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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的恐慌，激起袁世凯作最后的挣扎。湖南宣布独立的当天，他公布了所谓“帝制始末案”，把“撤消承认帝制申令”中的谎言又重复了一遍，并说：“即今日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袁世凯说这话的目的，一是给那些看风使舵的爪牙一点颜色看看，然而这恰恰暴露出他在众叛亲离之下一副黔驴技穷的蠢相；另外则是在人民面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不明不智”的受骗者，似乎他称帝是由于受人蒙蔽，以为这样足以博得舆论同情。然而没有人再上当受骗，回答他的是更为猛烈的进攻：讨袁的电报、斥令其退位的函札，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这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如“天神雷电，轰击妖怪”，他再也支撑不住了。
但是，他仍然没有下决心引退。他最担心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他的态度。6月1日晨，他在卧室里召见蔡廷斡说：“听说各国使馆认为我应该或将要辞职？”蔡回答道：“大家都认为您十分需要休养。政府财政前景非常暗淡，困难与日俱增。”本来，袁世凯每个星期五都要接见北洋军官，次日正逢星期五，侍从武官推说“元首事忙”，“军官均未照例进谒”，“实则病重矣”。从6月初，有法国医生卜西尔和中医萧龙友等负责给袁治疗，诊断为尿毒症，开始他们都认为没有危险，可是由于治疗不当，病情骤然恶化了。袁克定主张用西药，妻妾及袁克文等则坚持服中药，“家族三十余口，情急失措”，争吵不休，莫衷一是。6月5日深夜，袁气短神昏，濒于死亡。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等齐至居仁堂守候。延至6月6日上午10点，这个窃国大盗怀着对人民革命运动的恐惧、对帝国主义列强遗弃的怨怼、对爪牙背叛的愤恨，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年57岁。
次日，遗体入殓，头戴平天冠，身穿祭天大礼服，俨然如“大行皇帝”。北洋政府下半旗志哀，禁止人民娱乐活动1天，文武百官持服停止宴会27天。6月28日出殡，灵柩由新华宫居仁堂移出，北洋文武官吏送葬执绋。在北洋军的礼炮轰鸣声中，送柩专车由前门火车站出发，次日抵达彰德，葬于洹上村东北的太平庄。
陈独秀在1921
孔庆东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述七大的工作方针时讲过，“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一年365天，发生着数不清的琐事和要闻、密谋和公务、噩耗和喜讯。但是当这365天过去之后，能够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也许只有那么一件两件事情。有的年份，甚至连一件事也没有留下，就像火车呼啸掠过一个不起眼的小站，转瞬就消失在人们的脑后了。
那么，关于公元1921年，你能想起、你能记起什么呢？
现在的中国人，如果他对于那遥远的1921年只记得一件事，那十个人会有九个说：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在讨论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时，发生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但在选举中央领导人时，毛泽东等十几位代表一致推选他们心目中的领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局书记，这个众望所归的人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1880…1942），本名庆同，字仲甫，安徽安庆（原怀宁）人。距他家几十里外有一座独秀山，因此，1914年他发表两篇文章时分别署名“独秀山民”和“独秀”，从此，“陈独秀”就成了尽人皆知的名字。
他不满两岁时，父亲死于瘟疫。幼年的陈独秀，在严厉的祖父和要强的母亲的督导下，不仅打下了传统文化的扎实基础，而且养成了独立不羁的坚毅性格。祖父打他时，他瞪着眼睛，一声不哭。气得祖父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
陈独秀长大成人后，没有杀过人。他晚年说：“我一生最痛恨的就是杀人放火者。”但陈独秀却成为让那些杀人放火者切齿痛恨的革命党领袖。陈独秀在他们眼中，不止是凶恶强盗，简直是洪水猛兽。就是这样一个让旧世界痛恨、让新世界仰慕的人，在他42岁这一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开山领袖。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位中共首任书记，却没有参加中共一大。这在世界各国的政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21年，是中国混乱而又痛苦的一年，也是陈独秀紧张而又充实的一年。
1921年，中国仅史书明确记载的地震就达10次。此外，水灾、旱灾、火灾、雪灾、鼠疫，此起彼伏。匪盗和兵乱蜂起，军阀混战，杀得尸横遍野。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不断侵我国土，杀我人民。天灾人祸，内忧外患，整个社会处于大动荡、大混乱的状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到处是自发的农民起义、工人###。这个像星云一般纷乱扰攘的民族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核心，它将把这团星云凝聚成一个巨大而有序的天体，运转在自己选定的轨道上。
然而在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第六大城市上海，许多醉生梦死的人们还在过着颓废而麻木的日子。中国的灾难仿佛离这个中国的第一大都市很远。
1921年7月1日，上海夏令配克影戏园首映了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影片讲述赌输的阎瑞生将身携财宝的妓女王莲英骗至郊外，夺财害命，后来被捕伏法的故事。这个故事本是一件真实的新闻，影片风靡上海，轰动一时。市民们把这种悲惨的社会现象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有人想到，一群南腔北调之人正要会聚到上海，立志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
就在这一年炎热的夏天，本该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陈独秀，正在炎热的广州，满腔热忱地大办教育。热火朝天的局面刚刚打开，陈独秀想要趁热打铁，不愿为开会而离开。他指派包惠僧携带他的意见去上海出席。陈独秀是个喜欢实干的人，年轻时主办过被誉为“《苏报》第二”的《国民日日报》，参加过志在推翻清王朝的暗杀团，创建过比同盟会还要早的岳王会。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创办《新青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发动文学革命，可谓是身经百战，功勋累累。当中共一大结束后，包惠僧告诉他当选了中央局书记时，陈独秀笑道：“谁当都一样。”
