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赎买不成武力攻取、又考虑武力攻取可能的失败为留后路而迁都固守。他把平定诸割据政权得来的府库金帛和三司常赋的岁余，存入“封桩库”。他说：“石晋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值，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开宝九年（976）四月欲迁都洛阳，说“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汉周故事，以安天下也。”其弟晋王赵光义与群臣切谏，言迁都非便，赵光义的一句“在德不在险”，使赵匡胤最终放弃了迁都，但留下一句话：“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之民力殚矣。”这个预言之后果然应验，为了防守四战之地的开封，冗兵成了北宋的一大负担。
赵匡胤在南方还没有完全平定（尚有吴越、漳泉两个割据势力）的情况下就过早地死去，故尔没有看到他是如何散财养勇，积极备战的。但其赎买幽云的构想，在当时宋朝初建，人心皆望安定，又与辽军事实力对比之下，谋求和平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还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赵光义，完全没有从大局考虑，其“在德不在险” 也不过是一句空话，日后对契丹作战的狼狈之相便是最好的证明。
既然宋朝已经视燕晋为己土，则与辽之争战便无由避免，于是宋辽二丅十年战争便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之交上演了。
一、伐北汉兼阻辽援诸战
述：
1、一伐北汉。
宋太祖本拟按照“先南后北”的顺序实行统一大业，然而公元968年8月，北汉主刘钧（刘崇之子）死，其养子刘继恩既立，不久被混入北汉内部的宋朝间谍刺杀身亡，继之者为刘钧另一养子刘继元。宋太祖觉得北汉内乱，有机可乘，便临时改变“先南后北”的方针，命李继勋、党进、曹彬等将兵伐北汉，败北汉兵于铜锅河，逼近太原，烧其延夏门。北汉向辽求救，辽将耶律述烈赴援，而当时宋军并未做好与辽军作战的准备。11月李继勋等以辽援将至而仓皇退回。
2、二伐北汉。
宋太祖对第一次伐北汉无功并不甘心，决计再举。这次他吸取了未备辽军赴援的教训，预先做了部署：以何继筠屯兵石岭关，阻击北面来援的辽兵。公元969年正月，诏发军储，命诸路军马进屯潞、泽、磁等州。2月，昭义节度使李继勋等部先赴太原。3月宋太祖亲征，筑长围立寨四面围攻太原城，北汉将刘继业（即杨业）夤夜出城攻宋寨被击退。至此北汉所恃者，一为城坚，二为辽援，宋军以汾、晋水灌城，北汉依旧守御顽强。4月，辽两路出兵来援，一路自石岭关、一路向定州。宋将何继筠、韩重赟受宋太祖所授方略，将两路辽军杀退，且斩获良多。宋军以辽人首级示太原城，城中为之“气夺”，但恃有坚城，仍未放弃守御。宋军强攻不下，石汉卿、王廷义等将战死，而宋将赵廷翰率诸班卫士向太祖叩头表示要誓死拿下太原，太祖道：“汝曹皆吾所训练，无不一当百，所以备肘腋，同休戚也。我宁不得太原，岂忍驱汝曹冒锋刃，蹈必死之地乎！”众将感泣。此时宋军顿于甘草地中，天又暑雨，军士多病。而辽北院大王乌珍率第二批援兵急速赶到，驻于太原城西，对宋军威胁很大，同时也鼓舞了太原城中北汉军的士气。宋太祖从臣李光赞劝班师，宋军便再次无功而返，撤退时遗弃大量军资，北汉本穷困已极，得到这些辎重，“赖此少济”。这之后，宋太祖又与辽媾和，转兵南向，重新回到了“先南后北”的战略顺序上来。
3、三伐北汉
公元975年宋平南唐之后，南方除吴越、漳泉两个已经臣服于宋的小割据势力之外已全部归入大宋版图。公元976年，宋太祖再次出兵伐北汉，命党进、潘美、杨光美、牛思进、米文义等率兵分五路攻太原，又以郭进等攻忻、汾、代、沁、辽、石诸州，所向皆克。9月，辽将耶律沙、塔尔（又译敌烈）等将兵救北汉。10 月宋太祖死，12月宋师撤回。
