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这种让大人“又爱又恨”的性格后来也让我吃到了苦头，但它一直伴随着我，影响着我后来的羽毛球之路。
遗憾的是，这样尽情玩闹的欢乐时光并没能持续太久。自从我进了体校，就跟儿时的伙伴慢慢失去了联系。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多年后，我也会成为一名军人。虽然不能像刘志丹那样成为战功赫赫的将军，但过的却是另一种“兵戈铁马”的生活。
比起那些伙伴，我离家的日子来得有点早。入体校的经历也让我比同龄人更早地明白“故乡”是什么，更早地体会到了那种思乡之苦。
注释
＇1＇：汤尤杯是男子羽毛球团体比赛汤姆斯杯和女子羽毛球团体比赛尤伯杯的合称，两项比赛均为羽毛球运动的至高荣誉之一，起先各自单独举办，自1986年起两项赛事同期同地举行，两年一届。
第二章 我的父亲母亲
也许是受了父母的影响，从小我就特别好动。当我慢慢长大后，父亲跟我讲起，他原来读书的时候曾是体育委员。虽然他个子不是很高，但是打排球入选过县队，打篮球进过校队，另外田径、游泳都会一点。
当然，我今天的一切也要感谢我妈。如果不是她从福州来到上杭，最后留下来扎根在上杭，今天可能就没有我。我妈常说，只要命运有一点偏差，哪里来的“超级丹”？
我母亲是家里的长女，我还有一个舅舅、一个姨妈。1969年，外公一家作为下放干部从福州来到上杭，那时我妈才12岁。母亲在上杭一中认识了比她高一届的父亲，但两人从没讲过一句话。直到高中毕业上山下乡，我妈被分配到上杭县的芦丰公社，才发现我爸就住在她楼上。
福州来的“大小姐”突然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干各种农活。春耕、夏种、秋收，每天出早工，天黑了还要加班。干完知青点的活儿，还要帮生产队插秧、挑谷子、割水稻。就连洗衣煮饭的水，也要大家轮流去小溪里挑回来。最苦的时候，晚上肚子饿了却没东西吃。能吃上面条就算不错了，但面汤里没有一滴油水。
父亲算是生产队的精壮劳动力，那时一天最高8个工分，能拿5毛5分钱，我爸总能拿到4毛多。像他们这样的知识青年，第一年每个月还有政府补贴的8块钱伙食费，第二年是4块，到第三年就要自食其力，不再发放了。
好在三年后，知青就迎来了招工考试。那时候外公外婆已经返城回福州了。当时每家可以照顾一个孩子，母亲就把这个名额主动让给了姨妈。在那个年代，我妈算是个子高的，在篮球队里打的是中锋的位置，干农活再不济也比年纪更小的姨妈强，所以她就那么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
1978年，父亲被招工去了龙岩汽车公司上杭车队。他成了母亲在上杭唯一的依靠。第二年，母亲也通过考试，在上杭医药公司当起了营业员。那个年代的种种动荡，父母都赶上了。好在母亲生性乐观，虽然上杭距离福州近600公里，但她总觉得日子会好起来。
这中间还发生了一段插曲。为了改变命运，刚到芦丰公社不久，母亲曾动过要去参军的念头。当时南京部队来要人，只有一个名额。我妈找公社书记帮忙，把年龄改大了一岁，好让部队领导不能以她年纪太小为由，第一轮就把她刷下来。考试的项目有定点投篮、三步上篮、俯卧撑等。结果，我妈输在了俯卧撑这一项上。她从来不知道，、也没见过俯卧撑是什么。而她的竞争对手以前是练体操的，在这一项上挣了不少印象分。再加上对方那时已经下乡两年了，我妈到底还是个高中刚毕业的小丫头。就这么阴差阳错的，部队选了别人，我妈的参军梦没能实现。
如今，我在部队已经待了17年，母亲的参军梦也早已被淡忘，她反倒开始庆幸当初没被选中。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我要真的去南京部队当了护士，哪里来的‘超级丹’？”母亲生在南京，长在福州，最后留在了上杭，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呢？
也许因为是家里老大的关系，我妈从小胆子就特别大。外公作为南下干部来到福州后，被分配到福建省京剧团。京剧团家属大院里没有别的娱乐设施，最多的就是篮球架。那会儿，学校每个班级之间常有比赛，我妈是他们班的中锋。
