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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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 第2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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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赵忠、赵温不一样,戏志才和贾诩都是赵云的家臣,做什么事情,不会去责怪啥,反而会积极想办法。

毕竟所有人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

“主公,可否从何家人身上着手?”戏志才沉吟了片刻,嚯地抬起头来。

“你是说让何家人身败名裂吗?”闻弦歌而知雅意,赵云马上反应过来。

“难!”贾诩慢条斯理地浅啜了一口清茶:“本来,不管是何文还是何苗,都不难对付,从而可以让其身后的何进焦头烂额。”

确实,何文挂着一个士子的牌子,志大才疏,这种人好对付。

至于何苗,纯粹就是一个胸无点墨的人,对付起来更为简单。

“主公,何家的上位,并不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贾诩点到为止。

是啊,赵云和戏志才倒吸了一口凉气。

归根结底,是刘宏需要何家支撑在宫里的何皇后。

虽然赵云喊了一句万岁万万岁,灵帝十分清楚,皇帝这个职业,短命的太多。

他平生最大的爱好,一个是钱一个是女人,如今对女人的兴趣都没有多大,偶尔看到小宫女想活动下,都觉得力不从心。

反而渐渐有了龙阳之好,蹇硕就是他一力提拔起来的。

刘宏很害怕,要是自己百年以后,新帝幼小,何皇后势单力孤,皇权毫无疑问会旁落。

他希望自己子孙繁茂,这个儿子来得好迟啊,连名字都取名为刘协。

当然,他也不会轻易宣布太子的人选,要是自己能活得久一些呢?要是新皇子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快速成长起来呢?

“你说说!”赵云吩咐道。

“是,主公!”贾诩不慌不忙,说了一段话。

赵云暗自惊呼,毒士就是毒士,果然名不虚传。

戏志才眼里露出的是深深的忌惮,能在片刻间想出这么好的主意,他自忖自己就做不到。

第一百零六章以佛教对道教?

刘辩出生于汉灵帝熹平五年,父亲是汉灵帝刘宏,母亲是来自南阳郡宛县的宫女何氏,所以刘辩是庶出。

皇子刘辩出生后,何氏母以子贵,被封为贵人,宋皇后被废两年后又晋升为皇后。

在刘辩出生之前,灵帝的皇子们都已夭折,所以皇子辩出生后没有养在皇宫中,而养在道人史子眇的家里,不敢叫他的刘辩本名,称他为“史侯”。

因为史道人有道术,何氏想凭借他的道术保护皇子辩。

这些事情,熟悉历史的赵云知晓,戏志才并不清楚,贾诩也是经过一番调查才清楚。

既然灵帝都没有给自己唯一的皇子封王,整一个子虚乌有的史侯,很可能对刘辩不上心。

相反,王贵人出身高贵,尽管不是大世家,在冀州也算是一个豪门,进宫就是美人。

她所生的儿子肯定就是嫡出,而不是刘辩一样的庶出。

“主公,在高层,有一群人信奉浮屠!”贾诩眼睛眯缝着。

“你的意思是让那些光头对付道家?”赵云哑然。

在汉哀帝元寿元年时,有一位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从月氏王派遣来的使者伊存那里,听到了口授的佛经。

“浮屠”即佛的另一译音。若从文字记载来看,佛教传入我国至迟在西汉末年,但之前很可能性已经传入。

现在,一般以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为佛教传入我国的标志。

当时汉明帝夜梦金人飞行于殿庭,第二天上朝便问群臣到底是何征兆。太史傅毅回答说是西方的神-佛。

皇帝听了,认为供佛吉祥,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

公元67年,蔡愔等于大月氏国遇到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就请他们回国弘法。

一行人就用白马驮着佛像、佛经,返回首都洛阳。汉明帝特意建立精舍安置两位法师,精舍即是白马寺。

当时“寺”是官署名称,如大理寺、太常寺等。白马寺是指一处安排接待外国宗教人士的机构,后来寺就才慢慢成了僧人所居之处。

迦叶摩腾、竺法兰到达洛阳后,就开始译经、度僧。

由于迦叶摩腾与竺法兰是外国人,于汉语不甚精通,翻译时表达义理也就不太精准,而且数量极少。

他们摘录几十段佛语,辑于一册,即是《四十二章经》。

另外,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一开始就被皇家供养在庭院中,所以佛陀规定的僧团必须托钵乞食,住在阿兰若处等极重要的规矩,就没能在中国实行。