当然，作为辛亥革命的老将，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作为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开创人，对于当选书记，陈独秀应该是有“舍我其谁也”的绝对自信的。
1920年12月29日，离1921年只有几十个小时的时候，陈独秀到达广州。应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热诚邀请，陈独秀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陈独秀行前向陈炯明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1）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2）以广东全省收入的1/10拨作教育经费；（3）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同一趋势。
到达广州后，陈独秀住在距江边不远的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门口贴了一张纸，上书三个大字：看云楼。
不过陈独秀很少有时间看云，倒是广州的各界名流云集上门来看他。广州的青年听说陈独秀驾临，都想一睹这位五四主帅的风采。各校的校长纷纷拜访，陈独秀来者不拒，请者不辞，连日发表文章，四处演讲，广州掀起了一场“陈旋风”。
陈独秀办事雷厉风行，决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在广东进行一场彻底的教育改革。
他创办了“宣讲员养成所”，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人才，为广东的革命运动培养了一批宝贵的干部。
他提倡男女同校，为女子求学大开方便之门。
他创立了“注音字母教导团”，规范国语教学，在广东地区大力普及国语。
他开办工人夜校，向工人讲授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还有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等。
他还开办了俄语学校，引导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
陈独秀的到来，对于广东的革命形势是一个推动。广东的无政府主义势力本来比较强大，1921年3月，陈独秀重建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把拒不改变立场的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去，由陈独秀自己和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负责。陈独秀是原北大的文科学长，另外几人也都是北大毕业，包惠僧笑谓：“广州小组成了北大派了。”
陈独秀在广州各界的演讲，广泛地涉及教育改革、军队改革、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解放、文化建设、人生追求以及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此时的陈独秀，正在热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的演讲，如雷电，如狂飙，不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深深触动了广州的顽固保守势力。于是，一场对陈独秀的围攻开始了。
那些仇恨陈独秀的人首先给陈独秀加上了一个吓人的罪名，说他“废德仇孝”。广州城谣言四起，纷纷传说陈独秀把“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改成了“万恶孝为首，百行淫为先”。接下去又诬蔑陈独秀主张“讨父”和“共产公妻”。一时间，人身攻击，人格侮辱，纷至沓来。守旧势力嚣张地叫喊：“我们要把陈独秀赶出广东。”他们还把陈独秀的名字改为“陈独兽”或“陈毒蝎”。
一天，陈炯明在宴会上半真半假地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
陈独秀大声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己便是一个从小就没有父亲的孩子。”
陈独秀对父母是十分孝顺的，对子女则要求严格。他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离开家乡到陈独秀所在的上海后，陈独秀每月给兄弟俩的钱只够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兄弟俩白天做工，晚上自学，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出了豪迈的气概和过人的胆略，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领袖人物。陈延年于1927年7月的一个深夜，被国民党在上海龙华监狱用乱刀砍死，年仅29岁。不到一年，1928年6月，陈乔年也在这里受尽酷刑后，被国民党杀害，年仅26岁。
陈独秀虽然受到顽固势力的大肆攻击，但他凛然不为所动。一面回击，一面继续进行教育改革。陈炯明也表示继续支持陈独秀。但作为全国思想界“火车头”的陈独秀，却不是广州一地所能久留的。
陈独秀到广州，同时也把《新青年》的编辑部带到了“看云楼”。创刊于1915年的《新青年》，是中国20世纪最著名、最重要的一份杂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就是以《新青年》为主阵地，掀起一场改造中华民族命运的文化革新运动的。然而到了1921年，《新青年》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胡适不满《新青年》越来越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要求陈独秀改变宗旨，否则就停办，或者另办一个哲学文学刊物。陈独秀当然既不会改变宗旨，也不会放弃《新青年》不办。于是，他同意胡适等人另外去办刊物。从此，陈独秀与胡适等实用主义者在思想上分道扬镳，《新青年》成为更加激进的共产主义刊物。
1921年的上半年，陈独秀还三战区声白，用共产主义理论驳倒了无政府主义的宣传。
1921年1月19日，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作了《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指出无政府主义要求离开制度和法律的人人绝对自由的幻想是“走不通的路”，“非致撞得头破额裂不可”。这篇演讲词见报后，立即遭到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区声白的反对。区声白三次致信陈独秀辩论，陈独秀三次回信批驳。这六封信以《讨论无政府主义》的总标题，一并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陈独秀指出，“绝对自由”，实际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它将使中国一事无成，最后仍然是一盘散沙。
好像是为了庆祝这次论战的胜利，就在1921年8月1日，《新青年》刊登这次论战的同一天，在嘉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