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掩护部队撤退。至11月5日，日军大部退回黄河北岸。邙山阵地霸王城高地直至铁桥南头仍被敌军盘踞。中国军队攻击多次，日军依托工事和上北岸炮火支援顽强抵抗，中国军队在其周围构筑阵地，形成对峙局面。战役至此结束。汤恩伯部以超出敌军十几倍的兵力围攻敌军二十多天，最后还让鲤登行一少将率残部脱逃，似乎也太笨了一些。其实公正地讲，这个战绩在当时条件还算是说得过去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战斗意志的顽强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太平洋上的一系列守岛作战让占尽火力优势的美军也吃尽苦头。
1944年，中国远征军发起滇西攻势，兵力、火力的优势比此时汤军还要大，而且占据了绝对的空中优势，即使这样，每攻克一个日军据守的要点，都要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花费一月至数月的时间。1941年10月，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汤恩伯部队在第一次豫中战役中的表现应该还算说得过去。
一年之内，先在南线，后在北线，两次击退日军进攻。汤恩伯被一帮子马屁精们神话成了“常胜将军”，汤恩伯自己也飘飘然，竟然自比曹操，一度还想在许昌修建什么“永远胜利纪念碑”。
其实这次战役，双方都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战役结束后，原田雄吉被解除了35师团师团长的职务。日军特别是冈村宁次本人对这次战役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反思，例如一次航渡的兵力应该足够大，渡河船队应该有统一指挥，第一次运送兵力上岸后，应迅速接运第二批援兵，应有足够的力量保护好渡船，在东面进攻应考虑架设浮桥以利于机械化部队和重武器的通过，不再考虑佯攻而是要多点梯次进攻，每一处都寻求实际的突破。冈村宁次的这些总结在1944年的1号作战计划中到得到了体现。
反观国军方面，汤恩伯等却很是自以为得计，死抱住这次战役的老方法不思总结变通。在随后的两年半时间里，汤本人更加骄横跋扈，恣意妄为。
这次战役过后不久，蒋鼎文接替卫立煌任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这蒋鼎文资格比汤恩伯老，而且也与蒋介石私人关系很好，在专权、腐败方面与汤某不相上下。
1930年此公任国民革命军第9师师长，率部参加中原大战，11月与顾祝同、上官云相在郑州会师，于是兴高采烈通宵赌博，一夜间将全师官兵三个月的薪饷输个精光，此君行事风格由此可见一斑。早在抗战爆发初期，中共领袖毛**在一封信中点评蒋鼎文时的评语为：“不知兵。”
自认为战功卓著的汤恩伯见一战区司令长官的位子被蒋鼎文“抢”了去，心中本来就恼怒，而蒋某下车伊始就摆出一副强势姿态发号施令，汤恩伯自恃掌握着相当部分的兵力和地盘对蒋某是压根不买账。于是互相倾轧，争权夺利，相互拆台的内部纷争一天天激烈。党政军官员贪污腐化成风，军队纪律废弛，战斗力严重削弱。
这时河南国统区的情况后来被国民党军政部长陈诚总结为“四不和”：将帅不合、军民不和、军政不和、官兵不和。
让蒋鼎文和汤恩伯搞得乌烟瘴气的一战区，坐失了中原地区两年半无战事的大好的休整时机，终于在1944年引发了一场大灾难。
第二卷 作者的一些心里话
作者的一些心里话
水与火
水火无情。
水火不相容。
对于火与水的记忆最早来自外祖母的口述。
她是一个小脚的老太太。小时候没有上过幼儿园，是姥姥带着我成长的，回忆小时候跟在她身边东跑西跑，买菜、吃糖、吃冰棍……，那记忆实在是幸福温馨。
姥姥爱讲过去的事情，我印象中听到最多的一是八年“跑老日”岁月，开封、宝鸡、火车、飞机、狼群、毛驴。
还有，死在宝鸡的未见过面的外祖父和小姨。
其二就是三年“没啥吃”的岁月，饥饿、浮肿、开往新郑郊区的食枣专列……
