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军用机场的影子？可是一转身，大马路对面有一片孤伶伶的老墙，旁边是个
空旷的巴士转运站，而这堵老墙上写的字，让我吃了一惊。﹁空军后勤广州办
事处﹂，好端端写在那里，竟然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不再使用的正体字。
好了，那真的是这里了。
美君的丈夫龙槐生，带着他的宪兵队严密防守天河机场。不多久，他认为
是自己一生最光荣的任务来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先总统搭中美一号莅天河
机场，时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等高级首长在机场相迎，在此期间
夜以继日督促所属提高警觉，以防不测。﹂
我翻着槐生手写的自传，心想，爸爸，一九四九年五月，蒋介石已经下
野，不是总统了，而且，五月的时间你也记错了吧？那时首都南京已经易帜，
上海即将失守，蒋介石搭着太康舰和静江轮来回于浙江沿海和台湾各岛之间，
到处考察形势，思索将来反攻的据点要如何布置，五月他没去广州啊。你看，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蒋的日记写的是他对澎湖的考察：
昨晡在宾馆附近沿海滨游览，瞭望对岸之渔翁岛，面积虽大但其标
高不过五十公尺，亦一沙滩树木极少，植物难产。闻动物除印牛种较
壮大外，余亦不易饲畜，以其地咸质甚大，无论动植皆不易生长，而
且台风甚多。惟其地位重要，实为台湾、福州、厦门、汕头之中心
点，不惟台湾之屏障而已。初到忽热甚闷，入浴晚课，听取夏功权厦
门情形报告，后十时就寝。3
三十岁的宪兵连长龙槐生在认真驻守天河机场的时候，自然不会知道，那
巨大的历史棋盘，已经定局，他也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但是他看到人潮，逃
难的人潮，流过天河机场前面的大马路，往黄埔码头涌过去。他并不知道，在
他眼前涌过去的人潮里，有来自山东的五千个中学生，流亡了几千里，他们的
校长们正在和国军的将领协商，孩子们要怎样才能搭上前往台湾的船。那个﹁其地咸质甚大，无论动植皆不易生长，而且台风甚多﹂的澎湖岛，正张口等
着他们到来。
这年，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创下高温超导世界新纪录而著名的物理学家
朱经武，才七岁，喜欢玩泥巴、抓泥鳅、把破铜烂铁乱凑在一起发热发电。他
跟着父母兄弟姊妹一家八口，加上一个老祖母，从武汉坐船搭车，一路南下，
临出门前还把一只小黄狗抱在身上，带着走天涯。没想到狗一上火车，从窗口
一跃而出，不见踪影，小小经武差点哭了出来。
朱爸爸是美国华侨，上波特兰的航空学校，学习飞机驾驶。一九三一年九
一八事变爆发，二十六岁意气风发的朱甘亭热血奔腾、日夜难安，于是决定人
生大急转：他把自己心爱的哈雷重型机车送给一个好友——好友被他的﹁壮士
断腕﹂吓了一跳；朱甘亭转身就离开了旧金山，飞到南京，报名加入了中国空
军。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这个时候，朱家到了广州；朱甘亭上尉让家人先到黄埔
码头，直接在船上等候，因为他负责剩余物资的处理，必须押一箱空军后勤的
黄金上船。他说，我随后就赶到，船上相会。
﹁可是，﹂经武说，﹁我们在船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半夜，爸爸一直不
来。码头上满满是上不了船、露宿的难民，而船马上要开了，爸爸还不见。我
妈又急又怕，祖母也满脸忧愁。到最后，清晨两点，爸爸终于出现了，气急败
坏的，赶得满头大汗。原来，爸爸的吉普车，经过天河机场时，不知怎么装黄
金的箱子掉了下来，散了一地，被驻守天河机场的宪兵队给拦住，不管怎样就
是不让他带走，他交涉到半夜，还是不放行，最后只好空手赶了过来。﹂
﹁什么？﹂我问，﹁你是说，天河机场的宪兵队？﹂
