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猾的家伙，居然还想从我这里掏出什么情况，不过这样我不妨可以敲山震虎，看看他的表现。
“还不是你这帮家伙害得，弄得我们一天到晚围绕你这帮家伙的事情转，你这小子居然一点都不仗义，说一些不痛不痒的事情来糊弄我，我告诉你，我刚从深圳回来，收获还真不小。”我故意轻描淡写，眼睛直盯着刘小军的眼睛。
刘小军连忙将眼神移开：“难怪，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你来提审了。”
“怎么样？今天要跟我说实话了吧。”
“…戈指，真的，我除了那件事不该帮那帮家伙以外，就是不应该从派出所逃跑，其他的就是打了几次架，再多也没有了，真的，请你千万相信我。”
刘小军眼睛里闪过一丝游移的光，好像被触动了，但是，他马上又恢复原来的样子。
“相信你？笑话，我告诉你刘小军，为什么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我，而且我告诉了你我是到深圳，言下之意是什么，你应该很清楚，我劝你还是聪明点，没有必要再硬撑下去了，给你一些时间考虑，你自己看着办。”我撂下一段话，走到门口，懒得理刘小军。
我相信，我看似平常的几句话，绝对在他的心中丢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然而，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刘小军却一言不发了。但从表情可以看出，他开始有些浮躁了。
2
彭勇有些怒不可遏，想要“加大力度”，“上点手段”，被我劝住了。我知道，刑讯逼供是上面禁止的行为，公安部对这一问题也越来越重视，抓得很紧。
近两年来，社会各界对公安机关的执法要求越来越严，有些地方甚至和美国对警察的要求差不多，甚至还有人提出了什么零口供之说。可是，很多同仁对此颇有微词。说那些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忘记了中国的执法环境，也缺乏配套措施。在西方国家，只要证据充分，犯罪嫌疑人不承认，也的确完全可以定罪，而中国虽也有这种情况，可几乎是特例，检察机关基本上视口供为第一证据，证据尽管很充分了，可是没有口供，往往会退卷给公安机关。有的说，我们的执法对象也和西方不同，西方人普遍文化水准高，法律意识强，只要他们知道警方掌握了证据，往往不再顽抗。相反，中国有相当一部分罪犯不是这样，不管你证据多么齐全，他就是不承认。据说哪里的警方就曾办过一起杀人案，各种证据完备，还进行了DNA检测，都认定是他，可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听了之后却说：“什么×DNA，反正不是我！”真把人气个半死。
现在又遇到这样一位，怎么问也都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什么好脾气的人能忍住不动手？我忍住了也想动手的火气，悄悄地对彭勇说：“反正我们有时间，跟他耗下去。”
说白了，“耗”就是打车轮战，这种办法在如今的基层公安机关已成了“常规武器”，同仁们都说，既不能打又不能骂，我一天到晚地审总可以了吧。而往往这种办法取得的效果确实出人意料。
耗了一会儿，我便说：“刘小军，你这么顽抗下去是没有意义的，我告诉你，今天我们是有备而来”
彭在旁边附和：“那是，你要是想靠不说话这条扛过去，那就大错特错了，不信咱们就耗下去，看谁能耗过谁！”
我指点着刘小军的额头：“我还可以告诉你，按照有关规定，对你这个案子因为案情复杂涉及到的人多，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来跟你耗！”
“等一切都查清的时候，你想说也晚了！”郭鹏不失时机加上一把火。
刘小军已经觉察到形势不妙，额头上开始渗出汗珠，他心里已经发虚了，我心里冷笑。
审讯就是打心里战，也是一场针锋相对的较量，在如今这场较量中，实力已经明显悬殊了。
我猛然一拍桌子：“怎么，你还不说实话吗？”
他不再沉默：“这……我……你们要问什么呀？”
我敲敲桌子：“匡汉柏是谁？是你说还是我说？”
刘小军：“这……我……我记不清了……”
我冷笑一声：“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我点你一下吧。
…
3
2月26日，晨曦初露，刘小军豆大的汗珠从双颊流下，脸色发青，狡黠的眼睛中露出绝望的神情，他全身颤抖着一声哀号，彻底缴械。
