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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森副院长说：“老部长都给我打来了电话，表明了对这份杂志的支持态度，这本来就不是一份传统的杂志，又不需要去申请由国家财政拨款，没有必要搞什么任命吧？”
钱钟章思维跳动：“对，就借鉴他们过去的作法，成立社务委员会，将任命制变通为聘任制，由社务委员会杂志送党委同意后聘任，免去一切形式主义的做派。”
在政治风险方面，专家学者们都非常淡化，况且一份经济类杂志也出不了多大的政治问题，只是要求杂志社要尽快建立健全党、政、工、青等各类组织。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杂志后来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差点出了大事。
会议最后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企业家》周刊是一件新生事物，应该给予方便和支持；她身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期刊现象很有价值，值得继续关注和研究；社会主义教育学院需要这么一份活跃的杂志作为舆论阵地，可以为研究、推进、深化改革发挥积极作用。
意见的一致让动议通过成为一件简单的事情。企业家周刊社与省社会主义教育学院的接管协议也就得到了继续沿袭第一份协议书的精髓。院长钱钟章、副院长白杨林、赵远达进入杂志社社务委员会，由钱钟章出任主任。
杂志社正式向秀城市相关职能部门提交了调整主管、主办单位和变更办刊申请报告。随后不久，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向省相关职能部门下达了《关于同意［企业家周刊］改变隶属关系社址迁往浣城的通知》。省相关职能部门根据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的指示，第五次给《企业家》周刊的主管、主办单位进行了变更登记：杂志由省社会主义教育学院主办，社会主义教育学院下属的省企业发展战略研究所、省企业家联谊会参与联办。
秀城市秀中区秀水坝，市相关职能部门办公大楼。孙业田拿着企业家周刊社的《关于调整主管主办单位和变更办刊地区申请的报告》陷入沉思中，看着一天天成长、一步步壮大起来的这份杂志就要脱离秀城怀抱、离开秀江水的滋润，隐隐有一种不安和遗憾。
在秀城的期刊圈子里，孙业田是与游东方相识很早的人之一。那一年的冬天，孙业田作为浣江日报社驻秀城的一名媒体人，负责跑秀城市的文化、交通、煤炭、钢铁口子，在前往矿务局下面的一个煤矿竣工剪彩现场时，正好与游东方同行。
孙业田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大雪封山的日子。他们从早上出发，满眼的白雪皑皑、满身的寒风刺骨，看着游东方单薄得近乎孱弱的身子，孙业田甚至担心他是否吃得消。夜色笼罩中到达目的地时，游东方尽管冻得说话直打哆嗦，但良好的精神状态仍然令孙业田显得有些吃惊。
在简短座谈会上的专注、在剪彩仪式结束后满山遍野的奔走，游东方的敬业精神在孙业田这位资深的专职媒体人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象。
在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春天的日子里，中午时分，孙业田在浣江日报秀城办事处的驻地——秀城市秀江东路秀城日报社的食堂里看见一个依稀熟悉的面孔在与自己打招呼，一时之间竟想不起是谁，经过巧妙的摆谈才恍然想起是几年未见的游东方。
当游东方称自己已经到《秀城》杂志社隔壁的《城市美容》杂志应聘被录用时，孙业田还是想不明白他这么多期刊单位不去，为何偏偏选中被人瞧不起的这个地方。
令孙业田没有想到的是，游东方居然成功了，他在《城市美容》杂志的一些策划杂志道，搞得有声有色，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提升了杂志的档次，让人们开始对这张杂志另眼相看。