长大一些，搞清楚了姥姥口中的“没啥吃”的日子就是书上说的1959…1961的“三年灾害”，灾害不灾害的不是关键，姥姥的最大感受是“没啥吃”那时我的姐姐、哥哥已经出生，而父亲出国去尽“国际主义”义务去了，艰难的岁月给姥姥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没啥吃的时候”。
“跑老日”对她而言其实是在1938年开始的，当时我的姥爷应该是在开封铁路工务段任职，具体干什么我也搞不清楚。但是最大的印象应该是天上的飞机，“老日的飞机”和地上遍地的大火，家属坐在撤退的装着拆下来的铁路器材的平板车上，头上有“呜呜”怪叫的飞机，两侧是熊熊的大火，姥姥当时刚三十出头，带着我的妈妈、小姨和随身的家当和一群家属和难民坐在那平板车上向西、向西……向着西面陌生的未知行进，而丈夫在东面生死未卜。我不知道，我当时也理解不了她们内心经受了怎样的煎熬和恐惧。七年后，只有姥姥和母亲得以东还，安顿好母亲，姥姥，这个裹着小脚的女性又返回陕西将姥爷的尸骨迁回了河南。当时听听，只是当作故事而已，现在想来，心中忽然觉得我的平凡的外祖母也是相当伟大的。
上小学的时候，由于奶奶住在开封，又有铁路的便利，周日常去开封。那时的孩子没有
人管束。于是常和邻里的小伙伴到开封机场的铁丝网外面玩耍，粘知了、捉泥鳅，不亦乐乎。有一次点燃了荒野中枯草，那火，呵呵，差一点惹祸。
偶尔也到那个有伞塔的部队大院里玩。很有意思的，那些训练器材比铁路文化宫和公园的设施好玩多了。
第一次接触真正的“国军”是在上中学以后，我的一个好朋友、铁哥们的父亲，可亲可敬的一位老人家。他不是被抓壮丁的，他是主动投军的，也是抗战爆发后。参加过淞沪会战，想来应该是1937年的兵，开封失陷后与部队失散，回家没几天，又主动投军，当然参加的还是“国军”，因为“当时那是中国的政府军”，武汉战役后，部队又一次被打散，返乡再参军——还是“国军”，直到1944年豫中战役，命大，平安。
再后来，当了“共军”，大概是被俘后留下的。很可亲的老人，我常常在他家玩，有时还住在那里。一点没有当时电影里国军凶神恶煞的样子。
自1937年末日军犯豫，直到1944年夏才占领河南大部分地区，而此时，日军基本败局已定了。七年，北面、东面、南面三面受敌的环境，水旱蝗交替侵袭的七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600万直接和间接损失在战争中的豫人，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人啊。
河南人说话爱说“中”。
这个“中”可不是中间、中等的“中”，是“中国”的“中”。这是让一切仇视中华民族的家伙最为仇恨的地方之一。这个“中”，是中心、中央，美好、赞许、同意…，是英文中“greatexcellentwonderfulbeautiful”，总之一切正面、美好、伟大的意思的集合，是中国的那个“中 ”字。
有人居然说“那一年，河南人帮助日军消灭了20万国军”，谎言重复一千遍也还是谎言，但是要有人反驳之，戳穿之。于是有了这本《水火中原》，也算是在全面抗战爆发70周年的时候纪念在那场战争中失去生命的先人。
至于1944年豫中溃败，后文将结合史料书之。任何时候腐败都是一个政权最大的敌人。只不过那个时候，有巨大的外力推动，倒塌的要猛烈迅速而已。
豫人帮助日军，天大的笑话！日本人相信吗？
这是一个以“中”为美，以“中”自豪的地方。
请大家支持！谢谢了。
华人
第二卷
→第七十章 … 巩县论“升官”←
“哈哈，老弟呀，咱们国民党信奉的是三民主义，可是你看看周围，还有多少军政官员记得三民主义为何物？大官咱们不好说，不能说，就说那个你以前的同事118团的张团长，他也是个国民党，他信奉三民主义吗？人家现在可是师长了。”
1944年的春天来临了，麦田里的青苗长了起来，生机复苏的大地给饥饿的人们带来了一丝新的希望。
