竦痴ǘ崂墓ぞ撸⒉皇俏ど探绶竦摹Ｏ衷谌嗣裾庋ど探缛耸孔畔耄谛暮苁钦穹堋：耗晖净拐髑罅斯ど探缫恍┩镜囊饧：罄矗虾８鹘绱砘嵋樽鞒隽顺闪⑸虾９ど桃盗匣岬木龆ā＞啻卧湍穑蠹易隽诵矶喙ぷ鳎�8月26日，成立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我被选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0年初，国家准备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是工商业者云集之地，发行任务很重。为此，陈毅市长邀集几百位工商界人士到中国银行大楼开大会动员认购。在此之前，汉年同志一次到我家谈起此事，跟我讲了国家发行折实公债对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市场物价的意义，问我是否可以带个头，这样可以推动工商界的认购工作。我完全同意。于是在陈市长召集的认购大会上积极响应号召，带头认购。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认购额不断加码，又逢市场不景气，加上美蒋“二六”轰炸造成困境，公司面临很多困难，劳资纠纷也有所加剧，头寸周转一下有了困难。汉年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商量，用我部分企业财产抵押贷款，解决了公司资金困难，也完成了认购任务。
“二六”轰炸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许多工商企业遇到严重破坏。当时正临阴历年关，厂里工人等着发薪过年，但工厂企业却因原料、动力、资金等问题开工不足，厂方付不出工资，一时间劳资矛盾迭起。我家的工厂企业也难免这种窘境。一天，有个厂的几个工人到我家中要求立即发工资。我正巧办事在外，他们就坐下不走，等着我回去解决。我知道后，就和盛康年联系，想请汉年同志帮助。盛康年就立即给当时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副处长梅达君打电话，要他转告潘汉年同志。汉年同志得到消息，即刻和市委商定，一面安排我在上海大厦暂住，一面通知有关部门和工厂工会负责人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体谅资方的困难处境，遵守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使矛盾得以缓和。那时汉年同志除负责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外，还要全力领导恢复被炸的发电厂，特别是要处理因“二六”轰炸工厂停工而要疏散工人等等事宜。他日夜操劳，对我的困难却依然如此关心，我心里很感激。当时劳资关系紧张，纠纷时起，市政府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不断开会，彻夜研究商议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大家总算熬过了这段困难时期。
1950年5月底，中央在继全国劳动局长会议、全国各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后，要召开全国第二次税务工作会议。一天，潘汉年同志约我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这次会议上海除政府派人外，同时要请工商界代表参加，市里希望由你带队前往。会议要讨论调整税收问题，这事关系到国家的重要决策，也涉及工商业界的利益，希望你们如实反映情况，不要有顾虑。我遵照他提出的方针，在会上作了必要的、如实的反映，结果党对我们的意见非常重视，认真考虑，择善从之，大家对会议非常满意。税务会议以后没几天，我列席参加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会前，毛主席在颐年堂请客，邀请列席代表参加。汉年同志也去了，他在门口接我进去，并把我介绍给毛主席。席间，毛主席讲：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而且坚持做下去，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这句话毛主席后来在政协会议上又讲了，我的心潮澎湃，久久难平，至今一直深深记在心头。会议结束后回到上海，汉年同志就同我和盛康年讲，认为工商界目前单用聚餐会的形式交换意见、沟通情况不够，最好能多学点时事，学点理论，提高政策水平，这样更有利于靠拢党。我和康年接受了汉年同志的建议，并征求了工商界上层的意见，大家都很赞成。议论中，大家认为冯定的《平凡的真理》通俗易懂，商定就从这本书学起。为了表示紧跟党的领导，就把学习会名称定为“七一”学习会，并把学习会第一次活动选在7月1日。那天汉年同志还专门来讲话，鼓励我们关心时事，改造思想，学习政策，提高理论水平。
