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烟北平- 第15部分

方景林顺利地通过了日本人的甄别，既没有升官也没有降职，还当他的巡警，日本人在警察局内部开办了日语培训班，方景林也积极报了名，他的行为使一些同事很反感，都有意地疏远了他，而一些死心塌地追随日本人的同事却以为他是同道，纷纷向他表示亲近，方景林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方景林万没想到，新联络员竟是他见过一面的罗梦云，见面地点是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的门口，方景林刚刚赶到，对面走来一个身材颀长，面容俊美的姑娘，她穿着一件朴素的月白色短袖旗袍，略带卷曲的长发垂在脑后，额头的刘海上别着一个象牙色的发卡。方景林一眼就认出她，这是那个为抗日募捐的燕大女学生。两人对了暗号后，姑娘像老熟人一样向他伸出手，脸上露出迷人的微笑：“我叫罗梦云，今后就是你表妹了，有什么不到之处，哥哥你还要多担待哟。”

方景林很少有机会和年轻女性打交道，特别是如此美貌的姑娘，心中难免有些心猿意马，他握住罗梦云的手，所问非所答地轻声道：“我见过你，还记得吗？”

罗梦云嫣然一笑：“对不起，我得了失忆症，以前的事什么都不记得了，我想，你也应该如此，关键是以后我们该如何相处，我说得对吗？”

方景林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哦，对不起，我一时忘了纪律，咱们说正事吧，请传达上级指示。”

罗梦云漫不经心地望着四周道：“有件事是当务之急，29军还有些掉队人员没来得及撤走，现在都隐蔽在城里，上级指示，利用我们在警察局的各种关系，抢在敌人清查之前为这些人办理户口，不然他们的处境会很危险。”

方景林沉吟了一下说：“我会尽力去办，户籍处有我的关系，应该没问题。”

罗梦云提醒道：“这件事工作量可不小，他们的年龄、职业、和户主及家庭成员的关系都要详细，要经得起调查，日本情报机关的效率可是第一流的，千万不能出岔子。”

“放心吧，我有把握，我干警察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罗梦云说：“那好，咱们今天就到这里，我先走一步。”

方景林鼓足勇气说：“以后除了工作上的事，我还可以约你吗？”

罗梦云笑了：“不行，我们都要遵守组织纪律。”

徐金戈也没有走成，临撤退之前他接到指令，北平站要留下一批人员长期潜伏，徐金戈被任命为行动组组长。这是戴老板的意思，他不能不服从。戴老板的指令很简单，希望军统同志在敌占区能有一番作为，目的只有一个，使用一切手段袭击日伪军政要员，把北平变成一座恐怖城市。徐金戈喜欢这种任务，这意味着冒险和刺激，而且在行动中有较大的自主权。

徐金戈的上司是个神秘人物，代号“黑马”，徐金戈从来没有见过他，却时时感到他的存在，就连“黑马”给他发指令的方式每次都是不一样的，有时由街头的乞丐送来，有时会在买烟时找回的零钱中发现字条，这个“黑马”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徐金戈对这个上司的全部印象就是那笔漂亮工整的仿宋字。

今天早晨徐金戈接到“黑马”的指令，要他马上赶到宣武门天主堂参加一个秘密会议，“黑马”特意申明，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员要绝对服从会议主持者的命令，违令者将受到严惩。徐金戈不敢怠慢，连忙放下手里一切事赶到宣武门天主堂。

宣武门天主堂俗称南堂，是北京最早的一座天主教教堂，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现存的建筑建于1904年，是一座三层的巴洛克式建筑。早期的宣武门礼拜堂规模很小，是一座中国传统建筑，仅在醒目位置安放了一座十字架以表示其天主教堂的身份。清顺治七年，由德国籍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主持，在宣武门礼拜堂的原址上开始了天主堂的翻建工程，两年后建成。内建亭池台榭，式仿西洋，极其工巧，除了一般的宗教建筑之外还有天文台、藏书楼、仪器室等科学设施。这个教堂自1605年至20世纪30年代以来三百余年中曾屡毁屡建，或毁于地震，或毁于火灾和内乱。最后一次劫难是1900年遭到了义和团团民的围攻，南堂被烧毁。1904年第四次重修的南堂主堂和附属建筑竣工，就是徐金戈现在看到的样子。

