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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黄忠被封为讨虏将军，赵云被封为翊军将军，刘封被封为副军中郎将。原本只是一等兵的魏延，则如同坐上直升机一般，一口气升到了牙门将军，成为蜀军中最炙手可热的军事明星。
刘备的老班底糜竺、孙乾、简雍也各拜为将军。另外三蜀中的广汉郡太守一职，则交给了一个叫夏侯纂的旧部。关于这个夏侯纂，其背景不详，但从他和秦宓交往频繁这一点来看，应该不是蜀人。
除了以上两类功臣之外，还有一类人在刘备集团获得了跳跃性的发展。这类人可以被定义为东州集团，但笔者认为，对他们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旅蜀荆州人”。
由于刘焉家族本身就出自荆州江夏，因此吸引了许多荆州人士入蜀仕官。这些旅蜀荆州人一方面熟知巴蜀民情，另一方面又能够和荆州统治集团沟通，于是便成为了刘备和巴蜀本地最好的桥梁。
这其中最受重用的便是蜀奸四号李严，他拿到了犍为太守这一重要位置，另拜兴业将军。
另外一位是董和，他是南郡人，原本任益州太守（益州郡和益州是两码事，益州郡大约在今天云南一带，后改名为建宁郡），刘备将他升为掌军中郎将，和诸葛亮共同管理左将军府事，等于是小内阁成员。董和他的儿子董允在后来的蜀汉政权中也备受重用，名列“四相”之一。
除此之外，费观、费祎、邓芝、王连、吕乂等旅蜀荆州人，也备受刘备与之后蜀汉政府的重用。
最后，便轮到那位被曹操忽悠得很惨的刘巴老兄了。此人入蜀才短短几年，应该还进入不了“旅蜀荆州人”小圈子的核心，但他超强的名声却让刘备迷惑，于是刘备便让他担任左将军府西曹掾，主管幕府的人事工作，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长。
相较于以上三类人马，益州本地人的待遇可就差得远了，相对来说算得上显赫升迁的只有黄权和张裔。黄权之前被刘璋外放到广汉当县长，现在刘备将他小升为偏将军，和张飞共守巴西要塞。张裔则被任为巴郡太守。
正所谓“豫州入川，荆楚人贵”，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年底，这个由新旧荆州人所控制的新成都小朝廷便正式挂牌营业了，它将统治益州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虽然益州本地人在之后蜀汉政权中所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但政府实权却始终掌握在荆州人手中，这与东吴政权的“江东化”形成了强烈对比。
这样的“省籍问题”，是导致蜀汉灭亡的原因之一，而单就目前而言，这种“外主内辅”的政权结构，也必然会引起益州豪族的反抗，更何况刘备入蜀之初，还遇到了一些财政问题。
孔明治术
之前刘备允许士兵掠夺成都府库，这当然是一种非常态的激励措施，反正官库也不是我家的私库，所以一般老百姓对此并没有太多怨言，但搬完了之后问题就来了，政府财政出现了赤字。
刘备对此深感烦恼，向新成立的智囊团征询意见，刘巴大概是想将功折罪，便告诉刘备：“这个太简单了，只要发行1∶100的货币，同时平抑物价，派官员监管市场，这样就搞定了。”
刘备一拍脑袋：“我咋就没想到呢？”于是欣然接受了刘巴开出的这剂“特效药”，开始铸造“直百五铢”钱，也就是新钱一元等于旧钱一百元。没过多久，成都府库果然又再度充实了起来。
“金融学家”刘巴的建议是以课“铸币税”（Seigniorage）的方法支持财政，简单来说，就是政府直接印钞票向市场买东西，在忽略成本的情况下，政府想印多少就有多少。然而我们都知道，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的价值取决于金属的成分，并不像纸币可以无限制发行。换句话说，刘巴是借由虚增面额，达到铸币税的效果。
现代经济学课本告诉我们，货币数量的增加会造成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
之前董卓也曾搞过这一套，他发行相当于五铢钱重量六分之一的小钱（就是一元新钱等于六元旧钱），结果导致北方物价飙涨，最后货币不能使用，倒退回以物易物的体制，直到魏明帝后，才重新恢复五铢钱的制度。