福建省京剧团离西湖＇1＇很近，所以我妈从小就习水性，还进了小学游泳队。这还不是最厉害的，到了五年级那年，她居然开始玩起了跳水。三米台、五米台、七米台……也没什么花哨的动作，就是像根冰棍似的扎进水里。可那也非常了不起了，把她同学都羡慕坏了。
后来外公一家被下放到了上杭，可我妈小时候的这些“英勇”事迹却没有人走茶凉。直到前几年，还有她当年的同学从福州打电话问我妈：“那个打羽毛球的‘超级丹’是不是你儿子？”据说打电话之前，他们几个同学怕认错人，还事先商量了一下：“肯定就是我们班那个高秀玉＇2＇！她小时候在七米台‘跳冰棍’，别人都不敢，就她敢跳。‘超级丹’是她儿子，肯定没错。”看来，我的体育细胞多少是有些渊源的。
体育也曾给我父母上山下乡那段艰苦的日子带去不少慰藉，直到有了我。每年上杭县商业系统会在元旦节、妇女节、劳动节、国庆节这些节日组织活动，一拉就是十几支队伍，我妈自然是主力。她也总把我带在身边，大人们在球场上打比赛，我就在旁边帮他们捡篮球。拔河比赛的时候，我也混在大人队伍里掺和一把。小的时候调皮，但大人们见到这么个小不点，都还很喜欢。现在想来，从那时起，我就已经对各种体育活动耳濡目染了。
注释
＇1＇：福州市内的著名景观，辟有西湖公园。
＇2＇：高秀玉是林丹母亲的名字。
第三章 电影院对面的粉干店
小时候，我其实不喜欢在家吃早饭，而是特别喜欢去吃一种米粉。那是我们上杭特别有名的米粉，叫作粉干。到现在我都觉得，在所有的小吃里，那真的是人间极品。
一碗粉干很简单，配料就是猪肉、猪油加葱花。
以前我每次回上杭都会去吃。这两年放假的时候，不巧都是春节，粉店老板回家过年去了，没开门。这让我觉得很可惜，非常可惜。
我记得那时候粉干店就在上杭的人民电影院对面，是一个很小的门面。小时候卖得很便宜，也就1一块、1。5一块五一碗，现在涨价涨到5五块了。
因为我爱吃，所以我妈就学着做粉干（当然，妈妈自己也很喜欢吃）。到现在，每次来北京，她都会从老家带米粉。自己做的当然也好吃，但我总觉得哪里不一样，总觉得还是人民电影院对面的那家更好吃。我妈是在家现煮，而店里的猪肉是长时间在炉子上用小火慢炖，肉骨头、汤头的味道就会不一样。那是我最怀念的家乡的味道。我想它现在应该还在那儿吧。朋友们将来有机会去上杭的话，一定要去尝一尝。
这么多年了，店里的碗还是那只碗，汤还是那个汤。我不知道其他从家乡出来的人有没有这种感觉——无论你走多远、走多久，有些东西都还在那里等着你，保留着最初的味道。
我在上杭只待到9岁。等我后来去了体校，再回老家的时候，慢慢就看到熟悉的街道变得不一样。这边多了一家超市，那边多了一家服装店。哦，那边的小店还是原来那家小店，地址还是那个地址……
我记忆中的家乡还有上杭的白斩鸡、客家的鱼板。这些年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小时候的记忆却反倒越发清晰。我想，每一个离家的游子，都会有类似的感触吧。
第四章 漫漫回家路
按照我爸的说法，从小到大，我到哪儿都是最小、最矮的。在福建省少体校的时候，一个宿舍8个人我是最矮小的。结果我冲了出来，打球打到了数一数二。到了八一队，6个室友中我又是最矮小的，现在到了国家队还是最矮小的一个。我有时对别人开玩笑说：“在国家队，我就跟棵小草似的，哪个不比我壮？”
据我爸妈说，小时候我不但矮小，开口说话还特别晚，上托儿所了还不会说话。别人家孩子都会叫爸爸、妈妈了，我还懵懵懂懂的。但是父母也没有太担心，因为我9个月的时候居然已经能自己扶墙走路了。上学后更加一发不可收拾，在小学二年级的校运动会上，我就把四年级的100米短跑纪录给打破了。不过，我在上杭的求学生涯，就只到小学三年级暑假。
少小离家老大回，现在回上杭，童年时的那些玩伴、游戏和记忆一点点地在褪色。但让我庆幸的是，当现实生活让儿时的伙伴慢慢走散时，在我身边还有相识超过20年的朋友。到现在为止，他们中和我还有联系的，谢鑫是其中一个。
我们从上杭到福建省体校，后来他去了福建省队，我到了八一队，再到后来我俩都进入国家队——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谢鑫是我唯一经常联系，、甚至到现在有时还每天在一起玩的儿时伙伴。