﹁对啊，﹂经武答说，﹁那一箱黄金就被宪兵队拿走了。他自己也差点脱
不了身。他如果没赶上船，我们大概从此就拆散了，一家人以后的命运——包
括我自己，很可能就两样。﹂
﹁慢点慢点朱经武，﹂我说，﹁你是在讲，我爸爸抢了你爸爸一箱黄金？﹂
他笑了，有点得意，﹁可以这么说。﹂
﹁不要笑，我记得龙爸爸的自传好像有提到黄金。你等等。﹂
在港大柏立基学院的写作室里，我从书架上把父亲的自传重新拿下来，找
到了天河机场那一页：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广州停留待命，负责天河机场警戒。并在机场
到香港的沿路加派双哨，以确保机场安全。时有一走私集团刘姓首
脑，拿出黄金五百两私下贿赂，要我放行二十辆卡车私货，我虽未负__缉私任务，但立即严词拒绝，并报请上级处理。
我指着这一段，一字一句念给朱经武听，然后反问他，﹁怎样？朱爸爸那
时不姓刘吧？﹂
8追火车的小孩
在夜车里，从广州东站驶往衡阳站。晚上十一点发车，清晨五点钟可到。
总路程五百二十一公里。这个里程数，我开过。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去柏林，
就是开车去的，从法兰克福开到仍在围墙中的柏林，是五百六十公里。
一进入东德区，所谓公路其实就是一条被铁丝网、探照灯和监视塔所围起
来的一条出不去的隧道。接近关卡检查哨时，看到穿着制服的边境守卫，有一
种恐怖的感觉。
都是回乡的人吧？广州东站的候车室里，起码有上千的人，聚在一个大堂
里，听见的全是熟悉的湖南话。很多民工，带着鼓鼓的麻袋——都是那种红蓝
白三色条子的大口麻袋，大包小包的，全身披挂。出来打工的人，这很可能是
两三年才一次的回乡。家里的孩子，可能都认不得自己了。
人们安静地上车，一入厢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铺位，就把灯灭了。
灯灭掉的那一刻，整个世界就没入铁轮轰轰隆隆的节奏里。行驶中的夜行火车
永远是浪漫的，车厢像个秘密的、无人打扰的摇篮，晃着你疲倦的身体；韵律
匀匀的机械声，像一顶温柔的蚊帐，把你密密实实地罩在摇篮里。
美君从广州站上车，李佛生，那两位淳安一同出来的庄稼少年之一，陪着
她走。广州半年，美君看见了更多的生死离散；她决心回到衡山，无论如何把
孩子带出来，系在身边。可是，她还没想到，分隔半年，孩子也不认得她了。
我在二○○九年走的这五百二十一公里铁路，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美君走
过的铁路。
美君的火车在清晨到了衡阳，不走了。前面到衡山的铁轨被爆破，断了。
火车里的人，心急如焚，面临抉择：是坐在车里等，还是下车走路？
那个时代，每一个小小的、看起来毫不重要的片刻的决定，都可能是一辈
子命运的转折点。
清晨五点，我跨出衡阳火车站，冰凉的空气袭来，像猛烈的薄荷，一下子
激醒了我。大雾锁城，一片白茫茫。天色犹暗，车站前广场上已经站了很多
人，这时纷纷凑上前来，口里低低呼着地名：
攸县！攸县！
祁阳！祁阳！
长宁！长宁！
永州！永州！
永州？我赶快看那个呼喊﹁永州﹂的人，迷雾里站着一个驼着背的老先
生。
怔怔地站在那里，我看着他：如果现在跟着他走，没多久我就会到了永
州，那是柳宗元写﹁永州八记﹂、﹁捕蛇者说﹂的地方啊。为了柳宗元，我特
别跟着这老先生走了一小段路，在广场边那个写着﹁永州﹂的牌子前，深深看
一眼。
应扬来接我。车子驶出了有路灯的衡阳市区，进入乡间公路，车灯照出
去，像在湿漉漉的云里游泳一样，上下前后远近，只有茫茫雾气，路都看不
见。如果突然有个大坑，车子会直冲进去。
美君很快地做了决断：下车走路。
她带着佛生，下了火车，开始沿着铁轨往北走。从衡阳到衡山，沿着铁轨
走，大约是四十公里。美君和佛生一直走、一直走，在路上看见，铁轨断成一
截一截的，枕木烧得焦黑。美君走得脚起泡，佛生就把臂膀伸出来，让她扶着
走。走到第二天，远远看见了衡山车站，她心里一松懈，腿就软了下来，摔在
铁轨上。
我没有想到，二○○九年的衡山火车站，和美君所描述的一九四九年的衡
山火车站，几乎一样。木头窗子一格一格的，玻璃上一层多年累积陈旧的灰，
