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 第65部分

于伶怀着兴奋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霞飞路DDS咖啡馆楼上，一眼就看见“小开”正安详地坐在僻静的角落里。

“你们辛苦了。”潘汉年握住于伶的手，用力摇几下，然后放低了声音：“我看报上影剧广告，你们上海剧艺社还在演出。这是个信号，说明没有遭到什么破坏，你本人也还安全。我就试打个电话，不想这么快就见到你。”

“璇宫离这里很近……”

“今天没有别的事，我刚到。要请你设法转一份密件上去，行吗？”

“没有问题。老孙还在，我立即交给他。”

老孙是地下文委书记孙冶方。

又是两年过去。1941年的一个秋夜。

董慧到辣斐花园剧场找于伶。于伶一见阿董出现，眼睛立即发亮了，阿董来准有“小开”的消息。

董慧约他走出剧场，到霞飞路底盖世宫咖啡店坐下，悄悄告诉他，明天下午去巨泼来斯路（安福路）三友浴室定个房间，晚上“小开”和老刘要来找他。

老刘就是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

1941年初“皖南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对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革命力量采取突然袭击，指示江苏省委尽快作出应变措施，保存力量，作长期的隐蔽斗争。潘汉年为此事专程从香港来上海。他同刘晓一起先约于伶谈话，讲了党的部署，询问了有关情况，商量了一些办法。后来，又换了个地方，约了更多的同志讨论了应变方案。

就在这次会面时，潘汉年通知于伶，党决定他离开上海去香港。

同潘汉年交往中的一个个镜头，依次在心头映过。这完全是共产党员之间的革命关系，有什么问题呢？有什么可揭发的呢？

五

过了“五一”节，于伶这间本来探视者不断的病房，突然变得清静了，有时接连几天，除了妻子柏李和孩子们，竟没有一个人来。柏李来时，也是轻声低语，不多说什么。病房里欢快的谈笑声消失了。

小护士倒常常问：

“于局长，怎么这些天来看你的人少了？”

于伶是哑子吃馄饨——肚里有数，只好苦笑一声：“大家工作都忙。清静点好。”

“倒也是。”小护士点点头：“我看你在病床上还要谈工作，也太辛苦了。有的小青年也不识相，人家病在床上，还要一趟一趟来谈什么剧本，真是寻开心！”

“不，不，”于伶微笑摇摇头：“人家也是诚心诚意的。你要知道，写个剧本也不容易。我反正不是什么要死要活的病，不碍事的。看着剧本，谈谈话，也是一种休息。”

话虽如此说，他的心头却不能不感到苦涩，分明人们都已风闻于伶同潘汉年案件有牵连，甚至可能还得到通知，暂时不能来往了。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一些彼此相知的老朋友。

一天下午，叶以群同志来看望他。

叶以群同样由于潘汉年案件而遭到靠边审查。他满怀忿感，面容惨淡。他想安慰于伶，又觉得此时此地，也不必说什么；彼此的心情，两人都知道，彼此的疑问和惶惑，也是相同的，谁都解答不了。

于伶斜靠在床上，以群坐在床边小沙发上，都不开口，默然枯坐，戚然对视，一切尽在不言中。坐了近两个小时，护士推小车送晚饭来。以群看看手表，站起身，朝于伶望了一眼，轻轻点点头，不辞而别。

望着以群消失的背影，于伶好容易才忍住涌溢出来的泪水。

六

盛夏时节，于伶在病床上读到7月18日报上刊登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这样一段话：

“潘汉年、胡风两代表因为已经发现他们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务委员会在第九次会议上和在第十六次会议上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的请求，依照宪法第37条的规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

这是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公布潘汉年和胡风已被“逮捕审判”的消息。

7月27日，公安部长在人代会上发言，题目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文》于伶仔细地读了这个发言全文。读来读去，关于潘汉年的罪状只有这么一句：

《：人》“上海市前副市长潘汉年长期间同敌人的特务机关相勾结。”

