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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离群索居，多半是研究对象的超越琐俗人世而养成的。其实在生活中，爱因斯坦是相当善良可亲的。他不想为衣食住行花费时间，他留下的许多照片可以看出，他的穿着极其简朴，常常穿咖啡色皮上衣——艾尔莎送给他的礼物，很旧很旧的，天冷再加上一件灰色的英国羊毛衫——也是艾尔莎送的礼物，同样很旧很旧。还常穿一套旧式的黑色西服出席宴会，只有在特殊场合由于全家人的一致要求他才穿晚礼服。
对荣誉的漫不经心的反面，则是对研究工作的全神贯注。许多回忆录都谈到这一点。爱因斯坦在自己的阁楼式的工作室里写作、阅读，而更多是思索。偶尔把头垂向右边，把一绺白发绕到手指上。爱因斯坦不时从放在他面前那三只填满烟草的烟斗中拿出一只叼在嘴里。爱因斯坦脸色苍白，额前布满皱纹。
爱因斯坦的天性实际上是喜欢结交朋友的，尤其是他所喜欢的人。
爱因斯坦有一位医生朋友，名叫鲁道夫·埃尔南，他常和爱因斯坦在柏林郊外散步、交谈。在回忆录中，埃尔南对爱因斯坦有着如下的描述：
“他有一双天使般的眼睛，笑起来眯成一条线，坦然地看着周围的事物——关于这一点许多同时代人都知道。但是不太知道他的身体状况。爱因斯坦比中等个儿略高，白皙的皮肤，结实的肌肉……。他不爱吃药，却喜欢医生……。爱因斯坦喜欢跟他们交谈，因为可以得到和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出生的人们交往的丰富经验。他在医生中间找到某种与自己特有的爱好相近的东西，因为爱因斯坦本人也可以认为自己是为使人类健康和得到改善而斗争的一名战士。”
巨大的荣誉和成就并未泯灭爱因斯坦善良的同情心。英费尔德深深铭记住这一点。英费尔德第一次会见爱因斯坦是在１９２０年。当时，他在雅盖斯基大学学习，而在第五学年时想到柏林在普朗克、劳厄和爱因斯坦那儿完成自己的学业。但是，出生在波兰的人，特别是犹太人，在普鲁士官僚机构中会遇到非常不友好的接待。久久犹豫之后，英费尔德决定向爱因斯坦求援。英费尔德描述着这一次求援：
“我在哈贝兰大街５号爱因斯坦的住宅门前按了电铃。我又胆怯，又激动，怀着节日般的心情等待当面亲谒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夫人请我走进一个摆满了笨重家具的小房间。我说明了来意。她表示抱歉，说我还得等一会儿，因为她丈夫正在和中国教育总长谈话。我等着，由于焦急和激动我的脸都发红了。最后，爱因斯坦打开了房门，和中国人道别后，便请我进去。爱因斯坦穿着黑色的短上衣，条纹裤子，裤子上掉了一颗主要的纽扣。那张脸我在报纸上和杂志上已经看到过许多次。但是没有一张照片能表现出他那炯炯的目光。
“我把自己事先认真准备好的一番话忘得一干二净。爱因斯坦对我友好地微笑一下，递给我一支烟。这是我到柏林以来见到的第一次亲切的微笑。我结结巴巴地向他叙述自己的困难。爱因斯坦注意地听着。
“‘我倒很乐意替你写一封信给普鲁士教育部长，不过这一点用也不会有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开过许多介绍信了’，接着，他冷冷一笑，低声又说了一句：‘他是反犹主义者’。
“他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几步，沉思了一会儿。
“‘您是学物理的，事情好办一点。我写几个字给普朗克教授。他的推荐比我的作用大，这样办最好了！’
“他开始找写信的纸。纸就在书桌上，在他面前。我不好意思指给他看。最后，他终于找到了纸，草书了几句。他还不知道我对物理学是否有所了解，就已经把信写好了。”
轰动世界后的爱因斯坦仍然质朴、善良、乐于助人，这种品质是他抵抗一切虚荣侵蚀的坚强防线，也是他在自然科学领域之外获得广泛人格魅力的重要原因。
俄国学者、政治家卢那察尔斯基在２０年代拜访爱因斯坦后，就对爱因斯坦这种精神品质作了形象的描绘：“爱因斯坦眼睛近视，目光漫不经心。也许，他一半以上的注意力已经早就彻底地转向内部某处。也许，爱因斯坦大部分的眼神老是忙于和他的思想一起在作某个计算图。因此眼睛充满抽象的思维，甚至显出有些忧郁。然而，在社交生活中，爱因斯坦是一个异常快活的人。他爱开玩笑，他的笑声是善意的，完全是孩子般的。这时，他的眼睛霎时间完全变为孩子般的眼睛。他的不同寻常的质朴产生了一种魅力，以至使人不知怎么地就想抚爱他一下，握握他的手，拍拍他的肩膀，当然，这样做是怀着极大的敬意。得到的是某种温柔的同情感、质朴的赞赏感以及无限的尊敬感。”
