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我在离开上海两年多之后回来时，汉年已是一个完全的地下工作者，再没地方去找他聊天了。但有时会仍然碰到，笑笑，点点头，三言两语。如果是在马路上，则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干什么。总之，是很机密的。例如有一次我对某人的行动有点怀疑，对雪峰反映了。雪峰说：“这事你甭管，小潘有任务交给他的。”我就不管了。
这么个小潘，有时见到，知道还在上海，有时许久见不到，好像又不在上海，到什么遥远的地方去了。一直到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外交部，派一个姓潘的叫潘什么同志作代表去谈判。我才知道这潘什么原来就是小潘。
后来，我在南京，和汉年的堂兄潘梓年一起呆了几年。呆到1937年夏，有一天，梓年被叫出去见客了，回来偷偷告诉我：“你猜来的是谁？是汉年，他是从延安来的，来谈判。”过不几天，梓年背着行李走了，给我和一起的几位同志来一封信说：“形势很好，你们大家也快出来了。”
卢沟桥事变之后，我从南京回到上海，雪峰第一个来找我，他叫我自己去找党，告诉我办事处的地址说：“你自己去好了，那儿有熟人。”我就去了，见我的是小潘。他问了我还留在那隔离世界的人们，—一把名字记下。我提出要知道些当前的形势、任务和方针。他给我看一个文件，红油墨印的《中国工农红军将士为芦沟桥事变告民众书》。我一看就发愣，他说：“现在就是这样，你一时不了解，慢慢看一阵，休息休息，把身体养好再说。”这样，我们又分手了。至于那个文件，后来不见了，是王明搞的玩意儿。
过了一个月，“八一三”的炮声响了，我在家里呆不住，便又弃家出走，在大后方兜了个大圈子，后来到了香港。茅公（茅盾同志）告诉我，他要找党。后来约定在德辅道一家小咖啡馆里会面。结果来的是小潘和廖承志同志。以后，我无论在上海，在根据地，及第二次再到香港，都遇见过小潘。上海已经变成孤岛了，敌寇环伺，漫天恐怖，但却又在马路上碰到了小潘。他獭绒帽子压住了眉毛，高级大衣竖起了獭绒领，挺阔气，坐在一辆三轮车上，招摇过市，我一眼就看出是他，吓了一跳，不敢招呼，他却瞥了我一眼，微微一笑，惊鸿掠影，过去了。后来在新四军那儿，没瞧见他，可在李一氓同志寝室里，挂着一张小小的单条，上边是秀美的书法，写着一首诗（诗句忘了），是汉年过苏北去延安时留下的手笔。总之，他好像总是在满中国，甚至在国外跑来跑去。有人说他这个人是神出鬼没的。
直到全国解放，我从北京第一次去上海，想他这会儿位高官大，忙得要死，我没事找他干啥。周而复同志说：“那有什么关系，他就住在这大厦里。”带我到他房间里，他依然嬉皮笑脸的，同过去一样，和30年代某些个别老朋友不同，脸上未添官气。当然，岗位不同，工作没联系，相忘于江湖，以后见面少了。
晴天一声霹雳，他成了“反革命”，而且据说是个“大坏人”，本来应该枪毙，但是宽大了，没毙！怎样反法？如何坏法？没公布，不知道，但二话不说，应该相信，就相信了。从此虚无缥缈，不知到哪里去了。不应问，也不敢问。20多年过去了，不见的朋友，又一个个出来了，最后挨到小潘，小潘也没事了。然而人呢，人没枪毙，却在不知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死了！正如丁玲来京时，和我谈起雪峰，忽然发出愚问：“雪峰这家伙，为什么要死呢？”我也要发同样的愚问了：“小潘，小潘，干么要死，不死多好！”
翻翻历史，古今中外，千古奇冤，永沉海底，多的是。唯有今天好些受冤深重的同志却能在我有生之年，见其平反昭雪，大白天下。这当然应当归功于活得久的好处，但更重要的是感谢我们的党，我要更热、更热地热爱党。
1982年8月30日于北京
2。2 反对文化“围剿”的斗争①
①本文原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吴黎平
30年代初，我曾和潘汉年同志一起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当时，他在领导文化工作委员会，团结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29年7月，我遵照党的指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到上海，被分配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中央的秘密机关设在上海，宣传部长是李立三同志。我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主编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刊物《环球》；一方面作为中央宣传部的代表参加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的领导。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一大批重要的文化工作同志聚集在上海。在革命文化界，一度存在着不同团体和派别，未能形成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核心。当时，在这些进步的文化团体和派别之间，曾发生过激烈的论争。这场论争虽然有某种原则意义，但其中也确实包含一些狭隘的情绪和偏见。这不利于革命文化工作者团结一致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强对于革命文化运动的领导，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当时，潘汉年同志是文委书记，负责组织领导。
我在潘汉年同志家里同他接上了头。那时，潘汉年同志夫妇俩住在上海新闸路的一间厢房里。我们的初次谈话很自然，完全没有陌生的感觉。他向我介绍了革命文化界的状况，分析了国民党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形势。我觉得他的谈话是客观的，深刻的，抱有革命信心的。
当时，文委每周或隔周开会，会议地点不定，经常是在北四川路的“公啡”咖啡店里，大家装作喝咖啡闲聊天的样子，作为掩护。遇到有重要的事情时，则到潘汉年同志家里开会。通常参加会议的有文委成员朱镜我、杨贤江、李一氓、王学文、李初梨、彭康、冯乃超、彭芮生、林伯修等人。文委讨论文学问题时，也请夏衍同志参加。
潘汉年同志在领导文委工作中，是公正的。当时革命文化界里面各种意见很多，特别是“创造社”的某些同志和鲁迅先生不和谐，有些成见。潘汉年同志能够超脱门户之见，和鲁迅先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并对原“创造社”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潘汉年同志善于在恶劣的环境中开展工作。他机智灵活，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来往自如，从容不迫，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建立了各种联系，为进行党的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他对党的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整天总是在东跑西忙。潘汉年同志在白色恐怖下工作，很少考虑个人安危，总是那么乐观。记得有一次，我们谈起上海的街道上帝国主义巡捕、国民党特务到处游窜，潘汉年同志轻蔑地说：那群家伙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不怕他们，总是有办法的。