从外面望进去，朦胧朦胧的，有一个老人拿着扫把畚箕专心地扫地。冬日淡淡
的阳光，从窗格子里射入，把那人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一直长到剪票口。剪
票口，也不过是两条木头扶手。
这时南下北上都没车。候车室里一个人也没有，静悄悄的，墙上一个大壁
钟，我想，我几乎可以听见那分针绕圈游走的声音，也看得见那阳光在地面上
移动的速度。
我穿过空空的剪票口，像旅客一样，走到月台上，立在铁轨边，看那铁轨
往前伸展，伸展到转弯的地方。这就是美君和应扬分手的月台。
我有一种冲动。
我想跳下月台，站到那铁轨上，趴下来，耳朵贴着铁轨，听六十年前那列
火车从时光隧道里渐渐行驶过来、愈来愈近的声音。
然后它愈走愈远。
美君和佛生离开了铁轨，沿着泥土小路到了山凹里的龙家院。那儿满山遍
野是油桐树，开满了花苞，还没有绽放。水田现在已干，稻子半高，但是荒芜
的不少。走在田埂上，迎面而来几个乡亲，美君不认得他们，他们却认得这是
槐生的杭州媳妇，咧开嘴来笑着和她打招呼。一个肩上用一根扁担扛着两只水
桶的族兄，还把水桶搁下来，就在那狭小的田埂上，问槐生族弟是否平安，也问她战争打到了哪里。
我站在龙家院的田埂上，应扬跟挑水过来的大婶介绍：﹁这是我妹妹。﹂
他说﹁妹妹﹂的时候，第二个﹁妹﹂字也用四声，说的很重，听起来就是﹁这
是我妹魅﹂。不一会儿，就围了一圈龙家院的族人，都姓龙。应扬一个一个介
绍给我：
这一位，是你的哥哥。
这一位，你应该叫表姊。
这一位，是你的叔叔？？
围了一圈人，各种亲属的称谓，全用上了。
﹁我记得你妈妈，杭州小姐，烫了头发的。﹂一个老婆婆说。
﹁对，我也记得，她还从城里带了一个收音机来。﹂一个叔叔说。
﹁她很好，穿旗袍，来这里住破房子，一点也不嫌。﹂
我站在那栋门窗都空了的红砖房子前面，看了很久，已经没有人住，茂盛
的野草长在屋顶上，也长在屋前和屋后的野地里。就是这一栋颓败的红砖房，
美君来接她的孩子龙应扬。
可是孩子躲在奶奶的后面，死命抓住奶奶的手，满面惊恐地瞪着眼前这个
要带他走的女人。他又哭又闹，又踢又打，怎么也不肯接近她。
第二天，又回到衡山火车站。铁轨延伸到转弯的地方，剪票口这边南下的
月台上，火车已经进站了，又是人山人海，弧形的车顶皮上，爬满了人。在门
边，有人用一只手紧紧抓着门上的铁杆，身体吊在车外。每一个车窗，都被人
体堵塞。
美君心乱如麻，伸手要接过孩子，孩子就像触电一样大哭。奶奶本来就舍
不得，眼看着火车要开了，老人家趁机说，﹁那？？那孩子还是留下来比较好
吧？﹂
向来果敢的美君，看看孩子哭得发涨的红脸，看看火车里大难临头的拥
挤，这时犹疑了。她把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缩了回来，又伸出去。
哨声响起，火车要动了，千钧之重，都在一瞬间。
美君松开了手。
她对佛生说，﹁那，我们上车吧。﹂
然后转身拉起奶奶的手，说，﹁我们——很快就回来。﹂
佛生把她，像货物一样，从车窗塞进去。
龙家院的族人一会儿重新挑起扁担干活去了，我和应扬走在田埂上，边吃橘子边谈天，我问应扬，﹁后来，你对妈妈有任何记忆吗？﹂
应扬一下子就红了眼眶，六十岁的人了，一说到衡山火车站，还要哽咽。
﹁只有一个印象留下来，就是——妈妈在火车里，头发卷卷的。后来，长
大一点，看到别人都有妈妈，只有我没有，很难过。开始的时候，奶奶还骗我
说，我就是你的妈妈，后来当然骗不住了。﹂
应扬的眼睛深凹，特别明亮。一九八五年第一次找到他的时候，我从美国
特地飞到广州去﹁认﹂这个失落的哥哥。在满满的人群中，第一眼看到他，我
就知道：﹁是他，这就是他。﹂应扬皮肤黝黑，穿着农民的粗布，带着底层人
民的谦抑神情，过了一辈子挑扁担、耕土地的生活，但是他脸上有美君的一双
深凹、明亮的眼睛，在洪水般涌动的人潮中，我一眼就认得。
应扬抑制着情绪，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说，﹁小时候，每次在外面受了委
屈，譬如讲，老师跟同学指着你的鼻子说，﹃你爸是国民党！﹄那就像拿刀砍
你一样，我总是想，如果妈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