徐金戈是第一次来这里，他没有急于走进主堂，而是仔细把教堂内外的地形地貌研究了一下，这是他的职业习惯，每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第一件事就是想好撤离的路径。这里共有三进院落，大门为中式建筑，占据了教堂的第一进院落，其后的东跨院为教堂的主体建筑，西跨院为起居住房。教堂主体建筑为砖结构，面向南方，正面的建筑立面为典型的巴洛克风格，三个精致的砖雕拱门并列，将整个建筑立面装点得豪华而庄严，整个建筑的墙面磨砖对缝，精美的砖雕随处可见。教堂的室内空间运用了穹顶设计，两侧配以五彩的玫瑰花窗，整个教堂静悄悄的，弥漫着一种庄严肃穆的宗教氛围。

会议的地点是主堂内，参加会议的人大部分都不认识，徐金戈意外地发现，会议主持人竟是老同事曾澈，此人是军统北平站的老特工，也是戴老板的红人，他在军统内的职务是华北区书记，徐金戈在南京时就认识他，算是老熟人了。

曾澈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他那张脸在任何时候都毫无表情，只有那双不大的眼睛里显露出一种冷冷的杀气。他向徐金戈点点头，没有一句寒暄，只是把他拉到一边，开门见山地介绍起情况来。

通过曾澈的介绍，徐金戈才知道今天参加会议的大部分人都是“抗日锄奸团”的骨干成员，这是个刚刚成立的以刺杀、爆炸为主要手段的抗日锄奸组织，主要活动区域是北平和天津。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负责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几乎都是来自平津几所著名中学、大学的学生，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学校的高中生，还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南开大学的大学生。曾澈说，他自己也是根据“黑马”的指令，刚刚担任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具体情况还不是很了解，只知道这个团体的成员多半是高官贵戚、富商名人之后，他用眼光向徐金戈示意：“你看见那两个穿灰色西装的年轻人吗？那是伪满总理郑孝胥的两个孙子郑统万和郑昆万。坐在前排椅子上的人从左数第一个和第二个是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往下是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君、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

徐金戈轻声道：“有意思，论起家世个个都是如雷贯耳啊，这些公子小姐们干这一行成吗？”

曾澈回答：“我开始也这么想，这些公子小姐们投入抗日锄奸行动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也并不奇怪，这个阶层的子弟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最易于接触学生运动带来的反日爱国情绪，他们社会背景十分复杂，消息灵通，牵涉极广，使日伪方面的侦察人员往往投鼠忌器或者事倍功半，你不要小看这些人，他们很有胆量，看见那个坐在墙角里的年轻姑娘吗？她是京剧名角儿杨易臣的女儿杨秋萍，上个星期她一枪干掉了伪北平商会的副会长张亦衡，出手很利索，其实战前她连枪都没摸过，只是在行动之前的两个小时里才学会了使用枪械。”

徐金戈仔细看了看那姑娘，突然觉得很眼熟，他终于想起来了，北平沦陷前夕他和方景林在茶馆里遇见过这姑娘，那天她和一些同学在为29军募捐，还和徐金戈发生了几句口角，想不到她也参加了抗日锄奸团。

徐金戈问道：“曾兄，我的行动组也归抗日锄奸团的指挥吗？”

“不，你直接受‘黑马’的指挥，只是在必要时协助我们，今天请你来是为了协同进行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明白了，曾兄，我接到了‘黑马’的指令，这次行动我受你的指挥，请多关照！”

“别客气，相互提携吧，戴老板在看着咱们呢。”曾澈客气地说。

徐金戈走到那姑娘面前：“杨小姐，还认识我吗？”

傲慢的杨秋萍坐在椅子上连动也没动，只是向徐金戈点点头：“想起来了，你该不是来问那块‘劳力士’表的下落吧？我把它送到当铺了，当了二十块钱，不过当票被我扯了，因为我就没打算去赎当。”

徐金戈笑道：“小姐，你可真会做生意，我买那块表花了一百多块钱，才戴了不到一年，你怎么才卖了二十块钱？至少要卖四十嘛。”

杨秋萍翻了翻眼睛反问道：“怎么，心疼啦？那我以后还你，不过要等抗战胜利以后，假如我能活到抗战胜利。”

