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殿里却以普贤骑象居左，右侧不供文殊而供观音——因为骑狮的像的花冠上有阿弥陀化佛，是观音最显著的标志。也许因为五台是文殊的道场，所以不使他居在次要的地位。
普贤与其他菩萨都有披肩，左右作长发下垂。内衣从左肩垂下，用带子系结在胸前。腰部以下，用带子束长裙，带子在脐下打成结。观音衣饰最特殊，在胸前作如意头，两乳作成螺旋纹，云头覆在肩上，两袖翻卷作火焰形，与其他菩萨不同。天王像森严雄劲，极为生动，两像都手执长剑，嗔目怒视。它们的甲胄衣饰与唐墓中出土的武俑多相似处，也是少见的实例，可惜手臂和衣带都有近世改装之处。
坛上的三尊佛像，连像座通高约5。3米。观音、普贤连坐兽高约4。8米。胁侍诸菩萨高约3。7米。跪在莲花上的供养菩萨连同像座高约1。95米，约略为等身像，它们位置在诸像的前面，处于附属点缀的地位。两尊天王像高约4。1米，全部气象森伟。惟有宁公遇和愿诚两尊像，等身侍坐，呈现渺小谦恭之状。沿着佛殿两山和后檐墙的大部分（在扇面墙之后）排列着“五百罗汉”像，但是实际数目仅二百九十尊。它们的塑工庸俗，显然是明清添塑的。
（丙）侍坐供养者像
（一）宁公遇像是一座年约四十余之中年妇人像，面貌丰满，袖手趺坐，一望而知是实写的肖像，穿的是大领衣，内衣的领子从外领上翻出，衣外又罩着如意云头形的披肩。腰部所束的带子是由多数“田”字形的方块缀成的。她的衣领与敦煌壁画中供养者像，和成都发掘的前蜀永陵（王建墓）须弥座上所刻女乐的衣饰诸多相似之点，当为当时寻常的装束。以敦煌信女像与这尊宁公遇的像相比较；则前者是一幅画，用笔婉美，设色都雅，所以信女像停匀皎洁，古丽照人；像大仅等身，在佛坛上至为渺小，谦坐南端天王像旁。其姿态衣饰与敦煌画中信女像颇相似；其在坛上位置亦与信女像在画之下左隅相称。后者是塑像，塑工沉厚，隆杀适宜，所以宁公遇状貌神全，生气栩栩，丰韵亦觉高华。唐代艺术洗炼的优点，从这两尊像上都可得见一斑。（二）沙门愿诚像在南梢间窗下，面向佛坛趺坐，是诸像中受重妆之厄最浅的一尊。像的表情冷寂清苦，前额隆起，颧骨高突，而体质从容静恬，实为写实人像中之优秀作品。英国不列颠博物院，美国纽约市博物院和彭省（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馆所藏唐琉璃沙门像，素称为“罗汉像”的，都与此同一格调。考十八罗汉之成为造型艺术题材，到宋代才初见，画面如贯休之十六应真，塑像如甪直保圣寺、长清灵严寺诸罗汉像。唐以前仅以两罗汉阿难尊者及迦叶尊者作为佛像之胁侍而已，其最早之例见于洛阳龙门造像。后世所谓十八罗汉，仅有“十六罗汉”见于佛典，其中二尊，为好事者所添加，其个别面貌多作印度趣，姿势表情均富于戏剧性，而这几尊唐琉璃像，则正襟趺坐，面貌严肃，姿势沉静，是典型的中国僧人，与愿诚像绝相似。相传诸琉璃像来自河北易县，可能也是易县古刹中的高僧像，处于供养者地位，而被古董商误呼作“罗汉”的。现在与愿诚像相较，我们尤其怀疑施主沙门，造像侍坐在殿隅，是当时的风尚。但仅凭这一孤例，我们未敢妄作断论。
除诸塑像外，殿内还存有石像两尊。其一是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比丘融山等所造的释迦玉石像。像并座共高约1米。佛体肥硕，结踟趺坐在须弥座上，发卷如犍陀罗式，右手已毁，左手抚在左膝上，他的内衣自左肩而下，胸前的带子打成一个结。僧衣的下部覆盖着须弥座垂下，自然流畅，有风吹即动之感。其衣下缘，饰以垂直褶纹，与殿内释迦阿弥陀两像相同。就宗教意境而论，此像貌特肥，像个酒肉和尚，毫无出尘超世之感。就造像技术而论，其所表现乃是写实性的型类，似富有个性的个人，在我国佛教艺术中，是很少见的。现在流落在日本的定县某塔上的释迦立像，其神情手法，与此像完全相同，像是出自同一匠师的手。
像须弥座下澁的铭文所称“无垢净光塔”者，或者就是佛殿东南的祖师塔，塔下层内室现在没有像，玉石释迦像可能本是塔中的本尊，不知何时移至殿中供养的。无垢净光塔在大殿后山上，1973年曾在塔基旁发掘出塔的碑额。（——罗哲文注）