《：书》放下报纸，他感到一阵茫然。

《：屋》“长期间同敌人的特务机关相勾结”，多长时间？哪些特务机关？如何勾结？

一阵强烈的怀念紧紧攫住他战傈的心。他忽然想起：潘汉年那天到医院来看他时，忘了把药带回去，后来托吴强转送，也不知转到了没有？

七

秋天，于伶出院回家。

妻子柏李告诉他，市委已经来了通知，要于伶好好在家休息，养病，不用再去文化局上班。局里的工作，已经派了别人在负责。

过了两天，上影厂厂长室的秘书送来两大包信件什物，说厂里出了布告，由电影局任命了代理厂长。她又说，前不久，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在一个会上宣布，叶以群也不再担任上影厂的副厂长，他被免职了。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小雪。有天下午，于伶走出家门，沿华山路去静安寺买药，路上忽然遇到叶以群。他们的住处相距并不远。却已有好些日子没有来往了。

靠在路边梧桐树下，低声交谈了一会。雪花轻轻飘落在他们的头发和脸颊上，带来几分清凉。

“你的问题怎么样了？”于伶关切地问。

“前几天市委组织部通知我，说我写的跟‘小开’有关的材料，算是清楚了。”以群低声回答。

“可以了？”于伶露出一些宽慰的微笑。

“说是可以了。”

“那就该安排你的工作了。”于伶拍拍比他略矮一头的老友的肩膀，有点高兴，“大约不会回电影厂了吧？”

“谁知道呢？”以群平静地苦笑一声：“等着吧。也可能安排到作协去。”

“作协也好。”于伶安慰他：“那边熟人多些，还有巴公在。”

以群嘴角挂着一丝笑意，未置可否。于伶只觉得那笑比哭还苦涩，不由得一阵心酸。

以群被分配到作协以后，编了几年刊物，搞了几年理论批评，担任书记处书记和理论研究所所长，还曾被选为副主席，但是始终未能摆脱艰危的处境。一到十年风暴，他立即被作为“周扬文艺黑线代理人、潘汉年同伙”揪了出来。1966年8月2日黎明前，他正在阳台上，看到作协一名“造反派”好汉正坐着公安局的汽车停在枕流公寓门前，准备上楼来捉他。他就毅然决然从六层楼一跃而下，用自己为革命奋斗几十年的生命对眼前这个被扭曲的时代作无声的控诉。

就在以群跳楼的三个星期之后，于伶也被捕，开始了9年的铁窗生涯。

八

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期间，有一次在北京西苑旅社食堂外面通道上，忽然有人从后边赶上于伶，对他耳语说：

“知道吗？‘小开’和阿董，都已经去世了。”

于伶愕然，回头盯住对方：

“在哪儿？”

“湖南一个劳改农场。他们一直关在那儿。”

“消息可靠吗？”

“千真万确！”

“什么时候死的？”于伶紧追着问。

对方摇摇头，沉默地跟他走了几步，然后说：“好象就是前两年。”

回到房间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夏衍。

夏衍证实了噩耗，并且告诉他具体日期：1977年4月。地点是湖南省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洣江茶场。

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只有轻微的叹息声。

“夏公，你说‘小开’这案子会平反吗？”

“肯定要平反。”电话机里传来夏衍坚定的声音：“三中全会开过了。平反只是时间问题。”

1982年秋天，他又一次住进华东医院的时候，传来了一个使人振奋欢快的好消息：党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

27载沉冤终于得到昭雪了！

“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证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捧读党中央的文件，于伶禁不住一次次热泪奔泻。

唯物主义者不相信鬼神，不相信人死后还会有知觉，但今天，他倒宁愿相信汉年在九泉有知，能听到党在纠正错误以后终于为自己忠诚坚贞的儿子作出的公正评价。

正邪自古同冰炭，忠佞于今辨伪真。一切对善良无辜的人强加的诬蔑诽谤的罪名终究要推翻，一切对忠贞正直的人制造的冤狱错案终究要昭雪。

他在病榻上挥泪写了十四首绝句，悼念亡友。

九

半年以后，1983年4月，于伶接到上海市委的通知，同刘人寿等几人一起去执行党中央交办的一项任务：到湖南迎回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盒，送到北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安葬。