“好啊，咱们一言为定，要是我们两个人中间有一个活不到抗战胜利，那么这个协议自动失效，怎么样？”

“没问题，不就是一块表吗？对了，你是谁，前几次开会我怎么没见过你？”杨秋萍不客气地问。

曾澈走过来介绍道：“秋萍，这是行动组组长徐金戈，老同志了，现在来协助我们的工作，你可别小看他，他可是我们华北区头号杀手，日本谍报机关那里都挂了号的人。”

看得出，杨秋萍对曾澈很尊敬，她一见曾澈连忙站了起来笑道：“曾团长，我们在开玩笑呢，您对徐先生的评价使我很惊讶，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只见到徐先生为抗日捐献过一块手表，还没有见到什么过人的表现。”

曾澈对徐金戈说：“这丫头嘴很厉害，从来不吃亏，看来你们认识，也省得我介绍了，金戈兄，咱们开始吧？”

徐金戈点点头道：“时间很紧，我们简短些，我只有两个问题，一是这次行动的目标是谁；二是需要我的行动组做什么。”

曾澈也同样干脆地回答：“第一，行动目标是新上任的伪警察局长沈万山，你们行动组的任务是前期侦察，摸清沈万山的出行规律。第二，请行动组支援我们一批武器弹药，这次行动以我们为主对目标进行攻击，你们行动组负责掩护。我讲清楚了吗？”

徐金戈简短地回答：“清楚了，我马上着手执行。”

文三儿在沙滩碰见了罗教授，他隔着老远就打着招呼兴奋地迎上去，罗教授刚从红楼里出来，他本来想步行回家，可一见文三儿那副无限期待的样子，便生了恻隐之心，于是坐上文三儿的车，吩咐去珠市口，他的老朋友杨易臣家里出了事，罗教授尽管帮不上忙，但至少应该去看看。

如果倒退三十年，罗云轩也是个壮怀激烈，探索救国救民之道的热血青年，那时他经常和同道人辩论，他的朋友中有人主张富国强兵，有人主张实业救国，而罗云轩坚持教育救国、知识救国的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在于国民的愚昧，最好的办法是用道德和知识去拯救国民的灵魂，因此一切要从教育入手。不过最近一些日子，罗云轩在理论上陷入困境，教育救国的理论一遇到蛮横的、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就屁事不顶了，没人和你讲理，除非你也有实力把侵略者赶走，否则你只好当顺民。看来自己的理论还是有些漏洞，没有考虑到强盗介入的因素，如此说来，当年主张富国强兵的朋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昨天罗云轩路过日本兵的哨卡，那些野蛮的日本兵要求每一个过哨卡的中国人向他们鞠躬，否则就会遭到毒打和杀戮，罗云轩迫不得已也鞠了躬，但心里却像是吃了苍蝇，那种强烈的屈辱感久久地折磨着他，唉，在刺刀面前，一介书生显得是那样无用，无能。

罗教授一路上和文三儿聊起来，考虑到文三儿的理解能力，他尽量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告诉文三儿，说咱中国在历史上曾多次被异族人统治过，时间比较长的有两次，一次是蒙古人，一次是满族人，咱们汉人吃了不少苦头，不过后来这些异族人都被咱们同化了。相比之下，这次日本人来是最糟糕的，这些日本人非常坏，他们坏得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我们亡国灭种，文三儿呀，当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啊。

文三儿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谁来了都一样，草民总得有人管着，以前是皇上，后来是北洋政府，再后来是国民政府。以文三儿的个人经验来看，国民政府在的时候，他拉散座儿一天最少能挣三毛钱，合六十九个大铜子儿，那时一碗馄饨五个大子儿，三个麻酱烧饼六个大子儿，加起来十一个大子儿，合法币才五分钱，五分钱就能凑合一顿饭，每天除了吃还能节余个一毛多钱，这还是最挣不着钱的时候，要是运气好，赶上拉包月，吃住都在主人家，那就挣得多了，主人赴饭局，按惯例要给车夫两毛的车饭钱。就说陈掌柜吧，他是个交游广泛的人，每天晚上不是有饭局就是去朋友家打麻将，这样的额外收入加上工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