大约是在1929年11月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向潘汉年同志谈了对于革命文化运动的三点意见：一是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下，革命文化工作者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要闹这个派那个派，争个不休；二是我们要尊重鲁迅先生，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三是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社团，统一和加强党对革命文化运动各个方面的领导。潘汉年同志很同意这些意见，表示自己也有这些想法。我们交换了对于工作的一些具体设想。随后，文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些问题。潘汉年同志在会上。向大家传达了成立“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意见，要求大家立即停止对于鲁迅先生的批评，他还主动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给大家作了很好的榜样。会后，我和潘汉年同志约定一起去拜访鲁迅先生。
当时，鲁迅先生家住上海北四川路底的一个弄堂里，常到北四川路的一家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看书和约人谈话。我们和鲁迅先生约好在内山书店见面。不久，我们按约定时间来到内山书店，见到了鲁迅先生。在一间僻静的房间里，我们和鲁迅先生谈起了对于文学界现状的估计和党对左翼文化运动的意见，希望文化界同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请鲁迅先生在组织进步文化界同志的工作中多出力，多指导。鲁迅先生完全赞成我们的意见，对攻击过他的同志表示谅解，认为他们心是好的，只是态度不对，并同意用“左翼作家联盟”作为组织的名称。我们提议开一个会，专门把成立“左联”的事情讲一讲，邀请鲁迅先生出席讲话。他十分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大约是1930年1月底，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靠近外滩路口的一座红房子的二楼，文委召开了“左联”的一次筹备会，大约有二三十人参加，是一个茶话会的形式，由潘汉年同志主持。鲁迅先生到会讲了话，大意是要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为推进我国的革命文化、革命文艺而努力奋斗。会上我也作了发言，一是说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进步文化工作者、左翼文艺团体应当联合起来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当时苏区红军武装斗争的发展形势很好，我们革命文艺界也应当放弃过去的论争，广泛地团结起来，创造中国革命文化斗争的新形势。二是说在这个斗争中，大家要拥护鲁迅先生，把鲁迅先生作为我们革命文化运动的旗帜，向敌人进行斗争。这次会议上，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统一了各方面的思想。在筹建“左联”的过程中，大量的组织工作是潘汉年同志承担的。他对上海文艺界情况熟悉，交游广泛，活动能力又强，联络了许多进步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外，朱镜我、杨贤江、彭康、李一氓、冯乃超等同志也做了很多工作。
这次筹备会开过不久，我由于受到王明的诬陷打击，被撤了职，离开了中宣部和文委的工作，没有能够参加“左联”成立大会。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我和左权、陈启科等同志就对王明的宗派主义行为十分反感，曾不断有过斗争。1930年2月，王明接任中宣部秘书，掌管了中宣部的日常工作，不久便罗织罪名，把我撤职。并布置在文委系统内对我进行批判。汉年同志对于王明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并不赞同，更反对乘人之危，投井下石。在“批判会”上，他实事求是，敢于仗义执言。我被撤职离开文委后，在地下支部“锻炼”期间，尽管经常要在晚间外出贴标语、撒传单，但我总是关心着汉年同志和革命文化界的情况。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窦乐安路的中华艺术大学的教室里召开了成立大会，汉年同志担任了“左联”党团书记。听到这些消息，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是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和潘汉年同志等战友辛勤工作的成果。我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同时，也经常撰写一些文章，在文委和“左联”的刊物和书店发表、出版，作为对革命文化运动，对潘汉年等同志的工作的一种支持和拥护。以后，我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入狱，和汉年同志及革命文化界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1932年，我被党营救出狱，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瑞金工作。1933年下半年，潘汉年同志也从上海调来苏区中央局工作，我们又见了面，久别重逢，十分亲切，不禁回忆起在文委期间一起工作战斗的情形。同年11月间，国民党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派人来苏区和我党联络共同反蒋抗日。潘汉年同志被派去和十九路军来人接洽，随后又作为我党的代表到福州进行谈判，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当时在党内居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阻碍，红军未能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配合十九路军，致使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很快地就被瓦解了，失败了。我们红军的情况，也就更为危险了。
1934年10月，我们一起随中央红军长征，潘汉年同志在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我任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在工作上来往就不很多了。遵义会议后，他被党中央派出国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从这时起到解放战争，我们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
全国解放初，我们又一起在上海工作。那时，他是上海市副市长，我是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当时，我党刚进入大城市，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没有坐下来闲谈叙旧的时间。我总是在工作上遇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才去登门找他，往往又顾不得多谈，潘汉年同志每次都是积极帮助设法解决。我们虽然分别多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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