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的时候，却是无比的茫然。十二年的时间里，我们惟一的目的就是冲过独木桥。而等自己真的过了，却不知道过了以后该去做什么？
面对日益沉重的学费，飞涨的物价，我们在校园外开始为了生存而奋斗。打工时代到来了！大学生是最廉价的劳动力，而雇佣他们可以造成极大的新闻热点。大学生开始卖报纸了，大学生开始送牛奶了，大学生开始扫大街了！
只剩下爱情是免费的。在动荡的大时代里，惟一温情脉脉的东西就是爱情。学生时代的爱情还不需要金钱、权力、房子、车子的支持。一生中最纯粹的爱情就出现在这时，我们除了彼此赤裸裸的身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拥抱，可以相信。
等我们出现在社会面前的时候，极大的人口压力使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凄惨的就业危机前。我们生平第一次感觉到生存的残酷。我们收藏起自己的雄心壮志，灰头土脸地进入永远不可能令自己满意的单位里工作。
令人吃惊的是，那些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土蛋却极有素养地掌握着几千年中国文化的精髓——统驭术。小小的手腕和哪怕是最陈旧的整人手法，却一样可以把一个用知识武装到牙齿的大学生搓成长的，复又捏成扁的。我们学会了沉默。
我们目睹了成功者的意气，也看见了失败者的惨痛。我们在旧机器上被制造出来，却又被要求立即学习游泳。白领成功人士的广告后面是无数的残兵败将，以及无数悲伤失意的故事。
父母半辈子的钱都用在孩子的教育上了，现在要求他们买下自己的房子。我们不再享受福利分房了，需要自己去买。买房就无法结婚；结婚就无法买房。我们已不再轻易相信爱情，而更愿意看见房产证明和厚厚的存折。我们骑着摩托追到的女朋友，被轿车接走了。有人在唱：交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
我们被训练成为旧观念的继承人，我们目睹了这世界的改变。惟一不知道的事却是最重要的：金钱是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关于杨致远的神话被一再重复，世界变得如此近功急利。知识和学习仅仅是金钱的新遮羞布，在很远的地方你就可以闻见它的味道。
父母已经白发苍苍，老去，他们的世界却远远没有终结。1970s的一代人依然背负着太多历史的重负，无法跟后来人一样轻松上路。我们脚跨两个世纪，为变化而头昏脑涨，却带着一脸尴尬的苦笑。
1960s指责我们的背叛和肤浅，1980s嘲笑我们的保守与落后。1970s们于是组成了网络世界的中坚分子。在比特的世界里尽量去过一种简单的、轻松的、诗意的生活。其实，我们是《乱世佳人》里的阿什莱，在荒烟蔓草的客厅里回忆当年的灯火辉煌。
1970s们迷惘，因为旧的一切都不可回头地改变了，手里却是空荡荡的什么依托都没有。我们开始频繁地转职，沉迷在自己的工作里，在荒泽大川中放逐自己，想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无数的人在路上寻找。
我们远离了勋章和英雄的时代，虽然我们曾经如此准备过；我们与物欲和金钱的世界本来没有一点关系，这个世界却在一夜间朝我们扑面而来。许多人跳上生活的战车消失在尘埃之外；剩下的人决定随波逐流，过宁静的平凡人的生活。
在每个宁静的夜里，在家具都已经睡着的深夜里，1970s们却无法安然睡去。问题反复出现：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1960s们有知青小说在记录他们的历史，或者被《阳光灿烂的日子》继续照耀着；1980s们是时代的宠儿，他们在所有的媒体上创造着他们的历史。1970s们却是无声无息地走着，仿佛世界上并不曾真正存在过这么一批人。
如果你出生在1970年，你早已过了而立之年了。如果你出生在1979年，你也已经是个成人了。30多岁的你，在似水的流年里，过得好吗？二十多岁的你，对即将面对的社会准备好了吗？