我的很多球迷都知道谢鑫，这个我认识快25年的发小。小时候，他还是我的“克星”，比赛时我经常输给他。其实他还有个小名叫“小胖”，很多人问是怎么来的，我说：“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挺胖的。谁知现在这么瘦，还很帅！”
小胖的手腕很有劲，我老输给小胖，我妈也着急。那时我妈工作的药店里一边卖的是中药，一边是西药，两边的柜台中间有一块空地。放学后，我妈就帮我练习搓球。有时候生意忙，我就自己在那儿练跳绳。肚子饿的时候，我妈也会奖励我一个面包。后来听我妈说，小时候我很会卖乖，会跟她说：“妈，我今天不喝可乐了，星期六我跑步的时候，你再给我买好了。”
训练总是很辛苦的，但能看见成绩就让人有动力。有一天，我妈拿着通知单说：“你被体校录取了。”当时我在业余体校已经待了四4年。
那时候，省里的教练会下来选拔。像上杭这样的小县城，很少有人会被体校的教练看上。教练来的时候我也知道，但具体选了谁不清楚。
拿到录取通知后，妈妈问我想不想去，我说当然想去。我记得那是夏天吧，当时全县只有一个名额，我心里很高兴。
第一次去福州，很兴奋，只拎了一个小包，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就这么出发了。我妈带着我，先从老家坐汽车到龙岩，再从龙岩乘火车到福州。火车乘了一个晚上，真是“跋山涉水”。
到了体校，先试训。那时候试训，妈妈全程都陪着。因为外婆、舅舅他们都在福州，而且能跟新的伙伴（都是比我大一点的小孩）在一起，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试训时间大约是10天，结束后正式入队，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10天后，我妈就这么丢下我回上杭了。我立刻觉得，完全不是我想的那样，一下子变得很无助，特别不习惯。最现实的是，没有人给你洗衣服了，也没有人真的关心你了。
我环顾四周，大家都是小孩，都不会照顾自己，而且体校的年轻教练比较严厉。最关键的是，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所以特别不习惯。那时候，一个9岁的小孩，就体会到了人生的不顺，曾想过要放弃。
那时候最盼望的，就是星期天可以回外婆家。公交车票2两毛钱一张，之前妈妈带我坐过一次。但自己一个人坐时，一想到在这站上车后，第几站要下车，我就很紧张。
因为年纪还很小，上了车后，视线全被大人给挡住了。那时还没有语音报站，我就一直注意听车门开了几次。“这是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第四站一定要下去了。”每次第三站一下完人，门一关的时候，我就会挤到车门那边，一到站，车门一开，我就马上下去。我特别害怕会下错地方，坐过站。
后来我跟阿芳（谢杏芳）聊起这段的时候，她说，广州那会儿公交车票是1一毛钱，以前车上都有售票员卖票，又没有投币箱，车上特别挤的时候，人家一看是小孩就算了，也是常有的事。阿芳问我有没有逃过票，我说还真没有。因为就2两毛钱嘛，而且我一个星期才回去一次。那时，我妈把零花钱都放在了外婆那里，好像是一个星期5块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这么平安过了一年，结果还是出事了，那是我到福州后的第二个春节。在一年寒暑过去之后，我爸妈也来福州接了我两次。可是，从上杭到福州，要历经4。5个4个半小时的客车，再是12个小时的火车，这么折腾一趟对爸妈来说也很辛苦。碰巧1994年的春节，我跟体校的另外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小男生一起结伴回家过年。可是腊月二十九，我爸在龙岩火车站并没有等到我们三个人。他说，等整列火车的人都出站了，也没找到我们，他一下子就慌了。那时电话很少，更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