相邻而居，接触的机会自然就多了起来。游东方经常拿着一些版面规划、栏目设计之类的东西向孙业田征求意见，孙业田开始认真地对他高眼相看了，感觉他一定是一个不甘寂寞、想干出一番事业的人。当游东方把城市美容杂志社一些人的好文章、好图片拿给孙业田希望能推荐给《浣江》杂志发表时，孙业田只有满口承诺。这些文章、图片在《浣江》杂志发表后起到了进一步扩大《城市美容》杂志影响力的作用。孙业田这才明白游东方热心帮人的背后，还暗藏着一手投桃报李，更加暗自欣赏。
后来，跳槽到《青春》杂志、《工交》杂志，再后来独自创办《企业家》周刊的游东方，与孙业田接触更加频繁。在《青春》杂志，孙业田的许多作品均在该杂志发表：在《工交》杂志，孙业田最具有影响力的两部长篇通讯《放飞在山巅之上的梦》、《令你魂牵梦绕的那片土地》更是在该杂志首发连载。
八十年代末，孙业田调入刚刚成立的秀城市相关职能部门担任中层领导要职，此时的游东方，已经树起了《企业家》周刊的大旗。他和秀城媒体人联盟的有关领导经常被邀请去杂志社给编辑人员讲课、办培训班。杂志公开发行后，游东方又找到孙业田和他“索要”人才，闻天明推荐的原《浣江》杂志骨干黄日升、原《秀城文萃》杂志主编辑金惜琴等人到杂志社后成为编辑业务核心骨干，并培养、传带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编辑。在当时，正统的机关工作职员根本不敢到充满风险和危机的企业家周刊社去任职，碍于情面，孙业田只好把在中南政法大学工作的同学寻亦平游说到杂志社去工作才算完成了“任务”。
盯着迁走的报告，孙业田心里不由发出“世事艰难”的感叹。作为一个有追求、理想、抱负的人，要完成自己的心愿、实现自己的目标，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坡坡坎坎、曲曲折折，他们居然能够一一挺过来，让《企业家》周刊走到了今天，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他们大胆超前的思维、突破禁区的勇气、异于常规的举措，活托托地在严密的期刊管理体制上撕开了一条口子，在这条细小的缝隙下吮吸着撒进来的丝丝阳光，在满足规定所需的申杂志程序、符合规定所需申杂志条件下，成功地实现了期刊领域的首家“主权化”杂志的诞生。
孙业田的思维突然跳跃到安徽凤阳的小岗村，《企业家》周刊在某些方面与小岗村何等相似。小岗村大胆的探索之功，已经被普遍认可和充分肯定，在后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企业家》周刊呢？她同样能发挥超越自己的社会作用吗？孙业田感到还是一个谜团。
作为一个老期刊工作者，对方针、政策、规定的透熟，对行为、作法、运行轨迹的亲身体会，孙业田认识到《企业家》周刊能有今天，是离不开从地方到中央相关职能部门绝对一致的认同、支持，并冒着打擦边球的风险，他们之所以能够冒着风险予以呵护、完全是看中了以游东方为核心的这群探索人、这块实验田的作用和价值。
回想过去发生在《企业家》周刊的种种奇怪事情，想到秀城有媒体在杂志上公开指责《企业家》周刊是私人杂志，是个体户杂志的惊险、孙业田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企业家》周刊人走上的是一条布满荆棘艰险的山崖小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始终都会有危险的警号伴随他们一同前行。也许，到最后他们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有的只是世俗的妒忌和由妒忌而生成的冷嘲热讽？这往往也是伴随任何先行者的无形身影，更是几多开拓者的终归宿命吧。
孙业田终于拿起笔在报告上签下了同意杂志送省上的意见，搁笔的一刹那，他脑子闪现出一个强烈的愿望，要在今后适当的时候写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似乎就该叫做：《一个专为他人做嫁衣的杂志人的心灵感悟与认知历程》，虽然这个名字有些长，但除此之外似乎还真没有比这个名字更恰如其分的。
当《企业家》周刊刚刚诞生不久并以其日趋雄健的体魄成长发育，笑迎世界瞩目，笑傲世俗冷暖风霜之际，却偏偏非她所愿地即将要从她熟悉的美丽秀江之滨迁徙到虽然同样美丽，但却无疑是人地生疏的浣江平原。就算浣江与浣春江美丽无双，又怎能取代企业家周刊人们对于离别家乡的伤感，和消融对于父母之邦那难以割舍的眷恋情怀呢。