壁画：
从文字记录，如《历代名画记》、《益州名画录》、《图画见闻志》等书看来，唐代的佛殿，很少不用壁画做装饰的。现在内柱额上少数栱眼壁上，还有壁画存在，是原有壁画之得仅存的。
这些壁画中最古的在右次间前内额的上边。栱眼壁长约450厘米，高约66厘米。其构图分为三组，中央一组，以佛（似为阿弥陀）为中心，七菩萨胁侍，其左第一位是观音，余不可辨。Qī。shū。ωǎng。颜色则除石绿色以外，其他设色，无论是像脸或衣饰，均一律呈深黯的铁青色。左右两组都以菩萨为中心，略矮小，似为观音及势至。两主要菩萨之旁，又各有菩萨、天王、飞天等随从。各像的衣纹和姿态都很流畅圆婉，飞天飘旋的姿势，尤其富有唐风。壁之两极端更有僧俗供养者像。北端一列是僧人披着袈裟，南端一列是穿着文官袍服大冠的人。其中之一，权衡短促，嘴的两旁出胡须，与敦煌壁画中所见的，同一格式，画脸和胡须的笔法，还含有汉画遗风，如营城子墓壁所见。
就构图及笔法而论，这幅壁画与敦煌唐代壁画，处处类似，其为唐代原画之可能性，实在很少可疑之点。敦煌以外，唐代壁画之存在
“中原”的，这是我们所知绝无仅有的一幅。1964年曾在大殿佛像须弥座后发现了唐代原来的壁画。（——罗哲文注）即使此外还有存在的也必然是附属在其他唐代原来幸存的建筑物上的，而今日可能存有唐代建筑之处，已杳不可寻，所以就是这二三方米长的栱眼壁上的唐画，也是珍罕可贵之极的。
左次间前内额上的栱眼壁，画作七个圆光，每圆光内画佛像十躯，光下作长方框，内写各佛号。最左一格题“佛光庄信佛弟子刘太知……宣和四年三月初……”（公元1123年）。以笔法及构图格式而论，这幅宋宣和圆光形佛像图，与左次间内额上的壁画迥然不同。宋画颜色也还鲜焕，绝无黝黑之变。已成黝黑色的彩画，除此右次间内额者外，我们仅在云冈少数崖顶石窟藻井上见到。这又可以佐证左次间的壁画，其时代之早，远过于宋宣和年代。
左山前侧的内额上的栱眼壁，画着密列的菩萨约七十躯。各菩萨都有头光，宝冠花饰，颇为繁缛。衣褶笔法虽略嫌繁琐，但尚豪劲，与四川大足北崖摩崖石刻中宋代菩萨之作风颇相似，可能也是宋代物。
前内柱上北端栱眼壁上还有五彩卷草纹，可能也是宋代的彩画。
题字：
佛殿梁下题字，以地势所限，字形一般多是横而扁的。笔纹颇婉劲沉着，意兼欧虞；结字则有时近于颜柳而略秀（如第二梁之“东”、“尚”、“兼”诸字近颜，第四梁“弟”字近柳）。其不经意之处，犹略存魏晋的遗韵，虽说时代相近，也是贞观以后风气所使然，也是出于书法家之笔。
第15讲 庙——曲阜孔庙
本文原载《旅行家》杂志1959年第9期。
也许在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像中国的孔丘（公元前551至479年）那样长期地受到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的封建统治
阶级的尊崇。他认为“一只鸟能够挑选一棵树，而树不能挑选过往的鸟”，所以周游列国，想找一位能重用他的封建主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始终不得志。事实上，“树”能挑选鸟；却没有一棵“树”肯要这只姓孔名丘的“鸟”。他有时在旅途中绝了粮，有时狼狈到“累累若丧家之犬”；最后只得叹气说，“吾道不行矣！”但是为了“自见于后世”，他晚年坐下来写了一部《春秋》。也许他自己也没想到，他“自见于后世”的愿望达到了，正如汉朝的大史学家司马迁所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所以从汉朝起，历代的统治者就一朝胜过一朝地利用这“圣人之道”来麻痹人民，统治人民。尽管孔子生前是一个不得志的“布衣”，死后他的思想却统治了中国两千年。他的“社会地位”也逐步上升，到了唐朝就已被称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连他的后代子孙也靠了他的“余荫”，在汉朝就被封为“褒成侯”，后代又升一级做“衍圣公”。两千年世袭的贵族，也算是历史上仅有的现象了。这一切也都在孔庙建筑中反映出来。