4、四伐北汉
宋太宗即位，召回党进等将伐北汉之师，以政丅治压力迫使吴越献地、漳泉纳土，完全统一南方之后，于公元979年再议伐北汉。鉴于以往三次的无功而返，赵光义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于公元979年正月，集群臣讨论用兵方略，他问枢密使曹彬：“周世宗及我太祖皆亲征太原而不能克，岂城壁坚完，不可近乎？”曹彬答道：“世宗时，史超败于石岭关，人情震恐，故师还。太祖顿兵甘草地中，军人多被腹疾，因是中止。非城垒不可近也。”并建议立即进攻，“国家兵甲精锐，人心欣戴，若行吊伐，如摧枯拉朽耳。”而当时的宰相薛居正不同意其意见，认为北汉有契丹之援，并有固守之志，还有太祖迁其边民，北汉时已穷困不堪，“得之不足以辟土，舍之不足以为患”，所以不同意出兵。赵光义说：“今者事同而势异，且先帝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正为今日事也。”于是决计用兵。
宋对北汉用兵，契丹主问宋使何名伐之，宋使朗声答道：“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则和约如故；不然，惟有战耳！”虽说宋使是扬眉吐气，不辱使命，过了把瘾，但是宋朝却没有真正做好与契丹作战的准备，只是把重点放到攻太原城上。宋太宗在战前对进攻太原做了详细部署，以猛将崔彦进、李汉琼、刘遇、曹翰分别负责太原城四面的进攻，对攻城器械及后勤补给都安排专人负责。同时考虑到契丹可能的援救，以经验丰富的大将郭进为石岭关都部署，又以开宝年间曾以少对多与契丹作战的将领田钦祚护石岭关屯兵。
二月，赵光义的亲征大军自汴京出发，进攻太原外围州县，所向皆克。
三月，辽军援兵果至。辽冀王敌烈（又译塔尔）、大将耶律沙、耶律抹只（又译穆济）等率兵至白马岭，前有大涧阻隔，对岸郭进军已整装以待。耶律沙欲待后军到再一齐攻击，敌烈与抹只却认为“急击之便”，耶律沙苦劝不听。敌烈等以先锋渡涧。宋将郭进看准机会，率领骑兵猛攻其军，战斗异常激烈，敌烈与他的儿子华格，及耶律沙的儿子德琳、令衮图敏、详衮唐古都战死在阵中，宋军大胜。耶律沙与抹只也被困阵中，如瓮中之鳖，多亏辽大将耶律斜轸（又译色珍）率救兵赶到，射退宋军，二人才“仅以身免”。
白马岭之战是宋辽战争中宋军第一次大规模的胜利，可以说为以后对辽战争拔了个头筹。
之后，北汉再次向辽告急，辽军由于大败，短时间内无力再出援兵。不久，宋太宗至太原，慰劳诸将，并出手诏向北汉主刘继元劝降。
至四月，宋军陆续攻下太原外围州县，使太原成为一座孤城。宋军也连续攻城，天武军校荆嗣率众登城，“手刃数人，足贯双箭，手中炮，折碎二齿”，受到太宗嘉奖，由此亦可见战事之惨烈。太宗又让平时拣选的诸军勇士舞剑为前导，这班武士平时训练有素，剑法精湛，城上人“望之破胆”。
赵光义招法用尽，仍是无法攻下太原坚城。而这时，从石岭关传来了坏消息。刚刚对辽作战立功的石岭关都部署、大将郭进自缢而死！太宗本命郭进守石岭关，田钦祚护其军。而田钦祚在石岭关，“恣为奸利诸不法事”，太宗察觉后，降其为睦州防御使，仍护石岭关屯兵。郭进与田钦祚不协，屡屡揭发他的丑事，田钦祚为此十分憎恨他，白马岭之战时不援郭进，没有进一步扩大战果，平时又屡次□他。郭进武人刚烈，战功高，虽是大将，却也奈何不了相当于“监军”的田钦祚，被他数次□之后想不开，终于自缢而死。而田钦祚报告太宗说郭进是死于中风，太宗也就没有追究，追赠郭进为安国节度使。当时左右都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没人敢说。
太原城虽久攻不下，但宋军策反工作做得好，城中将领偷着出来纳降的比比皆是。北汉已经致仕的左仆射马峰实在看不过去了，夜里撑着病体来见刘继元，“流涕备言兴亡之理”，北汉主才决定纳款投降。