真是使人心酸的历史巧合，他们到达长沙那一天，是4月14日，正是7年前潘汉年在长沙去世的日子。

湖南的同志安排他们休息、参观，去湘潭韶山冲和宁乡花明楼，于伶都有点心不在焉，也有许多感慨。他的心早飞向湘东山区洣江茶场了。

于伶坐在汽车上，泪水涟涟。汉年——亲爱的好战友，我们来接你了！他仿佛看到潘汉年夫妇正从那崎岖的山间公路上一步步向他迎面走来。“小开”仍然那样潇洒秀逸，睿兽的目光似看透了人世的一切忠奸正邪，一切虚伪、阴谋和险诈。阿董依旧那样爽朗热情，朴实大方，发出南国女性真情的笑声。

茶场职工默默地将潘汉年夫妇仅有的一点遗物交给他们：一堆书籍，几件破旧衣服，一些零碎生活用品。

潘汉年临终前交待过：他的西服和董慧的旗泡，捐赠给话剧团当演出服装；董慧坐的轮椅，送给需要的残疾人；他的一支笔，给照顾他俩晚年生活的茶场职工家属黄菊珍，他们不可能送钱给那位心地善良的妇女，他们身边也没有钱，只能以这支用了多年的笔留给她做纪念了。

茶场职工再没有提供有关潘汉年夫妇逝世时的细节。他们是在长沙先后去世的。只有一位老职工记得，潘汉年病重送长沙抢救，几天后董慧得到通知也赶去了。临行前，她对邻居说过一句话：“老潘将来会复活的。”

阿董，你说得对，老潘终于在人们心里复活了！

他们回到长沙，在郊外面对湘江的一块荒坡上，找到潘汉年的埋骨处。一块粗糙的木板标志上写着：

77—652萧叔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立

这就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功勋卓著的革命家潘汉年的长眠地。

十

3个月后，于伶在《新观察》上读到一篇《潘汉年狱中遗诗》的文章，署名阳江。作者回忆了他在洣江茶场结识潘汉年的经过和他们之间的交往，叙述了潘的最后时刻。于伶噙着热泪，一遍一遍地读文章的有关段落，仿佛见到了故人的最后姿影。

“我第一次在湘赣边九龙山区西麓的茶场里看到潘汉年同志，是1976年春节的前一天。场部要举办全场各队犯人的文艺会演，我们几个人在大礼堂布置舞台。休息时，我看到一位消瘦的老人，身穿破旧的藏青毛料衣服，手提蔑织圆篮，拄着手杖，从礼堂前面的小马路走向场部商店。商店里人很多。他站在柜台边的人群后面，让其他顾客一个一个挤到前面买东西，自己在后面等着。子弟学校的一位女教师看到他，让他上前去买了味精、酱油、白糖、花生之类的东西。老人含笑点头致谢。走出店门，他又向一个农村妇女买了一些鸡蛋，蹒跚着走回场部职工宿舍区。这时后边有几个儿童追上来，使劲地喊：‘潘汉年，你买鸡蛋还没有找钱哩！’

我心头骤然一紧，定睛打量，原来他就是潘汉年。

只见他回转身来，彬彬有礼地接过找回的钱，低声道了谢。随后，他的背影便消失在拐角的苦楝子树后面了。

一天傍晚，场部前坪放映电影《大浪淘沙》。我看见潘老推着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妇（董慧同志）乘坐的轮椅，停在场部食堂的避风处。当影片中的故事演到北伐高潮来临时，主人公每一次斗争的胜利都使这两位老人高兴，董大姐还报以嘻嘻的笑声。当‘四一二’事变后反动派屠杀革命志士的场面出现时，只见潘老仰望垦空，发出一声长叹。电影终场，潘老在人流的后面推着轮椅，沿着食堂至干部宿舍的林荫道，走到尽头的一栋两开间的小平房前。

22年的冤狱，使他青锋磨尽，虽然意识到平反昭雪是势所必然，但是，他说过，只怕自己等不到那一天。当我利用一个倒班的休息日，再去潘老住处的时候，听说潘老病倒了，场部用救护车把他送往长沙抢救；几天后，董大姐也去了。后来听说，潘老患的是肝癌，于3月23日送湖南医学院第二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