声。他们找来了畚箕和吃饭的筷子，一齐顺着木梯爬下来，打算用筷子来拾我的碎骨头。
下完第五架梯子，才发现我一只手挽着梯脚，昏倒在木板上。他们马上用绳子捆住我的腰，把我抬到升降机吊篮顶板上，司机慢慢开动吊篮，把我送出了井口。
工头走过来，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说道：
“回家给老祖宗烧香磕头吧！没死就算便宜。”
第二年春天，煤窑又被大水冲倒，一时无法恢复。老板决定和后山的富华煤矿合井，改名源华煤矿。井且趁机会大批裁人。在翻砂厂学铸工的弟弟被裁掉了，失业在家。我带的学徒吴昆也被裁掉了，没法生活。逃到萍乡煤矿去了。我能吃苦干活，工资又少，虽然勉强留下，也养不了家，母亲只得随着妹妹逃到萍乡煤矿去。工头怀着鬼心眼，死和我作对，借口两矿人员调整，把我调到后山富华煤矿电机修理厂去。
富华煤矿在高山那边。头顶满天星，我就起来上工。想起生活这么艰难，又气愤，又着急。谁知道那边还有什么鬼把戏！
春天的寒风，带着一股水腥气，轻手轻脚地溜过江面，远处传来煤车急驶的轰隆声。我刚刚跨进车间门口，胡工头就迎过来说：
“吴师傅，你来的正好，电动机昨天烧毁了，你去给修理吧！”
我心里一愣，明知是有意为难，也只得硬着头皮答道：
“修就修吧！”
我拆开电动机一看，线圈全烧毁了，要装新的。我把线圈的连接法和一切数字记在小本子上，领了材料，就开始工作。
花了一个星期时间，电动机总算修好了。我用仪器仔细地检查了每个新装上的线圈，同事们帮忙装好电动机，接好了电线。只见胡工头神气活现地走到电屏前，右手握着开关的手柄，望着我问道：
“吴师傅，开吗？”
我第一次做这活，根本没把握。蹲在电动机旁，心里七上八下，大家一齐望着我，等我回答。我狠了狠心说：
“开吧！”
胡工头推上了开关，电动机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迅速地转动了。胡工头瞟了我一眼说：
“你的运气不坏！”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下了，伙伴们也长出一口气，替我庆幸。头一关总算过来了。
没过几天，刚响过下班的汽笛，同事们忙着收拾工具，回家吃晚饭。煤窑里的升降机忽然发生了故障，煤车拥挤在窑里，无法运到外面来。胡工头又跑来对我说；
“吴师傅先别走，麻烦你下去一趟吧。”
我清理了工具，走进煤窑。司机黄师傅慌慌张张对我讲了升降机的毛病。我急忙开始修理，井口下煤车越挤越多，站井口的工人拼命拉动钢丝，撞得井口上的钟乱响，催促司机赶紧开车。
运转器修好了。黄司机走上司机台，握着运转器的手柄，开动升降机。还知怎么搞的，他把手柄推错了方向，机器立刻发出像牛叫的怪声，电动机的电刷环上喷出了火花，升降机的吊篮顶住了大滑车。黄司机吓得没了主意，呆呆地握住手柄不动，眼看升降机就要毁了。我正蹲在机器旁边收拾工具，准备出窑，一看不好，连忙跳到配电盘前，拉掉总开关，切断了电流。
检查了机器，幸好没出毛病。这样一来，救了黄司机，也保住了升降机。黄司机呆了老半天，才说出话来。他连连向我道谢。我满心欢喜地走出了煤窑。
第二天早晨，我刚走到车间门口，胡工头堵着门说：
“吴师傅，明天你不用来了。”
“为什么？”
“上头的命令，矿师说你昨天把升降机弄坏了。”
我为人处事，一向都是小巷子里抬竹竿，直来直去，但是，越是这样，饭碗越颤得厉害。严酷的事实一件件告诉我，这些爪牙结了帮，个个心毒手辣，最会赶尽杀绝。“凭本事吃饭”，只不过是可怜的幻想罢了。
就这样不声不响被开除，太便宜他了。拼上这条命，也得出口冤气。我找到黄司机，把我被开除的事告诉了他。黄司机也气愤地说：
“亏你救了我，怎么要罚你？那是我的错，要罚就罚我。我去替你证明！”
我们一起到了办公室。矿师跷起脚，左手撑在桌上，背着我们抽雪茄，半天才转过身来。眼一眯问道：
“你们来干什么？”【wＷw。Ｚei8。Ｃom电子书】
黄司机把昨天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并且承认是自己的错。那矿师不等他说完，就瞪眼骂道：
“放屁！人家都说是吴运铎弄坏的，你怎么知道不是他的错！”
我头上冒火，勉强压住怒气问道：
“你到底讲理不讲理？……”
这鸦片鬼立刻大发脾气，拍着桌子喊道：
“来人！拿棍子来！”
我看他真要打人，心想：这正对劲，我就和你拼了。顶多坐上几年牢，死了还是这几根硬骨头。我卷起袖管，向前走了一步：
“来吧！只要你敢动手，看我把你打扁！”
听差的拿来棍子，一进门看见这阵势，回头就走了。矿师知道讨不了什么便宜，威风先杀了一半，只好自己找梯子下台：
“人家都说是你把升降机弄坏的，一清早胡工头就来报告了。”
“工头没有下窑，他怎么会看见？”
“等会我再调查，你们去吧！”
第二天，我照常去上工。
觉悟
清晨，阳光照到鸡头山顶，江水沸腾了。就像是才出炉的钢水，闪着金光。鸡头山伸长脖子，插到江心，只给江水留下一条狭窄的通路。浩荡的江水奔到鸡头山下，碰到岩壁下，卷起巨大的漩涡，然后带着一股冲力挤过闸门，愉快地叫嚷着奔往东方。
生活也正如那险恶的漩涡。人一陷进去，就跟着旋转，挣扎，呼喊，……我在生活的激流中，左冲右撞，冒着风险，步步搏斗，景况一点不见好转。在我跟矿师闹翻以后，又被调回到原来的富源煤矿，照样受欺压。我开始怀疑起来：拼来拼去，最后吃亏的还是我，得胜的总是那些坏蛋，这是什么道理？哪里才有出路呢？
正好抗日战争爆发，把我带进热血沸腾的生活里。