我时时会想起我的同龄人，想像他们安静地在街上走过。街道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脚印留下，甚至是一点点的足音。开始下雨。
大学的我
今年5月20日，是母校的百年生辰。我没有回南京，那一天就在家里过掉了。现在回想起来，居然已经记不得那天做了些什么。人过27，记忆力就起了奇妙的变化：昨天的人早已经忘记，明天的事全在计划上，而这计划表前天就已丢失，剩下的是对于过去逐渐清晰起来的回忆，经常在莫名其妙的时候脑子里突然闪现出过去的某个片段，纯平丽音，纤毫必现。
就因为这缘故，你可能在昆明的街头发现我：和菜头，27岁，胖子，身上勉强包着一件
西装，手提公事包。这样的人你一天能在街上看见成千上万个，但是只在那么一瞬间他会有些不同——他的目光突然定住，黑色的眼眸中有彩色的光影流过。那些奇异的光彩像烟火一样绽放在黑色的夜空，如果你处于一个恰当的角度，应该可以感到有一层几不可见的波纹从他的眼睛周围荡漾开去。恍惚之间，一切停顿，在他臃肿的形体下，似乎有一只凶悍狂暴的猛兽正欲破体而出，大声咆哮，极速向大地和天空交界处飞奔而去。
烟火在黑夜的夜幕中落下，仿佛消失在了极遥远的天之尽头。那突如其来的神采也不过瞬间即逝，街上又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车声人声沸沸扬扬，我重新又跌进无始无终的时间急流，消失在城市的暧昧怀抱中，如雨点落入河流，再也无迹可寻。如果你有一双敏锐的耳朵，可以听见在遥远的某个地方有击键的声音。可能你永远也不能知道，是否有人刚刚打下一条系统日志：数据调用错误。
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很怀疑，世界上是否真有一个叫南京的地方，一个叫和菜头的人是否真的在那里生活过四年。我极尽一切可能调用存储过的数据，看看有什么地方有被修改擦写的痕迹，有什么地方可以作为我在那儿存在过的证据。
我想我看过些书，仔细想起来却非常模糊。在图书馆里我打过一年工，换取一日借阅八册图书的特惠。但是这是不可信的，因为那些书我一本都想不起来，只记得蚊帐上被蜡烛烧了很多大洞，为了防止蚊子飞进来，用了很多个夹子。点蜡烛是为了看书，为什么我只记得蜡烛，却记不得我看了些什么了呢？我还能记得我打工的所在是图书馆的八号库。即使是在夏天，我推着平板车走进去，都会感觉到阵阵寒意。十万本书静静立在长长的书架上从天而降，让人感觉像是突然走进了满是墓碑的陵园。我在日记上写着：我分明感受到了浓重的死亡气息。灰尘，到处是灰尘。抽出一本书的时候，多少个秋冬里的风就从书脊和封面上无声滑落。我听见神秘的叹息声，四下里是它的回声，像是幽灵被我的脚步打搅了清梦，在这知识的亡灵世界里叹息。我站在八号库里，书架向四个方向无限延伸。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微不足道，第一次感觉到有被淹没的恐惧，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只是个瞬间而非永恒。我还记得那震撼，这是我去过图书馆的惟一证据。
我想我经过了些夜晚，那些夜晚起先是日光灯镇流器的蜂鸣声，然后是熄灯后的虫语和遥远的歌声笑声。有一年的时间里，我整夜不能入睡，可能是因为罗大佑《恋曲2000》的缘故。我反复听那一句“等遍了千年终于见你到达，等到青春也终于见了白发。倘若能摸抚你的双手面颊，此生也终不算虚假”。我并不以为那是情歌，反复吟诵，觉得恐慌得很，寂寞得很，失落得很。虽然最后定在了“蓝色的太平洋隐没的红太阳，是否泛起了你的回答”一句上，但我没有个回答，只有逐渐升起的不安和焦躁。四年里，我都很想去看大海，或者是回到大漠。要有个没有人的地方，就在它们身边，凝视着它们，等太阳下山。南京没有大海，更没有大漠，所以我只有跑。一刹那就跑起来，风声吹过耳边，树影向后退去，感觉能好得多。在奔跑中能获得一种暂时的满足和安宁，有些东西就如潮水一样，一点点退下去，退下去，最后沉沉睡去，而我也终于精疲力竭地回到宿舍，什么也不想，倒头便睡。我的跑鞋在很多年前就已经丢失了，也没有再那样跑过。这就让我无法确认，是否真的有过一些夜晚，有过一些奔跑。也许是我早不再期待，期待有超越无数个千年的东西终于到达，开始不相信自己终于能接近它们。我不是猎手，不是海盗，不是流浪在路上的人，我已经惯于安睡，而且没有梦境。