卢那察尔斯基同时也描写了艾尔莎，这段描写中所包含的评价似乎与爱因斯坦自己的评价有些差距。但不管怎么说，能让爱因斯坦在２０年代初获得相对安宁，艾尔莎是有巨大功劳的。卢那察尔斯基说：
“她是一位不太年轻的女人，头发浓密灰白，但有魅力，精神上仍然是很美的，甚至胜过肉体上的美。她全心全意地爱自己伟大的丈夫，她准备献出一切为保护丈夫免遭生活拖累，并为他建立起一个极其安静的环境，使他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能在这样的环境里成熟。她充分认识作为思想家的丈夫的伟大作用，并充满对丈夫像对最招人疼爱的与众不同的大孩子一样的情感，充满伴侣、妻子和母亲的最温柔的情感。”
传奇般的经历给爱因斯坦带来荣誉、名声，也带来了苦恼和愤恨。
七 柏林（三）
七柏林（三）
★播种和平
从爱因斯坦的政治信念看，他属于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坚决反对威廉君主政体。他对德意志军国主义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崩溃，以及德国共和国诞生感到由衷高兴。１９１８年秋天，德国爆发了士兵起义和工人罢工，前线也开始崩溃。１１月９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被迫退位，仓遑出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了。
１１月９日的“革命”，爱因斯坦亲眼见到了。那天，爱因斯坦本来要到柏林大学去讲相对论。他上午出门，满街都是罢工工人和起义士兵，挤得水泄不通。大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大声叫感着：
“罢课了！革命了！”
“自由万岁！共和国万岁！”
爱因斯坦从水泄不通的大街折回家后，就在密密麻麻、满是公式的讲稿下边，写下一行快乐的小字：
“十一月九日，因革命停课。”
１１月１０日，爱因斯坦给居住在瑞士的母亲写信说：他第一次在柏林感到心情舒畅。失败，德国军事上的失败却创造了政治上的奇迹。爱因斯坦对德国共和国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当时，爱因斯坦对“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主张十分同情。他的政敌们甚至把他看作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这当然不符合事实，据爱因斯坦宣称，他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至于有报道说他在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出席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集会，还参加讨论，这倒完全可能。
４年的血腥残杀终于结束了。可是战争的结局是德国的投降。赔款割地，丧权辱国，许多德国人垂头丧气。全国上下一片悲观失望的情绪，加之寒冷与饥饿，共和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从苏黎世和莱顿发来热情的邀请，请爱因斯坦离开饱经战争创伤的德国，到中立国瑞士和荷兰去，那里有丰厚的报酬和安乐的生活在等待他。但是当年痛恨德国、不愿做头等强国德意志公民的爱因斯坦，这时却眷恋起战败的祖国来了。１９１９年９月，爱因斯坦给埃伦费斯特写信说：
“我答应普朗克，决不背弃柏林……我在政治上的希望正在实现，如果不必要地出走，这将是小人行径……在大家感到屈辱的时刻，离开那些对我有深情厚谊的人们，将使他们加倍地痛苦。”
但爱因斯坦过于天真了。他以为有了一个共和国的形式，他所期望的和平、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就有了切实的保障。不久之后，爱因斯坦再次陷入失望之中。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中，他说：
“异常的平静在这里又恢复了，但仍然存在着十分尖锐的对立。整个城市笼罩着军人的飞扬跋扈和对他们的不满，还有困苦和饥饿。婴儿的死亡率高得惊人。谁也不清楚，我们在政治上的趋向如何。国家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
