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晋五说到这里，瑞琦突然问道：“那刺客是你的朋友吧！”这一句不要紧，连晋五的脸全吓白了，忙拦道：“二爷低声些，你这是什么话啊？”瑞琦笑道：“你既同刺客不是朋友，为何知道得这样细呢？”晋五道：“原来是为这个，内中也有一点缘故。因为辅公随身的卫队，有一个头目名叫斌升的，同我是近邻，又是很要好的朋友。当时他也被炸，不过受的伤很轻，我到他家去望看，是他抵面对我说的。要不然，我怎能知道得这样详细呢？据他说，这一天辅公又到禁卫军司令部去开会议。原定的是一点开议，三点散席，连天都是这样。那位刺客先生，大约是全采访明了。这日午后，将到三点，他就坐着车来了。下了车，自己掌着名片，到门房叫回事。恰赶上斌升在门房坐着，接过名片来看，见上面只印着三个字，是彭国珍。”瑞琦听到这里，脱口说道：“原来是他啊！”晋五忙问道：“二爷认得他吗？”瑞琦道：“不要废话，你快说以后是怎一回事情？”晋五道：“斌升拿着这名片，却不肯上去回，只对他说，公爷没在府，你改天再来吧。那人偏不肯走。他说我同你们公爷，是至好的朋友，他打电报招呼我来的，指派我在禁卫军充当参谋，我今天非见他不可。当时门房大家，知道公爷军学朋友很多，也许是招呼人家来的，便把他让到临街大客厅里，等候着公爷回来。天下事全是命该如此，假如辅公回来，要有人迎头把那名片给他看一看，说不定也许躲闪开了。偏偏这时候斌升拿着片子，不知到哪里去了。恰赶上公爷已经回府，马车到了门前，他跳下车来，便昂然而入，正从临街大客厅前经过。此时斌升拿着片子，要赶上来回话，哪知厅里的客人已经等不及了，一步蹿出来，喊一声大哥，便过来同公爷握手。公爷冷不防看见他，仿佛看着怪物一般，立时颜色惨变。说也奇怪，却又不急速躲避，反倒迎上去同他去握手。大家见了，认定他们是朋友了，便围拢着看。但听公爷低声问他道，二弟来此何为？我们离别十年，不想今日还得相见。公爷的话才说完，只见那少年忽然把眼一瞪，厉声说道：‘十年不见，大哥一变至此。小弟今天来，特为践当日同死之约。’说罢只见他一回手，从衣裳口袋里掏出一个光亮亮的东西来。大家看到此处，情知不妙，抹头就跑。哪里跑得及，但听轰然一声，惊天动地，满院黑烟四塞，对面看不见人。斌升是被震落的瓦片，将头颅打破。其余护卫门房，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此时连宅里人全惊动了。大家出来一看，见少年已经炸得血肉模糊，肢体残碎。再看公爷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右腿已被炸断。真好惨啊！”瑞琦听到这里，不禁哈哈大笑。若问所笑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倡共和京都报敢言 保君主宗社党开会
崇晋五说了这一大套，在他自己想着，瑞琦听了，一定要咨嗟叹息，替满清可惜那金梁玉柱。再不然，一定要痛骂彭国珍，不应残害多年的老友。哪知瑞琦听了，竟自哈哈大笑。晋五忙问道：“二爷为何笑起来？难道说这件事还有什么可笑的地方吗？”瑞琦道：“难为你也是在德国留学七八年的，连这件小小的历史，全不知道。瞎说了半天，直然是少所见而多所怪嘛！”晋五道：“二爷，你先不要责备我。你得知道，你留学的地方，同我留学的地方，性质迥乎不同。你在美国，人家那是共和的鼻祖，真正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不受丝毫的拘束。我留学是德国。德是君主国家，名为立宪，其实是开明专制。所有防范革命的手段，非常之严，随便开一个会，全得递四五道呈文，有一处批不准，这个会便开不成。至于革命党人，尤其不准入境。你何时听说革命党中，有一个德国留学生吗？”瑞琦道：“怨不得五哥的奴隶性这样深呢，原来是在奴隶国家、奴隶学堂毕业的。”晋五道：“你先不要开玩笑，到底说一说，内中有什么可笑的历史？”