经过一年的旱灾和一年的蝗灾，中原大地一片凋敝。洛阳、郑州、许昌、漯河等地人市上卖儿卖女的价钱远不如骡马和牛羊。统治当局不但没有采取有力的赈灾措施，征敛也没有一丝减少。一位到河南采访的美国记者见到灾情造成的惨状以及汤恩伯军队败坏的军纪，曾当面问汤恩伯：“你的军队把老百姓的口粮、种子和耕牛都拿走了，让这些百姓怎么生存？”这位汤司令的回答让这位记者大为吃惊，汤恩伯道：“老百姓死一些没有关系，可是没有军队谁来保卫国家？”在美式民主环境下生活的美国记者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一个口口声声要实行三民主义的政党的高官会毫无愧色地说出这样的话来，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巩县暂编第九师师部，少将副师长陈浩正在与到访的客人柳万祺一行谈话。
柳万祺：“陈老弟，恭喜了，终于晋升到少将了，年轻有为啊。”
陈浩：“陈某从军原本是为了驱逐倭贼，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可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哈哈，老弟呀，咱们国民党信奉的是三民主义，可是你看看周围，还有多少军政官员记得三民主义为何物？大官咱们不好说，不能说，就说那个你以前的同事118团的张团长，他也是个国民党，他信奉三民主义吗？人家现在可是师长了。”
“这个人渣！”陈浩提起此人就心中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1941年秋季的郑州之战中，张团长的118团临阵脱逃，让鬼子轻易渡过黄河，占领坚固设防的邙山阵地，使得陈浩的116团两面受敌，损失惨重，最后一个相当于一个师人数的116团只剩下了不到500人。更可恨的是，战后，张团长却未受到任何处罚，汤军的宣传机器把118团临阵脱逃描述为诱敌深入，而且最后“收复”邙山阵地云云——出了问题内部消化，汤司令深通为官之道。而对独抗敌军3天歼敌人数几乎相当于敌军全部伤亡人数一半的116团，却轻描淡写为在东线敌军的猛烈攻击下无法支持，请求撤退获准后向西转进。给人感觉似乎临阵脱逃的是116团。更让陈浩他们气愤的是116团据实上报伤亡人数，申请救济抚恤金，可是上面管事的人却阴阳怪气地说什么：“哟，陈团长呀，你们也太黑了点吧，这伤亡人数都快够一个师了，你们116团平时按2000人补给其实已经是很关照你们了。虽说千里为官只为财，你们平时吃肉连口汤也没给兄弟们喝过，我们也都不说什么了，可这救济抚恤的事情牵涉国家法度，却是半点马虎不得。这些钱财来之不易，都是百姓的血汗呀，兄弟们无论如何不敢乱了国家的法度。”最后只按1千人标准给 116团发放抚恤金。而118团上报1500人伤亡，要求抚恤，却全部被核准。陈浩清楚，上面这些人更清楚，这118团实际仅有700人左右。这些钱哪里去了，不得而知。
更有甚者，有些人还以116团实际不存在了为由，要求对该团不予补充，直接撤销番号。好在此时陈浩的部队驻扎在巩县何武庭的防区，此时蒋鼎文已经到任，正在拉拢军事将领与汤恩伯争夺实权，何武庭建议陈浩不要再回汤恩伯管辖的区域，干脆留在巩县算了。就这样，陈浩的116团残部变成了何武庭的暂编第九师三团。一支部队擅自脱离原来的序列，加入另外的部队，这在共**的军队里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国军却是相当正常的。当年开封的警备司令王某就是在刘峙引诱下私自将队伍拉到开封后被委任为开封的警备司令的。
116团的旧部有一些伤员陆续伤愈归队，这些人可都是铁了心无论多苦多难都要跟着陈浩干的。陈浩部队西撤时把收集到的一部分伤亡人员的武器也一并带来了，当年保安第四团筹集武器的艰难，陈浩他们记忆犹新。何武庭部在陈浩他们加入后已经超过两千人，后来很快发展到了3000多人，超过了116团全盛期的人数，装备在国军中也属于比较好的，而且相当多的官兵经过了战火的考验，战斗力不容小视。
当时国军很多的步兵师大致也就是这么多人，比如后来守卫许昌殉国的新29师吕公良的部队也就是3000人左右。
人马多了，一战区长官部的亲戚帮何武庭活动晋升中将。何武庭手里有军队，有地盘，有工厂，有煤矿，弹药给养均可自给，手头还相对宽裕，又控制一段陇海铁路，与汤恩伯的辖区紧邻，蒋长官有意拉拢。何武庭趁机举荐陈浩为少将副师长。一战区长官部的人对陈浩的大名并不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