五月初五日，刘继元上表投降，宋得州十、军一、县四十一、户三万五千二百二十、兵三万。之后，例行对伪君伪官赦罪封赏，以刘继元为右卫上将军，封彭城郡公，又以其臣李恽为殿中监，马峰为少府监，郭万超为磁州团练使，李勋为右卫将军。北汉将刘继业在宋军攻城时守城东南面，“杀伤宋师无算”，此时刘继元已降，他仍据城苦战。刘继业本名杨重贵，事刘崇，被赐姓刘，并改名。太宗令刘继元召降，他才放弃抵抗，与刘继元同归宋。太宗大喜，复其姓为杨，只名“业” 字，当即授左领军卫大将军，不久又授郑州防御使。杨业后来便成了北宋西北边陲的干城。
太宗既得太原，为了消灭太原的“王气”而迁其民，焚其城，改为平晋县，而以榆次县为并州治所。
至此，历经四次、历时数月的平北汉之战终于结束。
评：
宋开国后，首先讨平二叛，杯酒释兵权，稳定了内部，之后便发动统一战争，以先南后北的顺序，依次平定南方诸政权。按照当时宋朝的国情和与辽的实力对比，先南后北是比较稳妥的。对北汉战略上采取守势，战术上采取攻势，时常骚扰其边境，焚其寨，迁其民，空其地，这些都是很成功的积极防御，既使北汉坐卧不宁，也为日后北伐奠定了基础。而宋太祖前两次伐北汉都是因为有机可乘而临时改变既定战略，有投机取巧的意思。随机应变，把握时机，这本无可厚非，宋太祖也并非头脑发热之人，只不过考虑有欠周全。伐北汉势必要考虑到辽援，太原恃有辽援而坚守，也就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而希图速战速决是不切实际的。第一次伐北汉，宋太祖一是没有充分考虑到太原的坚守之志，二是没有充分做好对辽作战的准备，故而无功；第二次伐北汉，宋太祖吸取教训，对阻击辽援做了部署，并且获胜，虽规模不大，也极大挫动了北汉的守志和契丹的锐气；然而太原城坚，即使用水灌城依然不破，也使宋军锐气大减，此时辽援再至，已不可再战，宋太祖及时撤退，虽然略显狼狈，也是明智的。这之后，宋辽实已开衅，契丹开始了频繁扰边。宋以南方未下，不便两面作战，而主动与辽媾和，而契丹似乎也领略到了当时宋军的强大，接受和约。而第三次伐北汉由于太祖崩而夭折，仍然未能达到目的。
宋太宗在完全统一南方之后，也将矛头指向北汉。宋太宗的战前准备也是比较充分的，对阻击辽援也做了充分部署。然而太原的坚城又一次让宋军感到无可奈何，不过白马岭阻击辽援一战却着实打出了军威。大将郭进在太祖时期就被赏识，一次太祖为郭进修住宅，有人劝谏说这种住宅的规格只有皇亲国戚才能用，而太祖却说： “朕视郭进岂减儿女耶？”郭进为西山巡检，任务是防御和骚扰北汉，做得也很称职。尤其是法令严明，宋太祖每次遣京中禁军戍西山隶郭进帐下时都要告诫他们： “汝辈谨奉法。我犹贷汝，郭进杀汝矣。”宋太祖时期，对边将还都是许以便宜行事的，并不似太宗以后还要遵照“阵图”来用兵，故而太祖时期的边将都很受优待和礼遇。田钦祚也应该说是不错的将领，“三千打六万”固然是浮夸了些，但可看出其人还是敢打硬仗的，只不过人品操守上毛病太多。白马岭一战郭进凭借勇武，击其半渡，大败契丹军，斩敌大将数员，若不是田钦祚按兵不动，估计还会扩大战果。这一战颇收顷刻之效，使得契丹在短时间内竟无力再发援兵，也在客观上促动了太原的主动纳降。所以笔者认为，宋太宗伐北汉不是胜在太原，而是胜在白马岭。若不是马峰哭谏，太原很可能再坚持数月，以待宋军师老自退或第二批辽援继至。
本来辽援已退，北汉已平，这场战役完全可以画上完美的句号的。宋太宗千不该万不该，在与辽作战的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画蛇添足地乘胜北征，从而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本篇完稿日期：2005…06…23）
二、高梁河之战
述：
1、 战前谋议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五月，北汉刘继元已降，宋太宗还师至镇州即转兵北上，欲以新胜之师收复幽蓟。但是破太原尚未赏三军，诸军兵将多不愿行，只是无人敢说。只有殿前都虞侯崔翰赞成乘胜北征，“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赵光义听此言遂了他的意，很高兴，当即下令枢密使曹彬调发各地屯兵。当时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