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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还向陈果夫、陈立夫派来的张冲说明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件，表示陈立夫如果要去西安，他可以陪同前往。潘汉年从宋庆龄、张冲那里分别获悉了南京方面的种种动向之后，便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赶到南京秘密会见了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商定由端纳陪同宋氏兄妹去西安参加谈判。另外，又同陈立夫面谈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国共合作抗日的基本条件。
西安事变很快就取得了比较圆满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共正确主张的胜利。也少不了潘汉年的一份努力。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经过周恩来等同蒋介石的多次谈判，终于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局面。宋庆龄闻讯后“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在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潘汉年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宋庆龄作出了极为重要的特殊贡献。
1937年12月23日，距芦沟桥事变仅5个月16天，上海、南京都已沦落于日本侵略者之手。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居住在上海的宋庆龄的安全，毛泽东、周恩来特地从延安连拍两次电报，建议她离沪去香港。潘汉年收到电报后，立即派交通联络员李云（祝秀贞）转达给宋庆龄。宋庆龄接到第一次电报，表示还有许多事要处理，暂缓离开上海。接到第二次电报，她才决定离沪去港。这天早晨，她惜别了居住多年的莫利哀路寓所，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护送和李燕娥陪同下，到达公和祥码头。由李燕娥陪同登上一艘德国邮船驶往香港，潘汉年派李云在船上陪同前往。
宋庆龄到达香港后，为了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在五大洲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争取国际友人、海外侨胞的援助，支援抗日战争，支援正在敌后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依靠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于1938年6月组织了有国际友人参加与支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潘汉年也于1937年12月撤离上海到达香港，和廖承志一起继续从事统战工作，并领导一部分秘密工作。在香港，潘汉年参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廖承志一起向海外华侨募捐寒衣，运送给八路军。他还参加了宋庆龄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宋庆龄领导“保盟”向海内外许多友好团体和人士募集了大量医药物资等，源源不断地支援八路军、新四军，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周恩来紧急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立即帮助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离港。9日，宋庆龄从香港启德机场乘飞机飞抵重庆。香港沦陷后，潘汉年将工作重心移至上海，继续进行情报工作。1943年1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部长。1944年11月，赴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在沈阳、北平、上海、香港等地开展统战工作及情报工作，并为解放区提供紧缺物资。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1945年日本投降；1949年蒋介石政权覆亡。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5月初，潘汉年奉调到北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分别接见。随即南下经丹阳于26日进入上海。27日，苏州河边的枪声完全停息，上海解放了。当天，受命任副市长的潘汉年和陈毅市长一起到宋庆龄寓所（淮海中路1843号）拜会她，向她致以亲切的慰问并征询她对接管上海的意见。作为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曾多次看望宋庆龄，并经常关心她的生活，宋庆龄为此曾亲笔写信给潘汉年表示谢意。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宋庆龄，在从事国务活动的同时，始终特别关怀妇幼保健卫生和儿童文化教育工作。她认为，这是为祖国缔造未来的重要工作，应当更好地开展起来。1950年5月29日，宋庆龄致函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并附去25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以及她所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它的前身是保卫中国同盟）工作计划、预算草案等抄件。信中说：“我建议他（周总理）通知你们关于接受我们的计划和预算一事，以便你们提供必要的经费，为我们开展工作之需。……中国福利基金会一直为上海和全国人民服务，将来，我们将更全心全意地做好这项服务工作。”宋庆龄还亲自提名潘汉年担任中国福利会首届执行委员会委员，潘汉年欣然表示同意。7月25日晚，宋庆龄在她的寓所（淮海中路1843号）主持召开了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潘汉年出席会议，参与讨论《中国福利会章程（草案）》。1954年5月30日，潘汉年还和谭震林、陈丕显等一起到少年宫参加少年儿童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联欢晚会，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了难忘的欢乐的夜晚。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开会期间突然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从此，宋庆龄就再没有见到过这位在30年代、40年代、50年代曾和她多次交往、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共代表和新上海的副市长了。1981年5月29日，88岁高龄的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在北京病逝。她在临终前并不知道潘汉年已于1977年4月14日逝世于长沙。
8。3 夏衍与潘汉年的挚友情①
①本文原载《炎黄春秋》1995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略作删改。