中国人力资源研究所秀城分所的办公大楼，所有的房门紧闭，给人一种窒息的死寂，只有三楼经济信息调查中心主任办公室半开半掩的门缝里透出的一丝光亮略略显得有些生气。
江之河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静静地呆坐着，在这个星期天的日子里，没有人来打扰清静。在家吃过午饭之后，郁闷的江之河总感到心里憋得慌，例行的午休习惯也被打乱，百般无聊中干脆走出家门到外面透透气，不知不觉却来到了办公室。
江之河倚在窗前，杂志架就在他的身旁，上面躺满的全是《企业家》周刊。他望着近处遮天蔽日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街市、穿梭不停的人流，偶尔抬头远眺绵亘起伏、挺拔蜿蜒的黛色山峦。良久之后，他的心底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感到心里空空荡荡。他实在想不明白，这么偌大的一个城市怎么就容不下小小的几十个创业者呢？就算他们的意识过于超前了，就算他们属于“另类”但这也不是从前了呀，改革难道不需要更多具有超前思想甚至属于是“另类”的超前思想的能人干将吗？如果没有“另类”的超前思想能有社会的进步吗？
江之河在这个城市已经生活了几十年，这里的一切已经与自己融为一体。“文革”期间，满天飞舞的大小字杂志让他对秀城人飞扬的文采、犀利的笔头产生了一种敬畏。改革开放以后，文采、文风俱佳的秀城人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市场的开禁让秀城又冒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杂志刊，“秀城人会办刊”甚至成了全国普遍认同的一种现象。但真正办成气候，在全国有名气，还是只有《企业家》周刊等为数不多的几家期刊。
江之河感到秀城这个地方很怪。一边是靠在长江边上，一边是嵌在山峦之间，既有江河贯通大海勃勃气势、又有重峦叠嶂盆地意识阻隔的封闭，既受到秀江的不息奔流的熏染又有盆地意识的束缚。也许正因为如此，才衍生出许多奇怪又无法解释的现象，如同《企业家》周刊的遭遇一样令人费解：
《企业家》周刊的波波折折，本不该有但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当初，游东方找到他挂靠，他能够应允并不是说自己曾经几度有过什么埋藏在心底的十分了得的未了梦想而不能得以实现，正好遇上了游东方这样敢想敢干的青年人，而在那一刻凭借自己卓越的识人慧眼和超人胆识，并通过游东方来实现自己多年来没有实现的崇高伟大壮举，只不过是想用自己一颗力所能及之心和绵薄之力去培植一件新生事物而已，这在改革的年代虽然是许多人都可以轻易做到的事情，但由于这是一件涉及意识形态，关乎“禁区”、“雷池”的领域，加之尚有种种禁锢和人们无法开启对于意识形态的传统封闭意识的现实，却让她成为一道让许多人不愿意去冒险破解的难题。
对于游东方的办刊才能，在秀城的期刊圈子里似乎没有人不知道，大气者投之以认可、敬佩的晶莹目光，小气者表面从善如流但心底无不暗含酸溜溜的醋意。就连他这位办着两份科技刊物的主编辑都早有耳闻。虽然看得起游东方并相邀于他的人不少，但是当事情真正干起来之后，却用很多的条条框框去禁锢他的创造力，甚至干脆无法继续容忍他那仿佛时刻都在不停地勃发创造力的潜能的继续发挥，尤其是每每到了涉及职务的任命时，就会拿出文凭、职称、党员、干部等档案身份上的致命“缺陷”予以否定。这在客观上就形成了，只要是游东方办好一张杂志就一定被人接管一张的尴尬局面，他在无形中也就成了一个多次被人利用之后，要么束之高阁，要么被搁置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境地，但他还是一往无前地拨涉于漫漫求索期刊改革的突破口而不得、甚至常常连自己的饭碗也因此而变得朝不保夕，而处于只有靠微薄的稿费来聊以维计的囊中羞涩地步。尽管如此，比起他被理想主义精神燃烧得在内心奔涌的热情来，他还是痴心不改地淡然于眼前的名利得失，更不屑于蝇头小利的驱使和对他抱以观望甚至冷嘲热讽的人，因为在他前进的道路上，他人的冷嘲热讽对于他来说无疑已经等同于每天清晨起来都要打扫一番房间的灰尘，或是清洗一下因为星夜兼程的跋涉而被昨夜西风拂面而残留于脸上的污秽，当仿佛是只有钟情于他的阳光打在他的脸上的时候，他又是兴高采烈地迈开了大步，跋涉于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