矿上的小学举办了抗战讲座，讲师就是小学的干仲儒校长。一到晚上，工人成群结队去听讲。我家也成了爱国工人们的集会场所。不久，我们租了两间房子，贴上标语，搬来桌椅，组织了工人时事座谈会。我们又在矿区的要道口，竖起木板，每天下班。把报上的消息抄写在大张的纸上贴出去。
从武汉来的救亡青年，一到大冶，就来找我们，教我们唱歌，给我们解答问题。就像一阵春风吹来，长期冻结的冰河奔流起来了，工人们唱出了内心的声音：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我们组织时事座谈会的消息一传出去，山后利华煤矿的工人也动起来了，还特地派人来要求我们帮助。
我时常乘上煤车，沿着空中索道，越过丛山，到工棚去开会研究工作。在这火热的日子里，工人之间变得更亲密了。我感觉到个人的力量不是增加了一两倍，而是千万倍。
一天黄昏，我沿着灰尘滚滚的公路回家，迎面来了一群人，领头的是干校长，他老远就向我喊道：
“老吴，快来！我们正找你！”
干校长一手拉着一个穿工人服的人。那人向我点头微笑，不等我问活，他就自我介绍说：
“我叫张明，是来这里向你们学习的。”
我楞了一下。干校长接着说明他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工作，才从武汉来的，准备在矿区建立发行站。
从这以后，张明天天来找我。他从国民党监狱里刚出来不久。偶然掀起衣裳，身上就露出一块一块的疤痕。他受过电刑，坐过老虎凳，他不屈服，坚持过来了。最初我还管他担心，他是这样瘦弱，看来一阵风就会把他刮倒，但是他常常东奔西跑，成天不落脚，参加座谈会。找人谈话，直到深夜，好像永不知累，有一天，我问张明，他这劲头哪里来的？他笑着说：
“这是大家的事，干起来才有劲。就是累，心里也快活！”
张明还说：一个人眼光远大，目标明确，生活才有意义。从他那里，我开始懂得了革命道理，了解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我们受穷受苦受压迫，难道是因为懒惰吗？不！我热爱劳动，而且花了心血，我们工人是不靠欺诈生活的。我总希望把活干得更好些，也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感到真正的快乐。难道说我们愚蠢吗？不！我们凭耳朵就能听出机器有什么毛病，甚至用鼻子也闻得出发电机内部发生了什么障碍。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费了许多心血，还被踩在脚下？原来不是别的，只因为社会上有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在这个吃人的社会里，真正的劳动者受轻视，受压迫，苦不堪言；而那些吸别人血汗过活的人，脚不动，手不抬，天天养尊处优。这真是太不合理了。为了最后消灭这人类最大的不平，许多先驱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被绑赴刑场的时候，他们被活活钉在门板上的时候，都不曾对革命事业发生丝毫动摇，他们为伟大的理想牺牲了个人的一切。活在世界上，就应该做一个这样的人。
张明还说：中国工人阶级受的痛苦非常深重。本国的剥削阶级的剥削压迫以外，还要加上外国的剥削阶级——帝国主义的侵略，苦难重重，要想得到解放，凭个人力量是不行的，只有更多的人都觉悟了，行动起来，才能达到目的。团结斗争就是胜利的保证。在今天，应该首先集中力量来反对当前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胜利，然后才能建设理想的幸福的社会。
我明白了这些道理，就希望我的伙伴们也能赶快明白这些道理。《新华日报》是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的，我觉得应该让它广泛地送到工人们手里去。我们在矿上成立了《新华日报》推销站，专门请了一个小孩送报。每天下午四点钟，由汉口来的轮船一靠码头，小孩就上船去取报纸，按时送给订户。张明见工人们生活困难，不收报费，但是工人爱护自己的报纸，省吃省喝也要交报费。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表面上虽然允许《新华日报》公开发行，暗中却想尽一切方法来限制，有时借故没收报纸，有时在轮船码头上，毒打报童，抢走报纸，我们就组织起来“护报”，使报纸能继续发行。最后矿上强迫摊派国民党反动派出版的反动报纸，硬在工资内扣除报费，但是始终得不到工人读者。
不久，张明走了。他撒播下的种子，在矿工中间生长了。这时候，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的消息越来越多，而八路军却开向最前线，工人们把一切希望都放在遥远的北方，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线，把北方和我们联结起来。我细心地阅读着八路军的每一个战报，每一个缴获的数目字。有一次报上说，朱总司令号召全国人民募捐为八路军战士制备防毒面具，我像接到了动员令一样，半夜里跑到小学校去借来一架油印机，自己刻蜡板、印收条，天一亮，就去找工人们募捐，凑了四十多块钱，当天由邮局寄给了《新华日报》。我们觉得，寄去的不只是钱，还有我们的心，用我们工人的心保卫我们自己的战士。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害怕工人群众觉醒，他们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