瑞琦道：“我是在美国时，听一位革命党人亲口对我说的。他说，彭国珍同善辅在东洋留学时，两个人年岁相同，相貌相同，并且在学校中的成绩，甚至身上穿的衣服，无一不同。彼时留学的人，全认着他两人是亲兄弟，哪知连姓全不同呢。两人好到极点，便提倡要仿照当年刘关张桃园结义。人家结义在桃园，他们结义，却跑到东京小金井樱花园中，朝着老天爷叩拜宣誓，结为异姓兄弟，同心协力，兴汉灭清，不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来，但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去，将桃园盟文，略微变通了变通。从此，两人益发亲密。后来善辅回国，才露出本相来，把彭国珍气得七窍生烟，恨不即刻回国，把善辅炸为碎粉，才消胸中之气。倒是善辅识趣，给他去了一封信，很说得娓娓动听，并应许从此以后，决不残害民党。国珍的气，才略略平复了一半。近年善辅利令智昏，竟完全变了卦，对于民党分子，一点也不留情。听你说，索性连北京的汉人，全要斩草除根，这也就难怪国珍不肯留情了。我想他两人当年的交好，竟会有今日的结果，实在令人可笑，所以禁不得笑起来。这种人有什么可惜的，也值得你这样张大其词吗？”晋五又喝了一杯酒叹道：“看起来，满清的天下，是没得希望了。常言说，人心既去，天道难回。如今也不必管南方、北方，只这一个小小京城，便是榜样。除去我们旗人，吃钱粮度日的，生命所关，还不会改变心志，其余无论商家住户，各界人民，口口声声，全都要赞成共和。其实共和是个什么物儿，根本上他们也满不知道，却偏要随着摇旗呐喊，发那种无谓的狂热。这种愚民，说起来还不十分可恨，最可恨的，是有两家报馆，终日在纸篇上大吹大擂，把共和民主平等自由说得天花乱坠，把君主专制贬得一文不值。在辇毂之下，竟敢发这种狂言，闹得满城风雨，人心动摇，真真是可恶极了。”
瑞琦忙问：“是哪两家报馆？”晋五叹了一口气，说这两家报馆，性质绝对不同，主张却是一样。瑞琦笑道：“这话怪极了，性质既然不同，主张怎么会一样呢？”晋五道：“你哪里知道？这两家报馆，一家是《国风新闻》，一家是《京都日报》。《国风新闻》本是日出两大张，一种文话大报；《京都日报》却是日出一小张半的白话小报。哪知他这小报的力量，比那大报却高出十倍，差不多北京的人心，全被他这一张小报给说变了，真比三千毛瑟还厉害呢。但是他们那主笔同经理人，也太无味了。人家《国风新闻》主张共和，赞助革命，为的是大洋钱。一篇社论，一条新闻，真能一千八百的换钱花。终日坐马车，吃大菜，住班子，置新衣裳，也对得起自己那一支笔。至于《京都日报》里边，经理同编辑穷得没裤子穿，也不懂得去运动革命党，弄几个钱花花，偏偏要饿着肚子，提倡共和，赞助革命。请你想一想，这种人不是冤蛋吗？”瑞琦道：“你倒不可这样说。照人家的行为，才是真正纯洁高尚的革命呢。至于《国风新闻》，不过是些高等流氓，打着排满革命的旗号，好骗钱花，哪里值得一论呢？本来老同盟会中的分子，也过于杂乱。在当初创始之时，党规未尝不敢肃，党员也还知道自爱。后来每况愈下，那些下级党员，直然变成了一种强盗结合：越是有品行有操守的人，越不能容；越是下三烂，拆烂污，明劫暗骗，生抢硬夺，满嘴不说人话，一肚子奸盗邪淫的人，越能出风头，在党里奉为大将。那《京都日报》的几位，当然同他们联不到一处了。但是我久居北京，还不会注意《京都日报》里边，居然会有这样出色的人物。五哥料想知道他们的底细，你何妨详详细细地说给我听呢？”晋五嘴里咽着饭，说：“我吃饱了，还得回旅馆睡觉呢，要陪着你说到天亮，那可真办不了。今天只好把他们高高供起，等明天我吃过早饭，破出一天工夫说给二爷听，今天晚上，就求您饶了我吧。”瑞琦道：“岂有此理，你正说到热闹中间，为何打住不说呢？莫不成还要卖关子吗？”到底崇晋五是打算卖关子不卖关子，作小说的实在不知道。可是作小说的，决不想着卖关子，使阅者诸君心里发闷。咱们暂且把这一位阔少、两位骗子手，全高高地供起来，直然把《京都日报》的人物，痛痛快快，请他们揭幕登场。