我想我在大学里爱过。有人说一个人一定要在大学里恋爱一次，因为以后再没有那样纯净、纯粹的爱。我觉得那种想法是错的，一个人的确应该在大学里恋爱一次，那样的爱值得人记忆，是因为爱之笨拙，和因此而来的伤害。在大学里和人相爱，那是一个人成人后第一件正式礼品。牵手是紧张的，亲吻是尴尬的，上床是要被开除的。在陌生的规则和神秘的禁忌之间，一个年轻人跌跌撞撞地走过，最终能在成人世界里游刃有余。有了那份自如，有了那份纯熟，却不再有了当初的笨拙。娴熟是值得欣赏的，而笨拙则是可爱的，而且是绝版，不可复制。
大学的爱是一种学习过程，虽然当时你并不那么想，觉得舍此其谁？记得我最尴尬的一次，是牵了女朋友的手从食堂里出来，撞见了下一级外院的一个女孩子。她一袭长裙，皮肤如玉石般透明温润。一头长发随意绾了个发髻，斜插着一只乌木的发簪。她提着水壶迎面走来，令人倾倒的曲线变幻；阳光透过树叶斑斓地落在她身上，风华绝代。那是我首次遇见“手里的人和眼里的人”这类问题。我想我当时肯定是呆掉了，所幸的是我立即切断了现场直播的信号，插播了一条笑话，除了我自己，没有任何人发现有任何异常。过后几天，我都在考虑一个问题：自己是否很卑鄙？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人给我答案。很多年过去了，就像那个海边的孩子一样，他终于不为自己丢失了一颗珍珠而哭泣，也不因为海底里众多的珍奇而眼花缭乱。因为他笨手笨脚弄丢了第一颗珍珠，于是他的心口有一道伤，偶尔天阴下雨也会疼痛起来。或者，他又有心驰神往的一刻，那伤痛也会发作起来。所以，他沉默地伸出手去，牵住另外一只手——他知道就在那儿——紧紧握住，仿佛明天就要失去一样。
我来过，爱过。我的大学生涯就那么过去了，甚至是在母校生日的时候，我也毫无察觉。回想过去的一切，似幻似真。我曾经和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事在时空交错中重合四年。我真不知道那些是真正发生过，还是只出于我的想像。那些挣扎，那些困惑，那些爱恋，如烟一般消失在岁月急匆匆的脚步声中。到了只能谈论关于《挪威的森林》和股票指数的年岁，那四年又能归在哪一章？折算成生命的几个点？生猛，那是我对过去岁月惟一能想到的一个形容词。成熟意味着遗忘，而生猛的野兽随时会在梦中醒来，提醒我曾经那样存在过，鳞爪飞扬。
呵！北方！
说不上自己是什么地方的人，我生在云南，长在新疆，大学的地点更是妙——非南非北的南京。似乎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标签能给我的前20多年一个确定的定义。对于地方的孩子，我似乎是在军队里长大的；对于军队的孩子，我没有在军区大院里生活多久，而是在各种基地里和那些基地一样秘密地生长。这很让人尴尬，感觉自己是伊索寓言中那只卑鄙的蝙蝠。
然而，对于我的整个童年，我却可以用一句极其豪迈的话语来形容：我的整个童年都在
广袤的中国北方纵横驰骋。火车、月台、铅灰色的天空；杨树、榆钱、四层的苏式小楼。男人面色凝重，圆头大耳，说话时胸腔共鸣犹如声音从地底传来；女人极其结实，红色的脸庞，整齐的刘海，她们的身上有百雀羚或者蛤蜊油的味道，一切视乎季节而定。
在我的印象里，北方就没有体质孱弱的人。因为棉衣是那样的重，没有很好的体力，穿上那样一套盔甲，如果在冰碴子上滑倒了，一准能摔断脖子，更不用说，在大雪刚停的下午，手里提一铁锨，走上几百米的路，找到菜窖，然后花半小时挖开积雪和冰，露出菜窖的门。
那门就在那里，多少年过去了，我一想到北方的时候，那扇门就如此鲜活地出现在我面前。它只用几块木板纵横钉成，根本没人会去修掉上面的毛刺，或者想着做一个精致的榫头。时间久了，木板就变成带鱼一样的灰色，但是它依然非常牢固。只有被雪水泡了很多年以后，它才会从里面慢慢糟掉，可以用手指甲去抠下一大块来。门上是用铁丝扭成的锁扣，双股。你可以想像当时那人是以一种何等漫不经心的态度，将棒针粗细的两根铁丝用钳子扭成一个大概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