今天全中国每一个过去的省城、府城、县城都必然还有一座规模宏大、红墙黄瓦的孔庙，而其中最大的一座，就在孔子的家乡——山东省曲阜，规模比首都北京的孔庙还大得多。在庙的东边，还有一座由大小几十个院子组成的“衍圣公府”。
曲阜城北还有一片占地几百亩、树木葱幽、丛林密茂的孔家墓地——孔林。孔子以及他的七十几代嫡长子孙都埋葬在这里。
现在的孔庙是由孔子的小小的旧宅“发展”出来的。他死后，他的学生就把他的遗物——衣、冠、琴、车、书——保存在他的故居，作为“庙”。汉高祖刘邦就曾经在过曲阜时杀了一条牛祭祀孔子。西汉末年，孔子的后代受封为“褒成侯”，还领到封地来奉祀孔子。到东汉末桓帝时（公元153年），第一次由国家为孔子建了庙。随着朝代岁月的递移，到了宋朝，孔庙就已发展成三百多间房的巨型庙宇。历代以来，孔庙曾经多次受到兵灾或雷火的破坏，但是统治者总是把它恢复重建起来，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到了明朝中叶（16世纪初），孔庙在一次兵灾中毁了之后，统治者不但重建了庙堂，而且为了保护孔庙，干脆废弃了原在庙东的县城，而围绕着孔庙另建新城——“移县就庙”。在这个曲阜县城里，孔庙正门紧挨在县城南门里，庙的后墙就是县城北部，由南到北几乎把县城分割成为互相隔绝的东西两半。这就是今天的曲阜。孔庙的规模基本上是那时重建后留下来的。自从萧何给汉高祖营建壮丽的未央宫，“以重天子之威”以后，统治阶级就学会了用建筑物来做政治工具。因为“夫子之道”是可以利用来维护封建制度的最有用的思想武器，所以每一个新的皇朝在建国之初，都必然隆重祭孔，大修庙堂，以阐“文治”；在朝代衰末的时候，也常常重修孔庙，企图宣扬“圣教”，扶危救亡。1935年，国民党政府就是企图这样做的最后一个，当然，蒋介石的“尊孔”，并不能阻止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当时的重修计划，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孔子的重视，连孔子的子孙也沾了光，除了庙东那座院落重重、花园幽深的“衍圣公府”外，解放前，在县境内还有大量的“祀田”，历代的“衍圣公”，也就成了一代一代的恶霸地主。曲阜县知县也必须是孔氏族人，而且必须由“衍圣公”推荐，“朝廷”才能任命。
除了孔庙的“发展”过程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历史记录”外，现存的建筑物也可以看作中国近八百年来的“建筑标本陈列馆”。这个“陈列馆”一共占地将近十公顷，前后共有八“进”庭院，殿、堂、廊、庑，共六百二十余间，其中最古的是金朝（1195年）的一座碑亭，以后元、明、清、民国各朝代的建筑都有。
孔庙的八“进”庭院中，前面（即南面）三“进”庭院都是柏树林，每一进都有墙垣环绕，正中是穿过柏树林和重重的牌坊、门道的甬道。第三进以北才开始布置建筑物。这一部分用四个角楼标志出来，略似北京紫禁城，但具体而微。在中线上的是主要建筑组群，由奎文阁、大成门、大成殿、寝殿、圣迹殿和大成殿两侧的东庑和西庑组成，大成殿一组也用四个角楼标志着，略似北京故宫前三殿一组的意思。在中线组群两侧。东面是承圣殿、诗礼堂一组，西面是金丝堂、启圣殿一组。大成门之南，左右有碑亭十余座。此外还有些次要的组群。
奎文阁是一座两层楼的大阁，是孔庙的藏书楼，明朝弘治十七年（1504年）所建。在它南面的中线上的几道门也大多是同年所建。大成殿一组，除杏坛和圣迹殿是明代建筑外，全是清雍正年间（1724至1730年）建造的。
今天到曲阜去参观孔庙的人，若由南面正门进去，在穿过了苍翠的古柏林和一系列的门堂之后，首先引起他兴趣的大概会是奎文阁前的同文门。这座门不大，也不开在什么围墙上，而是单独地立在奎文阁前面。它引人注意的不是它的石柱和四百五十多年的高龄，而是门内保存的许多汉魏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