原来在前清时代，北京城风气开得最晚。直到庚子拳乱之后，两宫由陕西回銮，励志变法维新，北京城这才有创始的日报。但在那个时代，名目虽说维新，骨子里仍是守旧。因为慈禧太后，根本上本不赞成变法，不过为时势所迫，面子上不得不敷衍迁就，好粉饰中外人的耳目。至于她的本志，就抱定了活一天乐一天。其实未来的局面，她早已看清，明知自己万年之后，大清朝的宗社，一定要支撑不住。可是你要叫她放弃大权，由光绪皇帝自行亲政，把国家着实地整顿一番，那却万万休想。这是什么缘故呢？一者因为贪权好利，天性万不能移；二者因为她手下的几个宠臣，全是光绪的冤家对头，生怕还政之后，保不住他们的首领，所以活一天就得庇护他们一天；三者因为同光绪的母子感情，也过于恶劣，终身衔恨刺骨，决不能使她有舒心如意的一天。有此三种原因，所以宁可瞪着眼睛，坐视祖宗艰难缔造的基业付之东流，也决不能回心转意。果然，她崩逝之后未足三年，便出了这意外的变故。追原祸始，总不能不归咎于慈禧了。因为这样，所以北京的舆论，也不能不受这种势力的支配。那些开始创行的日报，大半全含些半官性质，非如此不足以图存。仅仅有一足以图存、仅仅有一个敢说话的《京话日报》，落叶归根，还把总理彭翼仲发往新疆效力。那时候创始的文话大报，只有朱琪办的一个《北京日报》。白话小报倒是存有两三家：最早的是《京话日报》，其次是《正宗爱国报》，再次便是《京都日报》。这三家小报，在北京城的势力，确是非常大。因为九城内外，各商家，各住户，差不多家家全要看一份小报。价值非常便宜，上面载的新闻，却又不少。尤其是本京地方新闻，消息非常敏捷。不怕是昨日晚夜发生的事情，次日早晨便能详详细细地登在报上。而且稍有关系的事，一志再志，三志四志，甚至连载十几天，必要把始末根由，收场结果，原原本本地登出来给大家看。所以小报的销路，非常之广。自《京话日报》被封之后，只剩了《正宗爱国报》同《京都日报》两家，其余还有一两家，等诸自郐而下，不足数了。这两家报，要论销路，以爱国为第一，它每日总能销三万上下。可是敢说话，有价值，却要推《京都日报》。它每天约销七八千份。可是看《京都日报》的，大半是中上等社会知识界中的人。因为它这报虽系白话，做得却并不俗，可称得起是短小精悍，雅俗共赏。而且演说那一门，尤其是言中有物，字字生动，真能替商民说几句公道话。因此，上北京城稍有知识的人，提起《京都日报》来，没有不赞成的。
可是这个报在当初组织之时，也未见得十分出色，全是后来由两位有思想的人慢慢演进，而造成的一种价值。《京都日报》的发起人，便是四十几回中打奏案的何益三。他自组成此报，便身为总理。办了两年多，不见发达。有人建议，说你所约的那几位编辑，实在不够材料，要想谋发达，非另请有学识有手笔的人来做编辑，是万万难求进步的。何益三倒是肯听话，决然于北京几个报混子之外，另请高明。此时恰有一位印刷界的朋友，名叫萧玉成的，对他说：“你要想请主笔，我意中恰有一位。此人在旧学中，是举过优的医生；在新学中，是出洋留过学的学生。年纪不大，而且又有新闻的阅历。因为那印字馆中，曾承印过通报，这位先生便是通报的编辑。他就住在我们馆中，彼此盘桓了有半年多。我从旁冷眼观察，见他编辑，又敏捷又有条理。一个桌子上，堆半尺多高的稿件，他目阅手批，笔挥墨染，只需一个钟头的工夫，便整理得井井有条，改写得停停妥妥。要说到做文章，更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而且文言白话，无一不精。至于他的品行，更是洁身自好，从不会交过一个污烂的朋友。可是他的性情，却非常和平，无论对待什么人，从不曾有疾言厉色。照这样的新闻记者，在如今世界中，只怕打着灯笼也没地方寻去。你如果将他请来，我敢保你那《京都日报》，不上一年，必能超过爱国报以上。”何益三道：“我仿佛也见过这个人，真不愧是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