“直百五铢”的逻辑也是一样的，但刘巴显然比董卓更有经济学概念，在大量增加货币供给的同时，又进行“平抑物价”与“市场控制”这两项配套措施，以冲抵铸币税造成的通货膨胀。
从现有的史料上，我们不大看得出刘巴是如何“平抑物价”的，或许当时成都府库虽然没钱，但粮草充足，因此在发行直百五铢的同时释放出大量官粮，以此来缓和粮价上涨的压力。至于“市场控制”，可能因为成都市场规模比较小，配合诸葛亮的强力执法，使得物价被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
总而言之，从历史记录上来看，刘巴的政策除了“府库充实”外，似乎并没有太多正面的效果，当然也没什么负面效果，或者说负面效果不明显。
由于笔者是自由经济主义的信奉者，因此对于刘巴经济管制的成效，抱着比较怀疑的态度。
刘备之所以要充实府库，主要是为了支持他庞大的军事开支，或许在刘巴的主持下，通货膨胀的情况较为温和，但对于长久生活在富足、低物价环境中的益州人民来说，这样的改变势必会造成相当的不适跟困扰，如果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省籍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荆州、汉中之役，新成都小朝廷建立初期，蜀中百姓的生活应该承受了很大压力。
然而刘备入蜀之后，巴蜀地区除了小规模骚乱以外，并没有再出现如当年贾龙、赵韪等本地实力派领导的大规模武装叛乱，想来，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一位到目前为止行事都很低调的人，这便是诸葛亮。
现如今某些《三国演义》的翻案者，总是喜欢贬低诸葛亮的地位，说他不得刘备信任，在集团中的地位不如法正，连“谋主”都算不上。在这里，笔者很负责任地说，这种说法不仅仅是低估了诸葛亮，也低估了刘备。
在经过多年的历练之后，刘备已深谙用人哲学，对法正、孟达这种聪明又高傲的家伙，刘备给他们漂亮光鲜的职位，让他们提供天马行空的奇谋。但要担当整个政府的舵手，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聪明，更要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同时还要守纪律、肯吃苦，把加班当作家常便饭，最大的心愿便是死在工作岗位上。而纵观整个蜀汉政府，能够符合上述特征的人，只有诸葛亮。
这时候大约三十二三岁的诸葛亮，仍然算不上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没有太多腾挪纵横的政治经验，所依靠的武器只有严谨而细密的管理逻辑，所以诸葛亮选择了法治，他先用逻辑制订出合理而又周密的法条，然后公平而又严格地去执行。
刘备入蜀后不久，成都小朝廷便颁布了“蜀科”，也就是蜀地的新刑法，由诸葛亮、伊籍、李严、刘巴、法正五人共同制定（注意，没有蜀人），诸葛亮亲自执行。
据说诸葛亮执法严厉，从政府高层到平民百姓都颇多抱怨，法正还为此劝过诸葛亮，说政权新成立不久，强龙不压地头蛇，执法应该宽缓一点。
诸葛亮告诉对方：“二牧政府十几年来从未强力执法，大家只会奉承拍马，有能力者胡作非为。当真是司法已死，只会用职位或金钱去收买人心，最后人家就不会稀罕了，蜀中乱象就是这样发生的。现在我让司法活过来，收紧执法标准，这样人们才会感受到守法的好处，提供的赏赐最多不过爵位，这样大家才会因赏赐而感到荣耀，这才是维持上下秩序的方法。”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管理风格，用八个字来形容，那便是：规矩至上，福利缩水。
不过，从“君子小人咸怀怨叹”的普遍反应看来，诸葛亮的执法显然是公平的，没有既得利益的问题，这至少能消弭先前二牧政权之下，东州人侵凌益州人的问题，也减少了一般老百姓对严刑峻法的反感。反正一切都照规矩来，不分省籍，不分贵贱，没有特权，所有的行为都有可预见的法律结果，这样日子虽然过得苦巴巴，但至少不是“只准州官放火”的那种苦法，大多数老百姓也就默默地接受了。
在接下来的九年，也就是刘备还在世的日子里，诸葛亮一直都肩负着在成都留守的重责大任，蜀汉政权的基本架构也在他手中逐渐成形。
诸葛亮以高效率的行政手段，使得在前方征战的刘备后勤无虞，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诸葛亮就像一支摇滚乐队中的贝司手，当主唱、鼓手、吉他手已经发疯随兴乱飙高音时，他仍然稳定地弹奏着每一个音节，维持歌曲的进行，不至于走调。