又因为当时同时发心随两位法师出家的人太多,一时间没有那么多染衣,于是从一开始汉传佛教的僧众就没能统一着染衣。

以至发展一段时间后,就都穿了长袍。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最初的缘起就有其先天性不足:因皇家求世间福报而进入,最能表法的托钵、披衣制一开始就没确立。经典极少,翻译亦存在缺陷。

从明帝起直至汉末,佛教基本只在上层社会小规模内传播,而且绝大多数人把它当成了求福之法,而未了解到它是能令人了生脱死的实修之宝。

这种情况在外国僧人不断进入,大量佛经被不断翻译出来后,才渐渐有点儿改变。同时,佛教也从皇家上层渐渐渗透至民间,建寺供养者也多起来。

至东汉末桓、灵二帝的时代,西域僧人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国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国来,竺佛朔从天竺国来,康孟详从康居来。

由此译经事业渐盛,佛教的普及范围也渐广。

东汉末期的佛典翻译事业,主要开始于安世高。

安世高本名“清”,是安息国的太子,博学多识,信仰佛教。

当轮到他即位的时候,他却让位给叔父出家修道去了。

此人精研阿毗昙,兼习禅定,游化西域各地,闻名一方。

东汉末大约七十年间,各译师翻译的经典涉及大小乘,包括止观、阿毗昙、佛传、般若几方面。

在初期的佛典翻译当中,一般常用“文”、“质”两个字作译文的评语。

“文”是指翻译时以文辞优美、适合本土习惯为主,“质”是指以传达原意精准为主。安世高、支谶等译师,大多采用质朴的直译,文采比后代优秀论师差些。

教自传入中国,王公贵人中,楚王刘英为历史记载中最先祀佛的人,他曾为佛斋戒祭祀,并曾奉缣帛替人赎罪。

但他对佛之认识仍十分粗浅,既信佛,却又诵黄老之微言,且曾把佛与孔子、老子一齐祭祀,他又与方士交往。

可见此时汉人之对佛,是把佛教视为一祭祀方术,以为其学说只是鬼神报应之说。

当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传入,首先要在当地人的思想信抑上找到共通点。

而现在中国流行阴阳五行,神仙方士之说,故当时国僧侣到中国时,奇装异服,对佛像烧香礼拜,诵念人们所不懂之经,在当时人民的心目中,自然被视作方士之类。

而他们舍世的生活方式,也与道家的隐修和回归自然的思想相似,故当时之佛教是被当作与黄老及神仙道术等相类似的东西,而被汉人民所接受。

永平十年时,明帝曾遗使到天竺求法,并得摄摩腾、竺法兰把佛经及释迦立像带到洛阳。明帝令画工仿画佛像并置清凉台收藏,又把佛经藏于兰台石室,又建白马寺于洛阳,正式展开佛教在中国的弘法事业。

桓帝时,大力弘扬佛法,虽在宫中黄老浮屠并立祠,及士大夫间也佛老混言,但在他们的重视下,佛教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

灵帝时,牟子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著有《牟子理惑论》,以解时人对佛教之疑惑与攻击,谓“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甚至明言儒亦不如佛也。