由于共和国的领袖们向反动派投降，且与他们同流合污。反动派则得寸进尺，步步进逼。战争结束后只过了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德国陆军总司令的兴登堡元帅就反攻倒算，宣称德军吃败仗，是因为“背后中了暗剑”。反动派编造这个神话蒙骗人民群众，把战争失败归罪于所谓“十一月罪人”的出卖。他们叫嚣要清算“十一月罪人”。
１９２２年６月，极右翼分子谋刺那位自作主张宣布共和国成立的前总理谢德曼。几天之后，外交部长腊特瑙在柏林郊区的马路上遇刺殒命。这位才华出众的部长也是犹太人。他是爱因斯坦的好朋友。柏林城里一时谣言四起，说暗杀团黑名单上，下一个就是爱因斯坦。因为反动派所谓“十一月罪人”包括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犹太人，而爱因斯坦是身兼三者。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时常被推上德国和世界的政治舞台，这更引起了黑帮们的疯狂仇恨。
１９２２年７月６日，爱因斯坦从基尔写信给普朗克说：
“多方面警告我，最近不要在柏林逗留，特别要我无论如何不要在德国公开露面，因为我是那些谋杀行动策划者——
民族主义分子的眼中钉。”
１０天后，爱因斯坦从柏林向他的朋友索洛文函告说：
“自从腊特瑙惨遭杀害后，这里动荡不安。我还不断被警告，弃却教席，回避公开场合。这确实有道理，因为排犹主义恶势力十分猖獗。”
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面对魏玛共和国的专制统治和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爱因斯坦反而增加了对社会主义的同情。２０年代初以后，他与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左翼政治家和人文科学家蔡特金、豪夫曼、科尔维茨、摩伊斯、格勒茨、曼西茨维克共同签署了许多有关政治和人道主义的宣言及声明。
１９２３年，爱因斯坦参加了刚刚成立的“新俄国朋友会”，也是最热心的成员之一。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德国和苏联各族人民间的谅解，进而推动两国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从图片资料可以看到，这位物理学家与苏联政治家、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及苏联学者、矿物学家、地球化学家菲尔斯曼，都参与了该会的活动及促进该会的发展。
早在１９２１年初的时候，一位身穿皮大衣的客人来找爱因斯坦。他是从遥远的北方来的。是列宁派到柏林的文化使者菲德斯曼教授。他告诉爱因斯坦，年轻的苏维埃俄国即将出版第一批科学技术书籍，其中就有关于相对论的书。爱因斯坦握住菲德斯曼教授的手说：
“请替我问候列宁！”
爱因斯坦知道，俄国人正在受冻挨饿，他们需要最具体的东西——面包、靴子……，可是这些无产者、理想主义的革命家，却对空间时间这类最抽象的问题也感兴趣。他们的心胸多么宽广，眼光多么远大！爱因斯坦感动地对来访者说道：
“你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对全世界有决定性意义。谁都应该帮助你们。”
爱因斯坦一直用行动帮助苏联。当时苏联派到德国来学习的留学生、科学工作者时常受到冷落歧视，但是在爱因斯坦的教室、工作室和家里，却总受到热情的接待。
对于俄国人民，爱因斯坦总是情谊满怀。２０年代，他在柏林经常与苏联知识分子交往，他们当中有的还是共产党员。此外，他还资助德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妇救会”，声援因政治案件被关押的工人党党员及其家属。后来，共产党员和社会党人也邀请这位进步学者在简称“马校”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作过报告，这表明无产阶级也十分尊敬爱因斯坦。１９３０年，爱因斯坦在柏林北城一所学校里给在那里学习的劳苦民众讲解相对论的基本思想，并与工人们一起畅谈哲学和政治问题。
１９２４年，德国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