这是一个作恶多端，集抢劫、抢夺、盗窃、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故意伤害于一体的跨区域性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透过厚已盈尺的案卷，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龌龊的灵魂在这片红土地上肆虐的罪恶史——
1999年被判缓刑出来的刘小军，并没有珍惜政府给其宽大的机会，反而激起了一股对社会莫名的仇恨。在一次他的几个哥们为他“压惊洗尘”的宴会上，刘小军端起满满的一碗酒：“从今天起，我们兄弟要团结一条心，患难与共，我们要干就干出一个样子来。”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被酒精引燃的欲望驱使下，其昔日的同伙祝磊、罗蔚等听后豪气冲天，齐刷刷地众目相向，举杯齐眉：“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老大，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
“我们就成立一个帮派，以后大家团结一心，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温和干出一番天下来。”刘小军狠狠地将酒杯一放。
为与其他团伙有所区别，他们皆在手臂或背部纹以“剑”、“蛇”图案，其中刘小军背部纹蛇，祝磊、罗蔚、刘华东、刘会民臂部纹剑，王小富左剑右蛇…因为如此，“剑蛇帮”，就称谓开来。
这个“剑蛇帮”组织严密，从帮主到一般喽罗，分为三个层次，呈“金字塔”型。刘小军凭其头脑灵活、足智多谋、阴险狡诈、心狠手辣稳坐“帮主”交椅，祝磊、罗蔚、刘华东等骨干成了其左臂右膀，都尊称其为“老大”或“军长”。刘小军出行总有两三个随从，好不威风。学着“老大”的样子，祝磊、刘小强、刘华东等也纷纷发展“下线”，收留那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大事不犯，小事不断”的社会渣滓做“小弟”。
刘小军惟我是尊，叫嚣“我说的话要绝对算数”
。为加强管理，他立下规矩：一、手下做什么事都要向他汇报，凡事要请示，不得擅自作主；二、“小弟”不能随意和“帮主”在一起，即使要见“帮主”，必须通过其身边左右；三、凡是要投奔其麾下，在“考察”合格后，要恭恭敬敬地跪下被其扶起方被视为接纳；四、经费统一掌管，手下要定期交费；五、兄弟之间不得打架闹矛盾，否则在众人面前跪地15分钟认错；兄弟之间不能互相出卖，被公安机关抓获后什么都不能说，否则由“老大”予以严处。
2000年3月，在县文化馆空地上，刘金彪因欺负刚入帮的李增峰，被刘小军责令下跪，向“老大”及所有帮派成员公开赔礼道歉。从此，帮派内部达到“空前团结”。
刘小军知道，要立足是要靠“实力”的，他命令手下打造了20余把砍刀，开始了“剑蛇帮”短暂的血腥生涯。
2000年4月30日，刘小军听说下模镇的刘国民不服从于他，暴跳如雷，操刀上阵，组织一伙人在县新华书店附近一餐馆内在刘国民身上砍了39刀，刘国民险些成了“刀下冤魂”。因为刘国民也是一个大“罗汉”，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
……
声名大振的刘小军等人在县城成了无人敢惹、无人敢碰的“凶神恶煞”。
敲诈钱财成了维持刘小军一伙人吃喝玩乐的主要手段，有时实在找不出理由，刘小军便借给人以保护为名，收取所谓的“保护费”。在县工商局工地，刘小军等在工地上转了几圈，便“不劳而获”一万元“好处费”，那时正值年关，刘小军心情大悦，给每个骨干成员发了一套清一色的西装，齐刷刷地走在街上，犹如香港黑帮再现。
“剑蛇帮”上述行径除极少数受害者报案外，大部分受害人迫于刘小军等人的淫威不敢报案，造成公安机关只能凭个案进行处理，抓了放，放了抓，以致群众也有了怨言，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发生在深圳金泰大酒店的抢劫案仅仅是他们看来不值一提的“小事”，没想到的是，也就是这桩案子敲响了他们末日的丧钟。
在逃亡期间，刘小军带着祝磊他们来到深圳找到他的两位拜把兄弟匡汉柏、周秋平，开始了更为疯狂的违法犯罪。绑架、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无所不干，其中数人被砍成重伤。除此之外，他们还大肆盗窃抢劫摩托车。短短几个月内，他们就作案30余起，抢劫、盗窃财物折款近20万元。