以上这些，是我和汉年同志在解放初期开始交往时的一些片断。这些往事说明，汉年同志作为一个党的领导者，在新中国解放之初纷杂繁忙的工作中，对一个工商业者在生活、工作、思想等各方面的关心和爱护，在日常的工作中细致入微地贯彻了党的各项政策。这些，对我思想的进步起了重要的推动、帮助作用，使我从接近党、靠拢党、到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相信社会主义、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使在遇到曲折的过程中也不改初衷。
汉年同志逝世已经十几年了，但他的崇高形象时时刻刻留在我的心中。
1995年7月于北京
5。3 潘汉年对上海财经、统战工作的贡献
蔡北华 杨延修
潘汉年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8年了，1996年1月是他的90诞辰。在上海蓬勃发展之际，我们更怀念解放初期对上海财经、统战工作作出重大贡献的潘汉年同志。
解放前，由于三大敌人的长期掠夺，上海的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工商凋零，市场混乱，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上海刚解放时，物资匾乏，库存空虚，如全市煤的存量只敷用一周，棉花存量只能维持一个月，粮食储备也不敷市民一个月的消费。在13647家私营工厂中，开工的仅有四分之一左右。商店到处停业或歇业，工人和店员失业人数达16万之多，有些资本家悲观失望，弃厂弃店出走，劳资纠纷急剧上升。
面对这样的局面，华东局、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市政府为了稳定上海市场和恢复生产，坚决果断地取缔和打击了银元投机，封闭证券交易所，四次制止物价涨风，迅速而又稳、准、狠地打击了投机倒把分子，从而保护了工商业的正当经营，使上海金融财政和市场物价很快地纳入了稳定的轨道。当时，潘汉年协助陈毅和曾山、刘晓、刘长胜等同志，为克服困难、争取经济好转，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
解放上海不久，6月2日，陈毅市长就邀请上海工商界代表人士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等举行座谈会，会上，陈市长表示希望工商业界共同协商，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与此同时，潘汉年及时指导我们在工商界中开展统战工作，团结教育工商业者，争取他们站到我们一边来。他说：上海这个大工商业城市，如果工商界袖手旁观，隔山观望，光靠党、政府和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是不容易迅速把生产与市场搞上去的。他要我们不仅在面上做工作，还要走出办公室接近工商界人士。他谆谆告诫说：“你们不要以为一穿军装，做了官，便了不起，摆起官架子，使人家看到我们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我们还是要保持地下斗争时期的本色，广交朋友，这样，别人才能把真实情况向我们反映。”当时，我们在潘汉年的指导下，曾多次举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阐明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经济政策，团结他们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为战胜封锁轰炸，克服困难，恢复经济，共同努力。潘汉年有时还亲自进行家访，个别交换意见。
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以及潘汉年广泛结交工商界朋友，并深入细致地做工作，使他们及时解除了种种疑虑，同时还使留居海外的刘鸿生等工商界著名人士受到感召，先后纷纷调回资金重返上海。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潘汉年总是亲自出场接待他们，并安排他们的工作。在领导带头示范下，我们也经常到工商界朋友家里去，以聚餐、晤谈的方式，反复宣传“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政策，以进一步消除他们的疑虑，倾听意见，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经营上的问题。从此，我们结交了不少工商界朋友，又通过他们起桥梁作用，广为宣传，扩大了影响。那时工商界朋友把马当路的市工商局，视为他们的“娘舅”，遇到生产经营、劳资关系等问题大都找上门来，真是门庭若市，应接不暇。因此，我们对工商界情况的掌握和反映都比较快，解决问题也比较好，从而对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起了一定的作用。