于是，在诸葛亮的大力治理下，充满矛盾的巴蜀地区逐渐回复到安定团结的和谐局面（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最终与蜀汉政权结合为一体。
不过，要格外强调的是，诸葛亮虽然为巴蜀民众带来安定的生活，却远远谈不上美好。伴随着苛酷刑罚的是沉重的赋役，从一个锁国不战的二牧政府，换成一个年年对外作战的蜀汉政府，巴蜀百姓所承受的负担可想而知。
很快，巴蜀百姓便接受了第一次极具震撼性的国防教育。
就在刘备入蜀的隔年，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启动了，但这次的对手却不是刘备集团宣传已久的万恶曹贼，也不是汉中的妖道张鲁，这次的敌人是老盟友孙权。
单刀赴会
在刘备攻略益州的三年间，孙权在淮南一带和曹操也纠缠得不亦乐乎。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年初的一场“濡须口之战”虽然最终没能形成大规模混战，却让江东群英见识到了曹操强大的复原能力。建安十九年中，孙权又主动出兵攻击曹操在皖城的基地，对于刘备在西方的行动无暇顾及。
等到建安十九年底，孙权这才得到刘备并吞益州的消息，联想到四年前刘备那番“宁愿自己披发逃入山林，也不许江东攻打益州”的鬼话，三十三岁的孙权不由得怒火攻心，大骂：“大耳贼竟敢诳我！”
当然，靠骂人是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此时已是个成熟君主的孙权，很快便安排下软硬两手措施：软的部分由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负责；硬的部分，则交给一条刚刚培养出来的扬子鳄——吕蒙吕子明负责。
吕蒙是豫州汝南人，出身低微，年幼就投靠在孙策帐下当差的姐夫邓当。十五六岁时，吕蒙年少气盛，因口角杀死了一名官员，后来自首免死，反而被孙策相中，留在左右。
几年之后邓当过世，吕蒙继承其在部队的指挥权。他练兵严谨，深受孙权的喜爱，在建安十三年初征讨江夏一战中担任前锋，立下大功，晋升为横野中郎将。在之后赤壁与江陵等地作战中同样屡有功劳，逐升为偏将军，领浔阳令，镇守荆州和扬州交界大门。
吕蒙原本只是个靠实战一步一个脚印硬拼出来的士官，一直到“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事件发生之后，才智力大增，从“吴下阿蒙”一跃成为一员具有战略头脑的将领。
借荆州以后，吕蒙转回东线，在濡须、皖城之战中都立有功劳，拜为庐江太守，总管淮南要地。但他对西边的荆州战略一直情有独钟，早在借荆州之初，他就针对和关羽的关系，向鲁肃提出过五项机密对策。现如今借荆州也已经过去四年了，联姻策略又告失败，孙权的耐心用尽，差不多该是吕蒙这头鳄鱼游回荆州的时候了。
当时东吴的荆州事务仍由汉昌太守鲁肃负责，由于孙、刘在荆州的界线并不明确，双方部队驻扎呈犬牙交错之状，擦枪走火在所难免。鲁肃总是尽可能地维持两家和平，期望保持南方联盟的和谐。
不过，孙权的这口气实在是憋得太久了，他已经不在乎这种表面上的和谐。建安二十年初，孙权派诸葛瑾来到成都，先恭喜刘备领益州牧，紧接着便单刀直入地告诉刘备：你得了益州，我们承认，所以麻烦你兑现当初的承诺，把荆州还给我们江东。
当时，刘备刚在成都过完征服者的瘾，马上就收到这封存证信函，心里肯定不是滋味。还荆州是不可能的，但在道理上似乎又稍嫌站不住脚，最后刘备只好用了一个超级蹩脚的借口来搪塞，他说：“还是等我得了凉州之后，再还荆州吧。”
说实在的，刘备这话说得实在是没什么水平，这么一来，不但默认了他有归还荆州的义务，同时还给人留下一个“找借口赖着不还”的坏印象，实在毫无道理可言。不过，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刘备大概也找不到更好的理由了。
果不其然，孙权一听这话顿时火冒三丈，他悍然采取了单方面行动，直接对外宣称拥有长沙、桂阳、零陵三郡的主权，并派出官员上任。而另一边，关羽也是个不会让步的人，他马上派兵驱逐了所有江东官员。
孙权自然也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