漏网的罗蔚、刘小强及其他一些喽啰见大势已去，只好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2002年4月10日，新安县公安局在电影院召开了公捕大会，对以刘小军为首的黑社会犯罪分子实行公开逮捕。
那天早上，全局近百号警察全副武装，早早来到了能容纳数千人的电影院，各自进入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我身着99款新式警服，站在大门的入口处维持秩序，精神格外抖擞，作为这个案子的有功之臣，有理由心情激动。
公捕大会定在上午9点正式开始，8点不到，很多老百姓就如潮水般涌进了电影院。不一会，电影院内外已经是人山人海，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攒动的人头，足有几千人之多。
8点40分，人群一阵骚动，只见由远处缓缓驶来一个车队，前面由4辆警车开道，后面跟着几辆绿色的军用汽车，每一辆车上都站着几个戴着手铐的犯罪嫌疑人，旁边是羁押他们的荷枪实弹的武警。
我看到最前面一辆车上站着的正是刘小军，他垂头丧气地耷拉着脑袋，后背上插着一个写有他大名的白色标记牌，如今的他早就没有了往日的威风，似乎已经感到了末日的到来。
“多行不义必自毙”，古往今来，如果谁敢骑在老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那么等待他的肯定不会是好下场。我想。
上午9点整，公捕大会正式开始，首先由县委副书记讲话，之后由新安县检察院检察长宣读了对以刘小军为首的15名黑社会犯罪分子的逮捕决定。当检察长批准逮捕的话音刚落，会场内外欢呼声一片，场面甚是壮观。
这时，我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心，随着会场内外的欢呼声一同起伏着、跳动着、兴奋着……
“剑蛇帮”覆灭了，除10多名骨干成员被警方逮捕外，“帮”内的30余名“走卒”分别受到公安机关的警告、训诫、罚款、拘留、劳教等处理。 ［…wＷw。QiＳuu。cＯm］
4
我和彭勇为此荣立三等功。温和派出所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批民警受到嘉奖。郭鹏被重新提拔使用，调至110指挥中心巡逻处警中队任副中队长，副股级。
有人还是为我鸣不平说我应该立个二等功，打掉一个省厅督办、影响如此恶劣的黑社会团伙，立个三等功有些委屈。
我说：能够立功就不错了，知足吧，人家有的一辈子还立不了功呢。
一批新闻媒体纷纷就此案做了大量报道。J省电视台专程到新安县采访作了上下两集共20分钟的专题片，因我是侦破该案的关键人物，我自然在里面大出风头。又是模拟抓捕现场，又是情景再现，又是同期声采访，把我又累了个够呛。
专题片播出后，我成了县里的新闻人物，大家看到我都说上省里电视了！简直像个职业演员，够威够力！
我说上电视有什么了不起，说不定哪天我还要写电视拍电视呢。
之后不久的一天，丁局长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
听得出，口气很严肃。
我在赶往县局的路上，心里七上八下的，过电影般地回想了一下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哇？
我忐忑不安地走进局长办公室，对于这个当兵出身的局长，我有些捉摸不定，他心情好的时候，一脸的笑容，如果一旦有什么不快的事情，用“脸若冰霜”形容看是毫不夸张的。
我一看局长脸若冰霜，心里就暗叫，这下完了，局长不高兴了，要挨骂了。
“你上电视很风光呀。”果然，局长脸一板。
“局长，拍这个片子，可是你同意的。”我还以为是我在里面的镜头多了一点，是不是有些抢眼？局长在里面也有些指挥和组织开会研究的镜头，是不是镜头少了，作为领导的不高兴？我这时有些后悔为了图痛快，怎么就没有往深层次想呢？不过，这也是人家省电视台记者安排的镜头呀，我哪有权力安排怎么摆布？
“你有没有审稿？”
“没有，省电视台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心里想，糟糕，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了。
“没有征求你们的意见？…”局长看看我，没有说什么了。
坐在旁边的张政委说：“戈冰剑呀，你不晓得，为了这个片子，局长挨了骂。”
“挨骂，挨谁的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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