自此,佛教遂成一帜,渐与道儒分途。

自明帝建成白马寺后,灵帝亦大造浮屠之祠,以铜造像,黄金涂身,衣以锦采,所建佛阁可容三千余人,附近各地人在此听佛和读经。

每年四月八日浴佛节设酒饭,布施于路,延绵数十里。

许多佛僧于传教初期为求在中国新地上生存与发展,尽可能迁就当地固有的文化,采取依附道教,尊重儒学的态度,在记述佛教传播的史书中,佛道往被相提并论。

自明帝至桓帝时的百年间,始终以黄老浮屠归为同一道,更甚者,或以道教教主老子为佛陀。

另一方面,儒学在汉代己渐居社会思想的主导地位,佛教对之也取尊崇之态度。

如牟子极力以佛教教义迎合儒家,认为佛教义理与儒家伦理纲常思想是一致的,自己虽信佛但对儒家的仁孝思想并行,康僧会甚至把仁说为佛教的最高原则。

东汉时,诸儒往往把佛贬为“夷狄之术”,认为其出剃发弃妻等行为不合孝子之道。

而道教也对佛教进行攻击,除造老子化胡说以证明其资格早于佛教,又指佛僧弃亲、抛妻、食不清、行乞丐为“四毁之行”。

到了东汉末,佛教已趋向独立,而对道的排斥也进行抗争。

本来对贾诩就很忌惮的戏志才,听到他对佛教入木三分的分析,不由头皮发麻。

赵云也在一旁沉吟,半晌没有说话。

第一百零七章等我再现之日,佛教当为我助力

其实,在内心里面,赵云对佛教很是排斥。

前世,见佛门之士,不事稼穑,完全依靠信奉佛教的大众进行布施,活得非常滋润。

那些和尚们出则别摸我,入则挨轰plus,除了表面上不吃荤腥,生活相当优渥。

固然戏志才对贾诩忌惮,而贾文和对自家主公的博学更是钦佩。

他综合了各种信息,甚至亲自到寺庙去参观,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群光头。

按说贾诩世居凉州,靠近西域,接触佛教应该早一些。实则不然,他本身就是半个儒生,家境贫寒,佛教则主要走高端路线。

更兼凉州民生疲惫,不管是上层还是老百姓,生活都不甚安宁,不管什么教派,在这里的影响都没多大。所以,中原人眼里,他们和蛮夷差不多。

赵云心里没底,他委实不想让那群外来的和尚把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现如今道家不仅支持刘辩,更有甲子年的黄巾起义。

佛教与儒、固有相斥的一面,但也有相互影响和融合的倾向。

佛教初期藉道教之不小,也受到儒学一定的影响。

但反过来看,佛教对道儒也有所帮助。如早期佛经翻译有不少词语直接来自黄老之道,如“安谓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是清净无为也。”

道教之太平经也有用佛词语的,如提及布施、好生等。而康僧会等力图用佛教教义来阐述儒学,在现时儒家正统大受冲击的情况下,这无疑帮了其大忙。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其适应性极强,它为求自身之生存与发展,初乃依附黄老道以行世,蓄力待机,等到条件成熟方破土而,出力求独立传播。

这是佛教入华之初能被接纳并逐渐培植自己根基的一个重要原因。

它迎合中国儒家思想,最初在中国传教的高僧,都极力用儒家思想来阐释佛经,说明儒佛的一致,使在儒家思想的旗帜下使佛教得以生根、开花和结果。

历代皇帝乐于利用,君主既要像儒家那样的统治思想,大力吹忠孝仁义等三纲五常思想,以利于中央集权。

同时,帝王需要一种学说或宗教,让民众诚心向善,安居现状,知足常乐,而佛教的善恶报应,生死轮回等教义可以承担此任。

佛教关于人生无常,满布苦痛的说法及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思想,适应了人们的悲观情绪。

同时,佛教所谓彼岸世界的光明自在和涅槃境界的高尚无我,又使人们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来生的幸福,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寄托。

更甚者,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也曾被下层劳苦大众利用来作为反对历代王朝统治的武器。

现在的佛教逐渐趋于本土化,教义仪式适合国情,佛教教主释迦牟尼系由人而成佛,该教主张人人可通过修行而神化,该教崇拜多神而非一神,这些均与中国国情相符合。

中国自秦汉以降乃一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中国皇帝以神的姿态君临全国,它不允许在自己之上有更高的权威。

一切学说或宗教,包括儒在内,都必须有利于君主树立天子之权威方得以生存和发展。

中华民族由于自身具有高度发达的古老文明,故襟怀广阔,对于各种外来优秀文化均取宽容的态度,兼收并蓄,择善而从,融会贯通,在中国很少发生迫害或消灭异教徒的现象。

中国佛教首先是流行于皇室及贵族等上层的,如西汉末博士弟子之受大月氏王使口授佛经,东汉明帝之遗使迎回天竺僧,明帝之弟楚王英之信佛等。

因佛教初入即与道士方术相合,而当时之求神仙和长生,只有上层才有可能去讲究。

至于一般民众之信佛,最早则在东汉末年,见于三国志刘繇传中有关笮融事佛的记载中。

由于佛教是一种外来文化,而它所传入之国度又是自身具有高度文化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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