尹骐
文坛巨子、革命前辈、与世纪同龄的夏衍同志不幸逝世了，他正在写着的第二部《回忆录》，其中包括有最精彩内容的他与潘汉年的交往……未能写出就离我们而去了，这真是一大憾事。
笔者曾经接触到有关夏衍与潘汉年交往的若干资料，并为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战友深情所感动。我想把它们记述下来，虽然无法和当事人的直接回忆相比，但也可以窥见其中若干精彩的历史风貌。
20年代末，在左翼文学战线上共商团结大计
夏衍和潘汉年相识，是在他从日本回国后，到创造社出版部给《洪水》编辑部送稿，潘汉年当年在《洪水》当编辑。不过，这只是匆匆的一次会晤而已。还算不上真正相识。
夏衍与潘汉年真正相识是在1929年的秋天，即左联开始筹备的前夕。这时，夏衍从日本回国已经两年多。他是在血雨腥风的“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不久回国，并且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入党后，夏衍以主要精力从事革命活动，同时也开始了以翻译为主的著述生涯。到1928年冬，他就已经成为上海中国著作者协会的成员，并当选为执委，已经是一位知名的文学翻译家。潘汉年入党的时间比夏衍只旱半年多一点。但他经过北伐战斗的洗礼和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考验，这时已经从一个普通青年作家成长为一个相当成熟的革命战士，并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夏衍在会见潘汉年之前，已经听了洪灵菲传达的中央精神，应解决左翼文学运动内部的纷争，停止由创造社、太阳社挑起的和鲁迅、茅盾之间有关革命文学问题的论战，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左翼作家联盟组织。潘汉年作为文委书记，原先也是创造社成员，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消除隔阂筹组左联的重任。他一面拜访鲁迅，虚心听取鲁迅的意见广面在他主编的《现代小说》上著文，带头作自我批评，以消除歧见，促进团结。与此同时，他约见夏衍谈话，要求夏衍和冯雪峰、柔石等党员作家在消除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的隔阂方面多做工作，让这位从未写过文章卷入争论的党员作家充分发挥沟通对立双方促进团结的作用。
潘汉年约见夏衍的这次谈话，成了他们正式交往的开始，也成了他们后来建立深厚革命友情的起点。当时，29岁的夏衍虽然在学历和社会经验方面都胜于23岁的潘汉年，但因潘汉年是代表中央文委的上级领导，夏衍对潘的谈话表示了充分理解和尊重，并且立即就全力以赴投入工作，积极推动左联筹备工作的进程。
数月之后，在潘汉年、夏衍和其他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左翼文化战线终于出现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大好局面，组成了以鲁迅为旗帜，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左翼作家联盟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分支机构。正是在左翼文化战线上共谋团结大计这一历史性的活动中，夏衍和潘汉年之间不断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夏衍看到了潘汉年的朝气蓬勃、精明干炼和勇于负责的革命精神；潘汉年则看到夏衍的忠厚沉稳、博学多才和献身革命的宝贵品格。这两位文化名人和革命战士之间的战斗情谊便由此而建立、发展，并且不断地巩固和升华。
30年代初，在隐蔽战线上的心灵沟通
左联成立后不久，夏衍和潘汉年就因革命事业的需要而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上战斗。夏衍继续在左翼文化阵地上担负组织领导工作，为团结革命文艺工作者，为左翼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做着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在戏剧与电影领域内，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成为我国左翼戏剧与电影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潘汉年则很快就离开了左翼文化运动领导岗位，成为一位社会活动家和职业革命家。1930年夏开始，他便越出了左翼文艺工作范围代表党发起、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的革命社会团体，包括“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反帝大同盟”等。还参加了以救援受难者及其家属为主旨的“中国革命互济会”的领导工作。1931年初，他被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层的工作。1931年5月初，他又被调到中共中央保卫机关——中央特科，担任情报科长职务，并参加特科的领导工作。
当年，中央特科的一切活动，包括它的存在，都是极为机密的。中共中央也只有少数主要领导人掌握特科的情况。为了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生存并发挥作用，特科干部都必须减少以至切断和外界的联系，包括要好的朋友乃至某些亲属在内。在一般情况下，特科干部不仅要严守机密，而且要求把自己的身份隐蔽起来，让自己的政治面目表现得灰色一些。潘汉年到特科工作后，就象他的老朋友之一楼适夷后来形容的那样，这位原先十分活跃的文化人，忽然就销声匿迹了，再也难见到他。即使偶然在某一场合碰见他，他也只是稍稍点个头，就算招呼过了，马上就避开去。
潘汉年的这种异常态度及其有时表现出来的灰色面目，曾经引起了不少同志和朋友的误解。但夏衍在潘汉年销声匿迹之后，不仅没有对他产生误解，而且依然是那样的完全给予信任和真诚地无保留地支持。
潘汉年离开左翼文化战线后，在思想上仍然关注文化战线的许多事情。特别是关心一些老朋友的工作情况。有一天，他忽然约夏衍到爵禄饭店见面。这时，他们已有好几个月没有见过面了。一开始夏衍便忙着问潘汉年这一段时间到哪里去了？潘回答说，什么地方也没有去，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岗位；夏衍又问他是做什么工作，他就避而不谈。夏衍对此也毫不介意，更未引起什么误解，仍象过去一样向潘谈了许多文艺工作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潘汉年也仍象过去一样仔细倾听着，随后便告诉夏衍两件事：一是要他转告主编《文艺新闻》的袁殊，对国民党社会局长吴醒亚不要存有幻想，以防不测；二是告知中央已决定由翟秋白来领导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今后这方面的事将会好办些的。
193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潘汉年又一次约夏衍见面。见面后，潘汉年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把夏衍带到薛立华路的一座小洋楼里去见一位50岁出头的绅士模样的人物。潘汉年对这位绅士说，他自己要出一趟远门。然后就将夏衍介绍给这位绅士：“今后由他和你单独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我们是老朋友。”潘汉年既不向夏衍说明这位绅士的姓名和身份，也不说明为什么要和他单独联系。离开小洋楼之后，潘汉年也只向夏衍简单交代说：“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