潘汉年副市长接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关于成立工商界组织的提案，指示我们，要以工商局名义出面筹备与组织上海市工商联，把工商界的统战工作进一步抓起来。解放前，上海工商界团体原来有旧市商会和旧市工业会。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工商登记，基本上摸清了上海工商业和同业公会的底细，为筹建工商联组织打下了基础。解放后三个月，我们就在华东局和市委统战部领导下，迅速批准成立上海市工商联筹备小组。继而对16。3万家工商户（其中私营工业1。3万户左右，私营商业15万户左右），按行业整理，改组为二百多个同业公会。不到半年时间，便正式成立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在这项工作中，难度较大的是人事问题，就是说要把在上海有一定名望、有影响和有实力的工商界人士安排进去，使之发挥带头和桥梁作用。那时，我们把工商联和同业公会的人事安排，及时向华东局和市委统战部请示汇报。由于潘汉年对上海工商人士的情况很熟悉，对工商联正、副主任和重要同业公会主任等职务安排亲自审批，因而迅速获得了领导部门同意，很快就自上而下地把工商联组织成立起来，协助我们对工商界开展团结、教育工作。1950年6月在政务院第39次会议上，潘汉年谈到工商界组织的作用时，曾给予一定的评价，他说：在工商联筹备会领导之下，这些同业公会对推销公债、参加工商业税的民主评议，起了很好的作用，以后在加强同业对公营和私营之间关系的调整中，将会起更多的作用。
经过半年的努力，上海这个烂摊子得到初步整顿，稍见起色，工业生产、市场物价、财经情况逐步好转，上海人民正在欢度新年、春节之际，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在1950年2月6日，大肆轰炸上海。“二六”轰炸后，潘汉年副市长立即陪同陈毅市长到被炸现场视察慰问。据当时同去的随从人员回忆，当他在现场看到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破坏的情景时，心情非常沉重，充满了对受害人民的同情和对美蒋反动派暴行的无比愤恨。
当时正值旧历年关前后，“二六轰炸”造成的新的困难，使原来潜在的上海私营工商业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一齐爆发出来，正如大病初愈的人，又染上了新的病痛。那时，上海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纠纷迭起。为了克服“二六轰炸”引起的工商界困难，刘长胜和潘汉年亲自负责处理劳资纠纷工作。他俩以极大的毅力，一方面通过工会组织说服工人，主动采取留职停薪、减薪、轮班工作等办法，协助厂方克服暂时困难，及时纠正了个别单位中某些不正确的做法；另一方面，积极督促工商业者改善经营管理，实行精简节约，争取保本自给。当时，对一些尖锐的劳资纠纷案件，还亲自处理。最近，一位著名的老工业家回忆那时的情景说，解放初期，我同潘副市长常常见面，有时他还到我家来。在“二六轰炸”后，有一天晚上，因劳资争议较为紧张，劳动部门打电话来家中找我，恰巧潘副市长刚到我家谈话，他接过话筒在说明自己身份后说：你们怎么在夜里还打电话找人，明天再说吧！把紧张的局面缓和下来了。又有一天晚上，某纱厂一些工人因劳资争议问题，上门找一位著名的工业家。那位工业家打电话给潘汉年反映情况，他立即打电话转告陈毅市长，并果断地排解了一场严重的纠纷。这位工业家说：潘副市长精明干练，处事有魄力，至今印象还很深。
在调整劳资关系的同时，政府通过贷款、代纺、代织、代染和订货等措施，调整公私关系，许多厂商纷纷复业开工。当时有一家由金城银行投资的纱厂，发生资金困难。潘汉年获悉后，指示金融业要同生产事业相结合，并责成有关部门主动找他们商谈，在公平合理原则下，使该厂问题及时获得了解决。还有一位棉纺业大户，解放初期从国外带进一笔资金，恰巧遇到“二六”轰炸，这笔钱全部用罄，生产发生困难，结果也是在潘汉年亲自关心下，通过贷款帮助他度过了困难。事后，这位工商业者说：“共产党办事干脆，有肩胛。”
还值得一提的是，“二六”轰炸后，引起上海市场物价很大的波动，市民纷纷排队购买大米和煤球。尽管政府千方百计从外地调运大量物资来沪加强供应，平抑物价，但市场上的挤购现象仍很突出，特别是大米，在私商粮食代销店门前排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