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园的仁寿殿里,老状元张謇正在接受慈禧的召见,面对慈禧的询问,他直言官制的混乱和行政效率的低下,以及为推行新政筹措资金,国家财政陷入两难的窘境税收加重,官吏盘剥,民间怨声载道等世情。
慈禧已年届七十,腰杆虽挺直,但耳朵已有些背,谁又知道她已进入生命倒数的第五个年头。
闻听张謇所言,她半晌无语,然后长叹一声,“我久不闻汝言,不想政事败坏如此。你可以问问皇上,现在召对臣工,不论大小,甚至连县官也时常召见,哪一次我不是用言语以求激发天良,要求他们认真办事?万不料竟全无感动!”
“国家衰弱,海外留学生亦对官员和宪政进程不满,纷纷拥护革命,民心涣散令人震惊。”张謇继续说道:“若要收拾人心,微臣所得,非立宪不可。”
“两江总督端方、黑龙江巡抚程德全等,亦上折警劝朝廷,如今反清革命日趋高涨,应赶紧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慈禧停顿时了半晌,谨慎地说道:“朝廷亦有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意,如今看来,倒是要抓紧了。对了,汝是从天津来?”
“回太后,微臣是从天津来京。”张謇如实答道。
“汝曾见过袁世凯?”
阅历丰富的张謇立刻明白了慈禧的用意,淡定地回答道:“微臣奉召恭请圣安。未觐见天颜,不敢往见别处。”
当时地方大员的权力日渐坐大,特别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东南各省官员的自保行动。令逃往西安颜面扫地的慈禧颇为恼怒,因此对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既要倚重又暗存戒心。她这一袭击式的逼问,就是想获悉地方大员有没有在她眼皮底下结党壮大私人势力。
慈禧似乎松了口气,转而问道:“上海冒出的陈文强,风头很盛啊,汝与他可有交往?他又是怎样一个人?”
“回太后。微臣与陈文强有交往,依微臣观之,其游历西洋求学。所知所得之科学在某些方面抑或已超过洋人。”张謇启奏道:“又兼其天资聪颖,奇思妙想层出不穷,若论对洋务之娴熟,微臣未见国内能及之者。卢家湾建设日新月异。建厂通电。情景比之租界亦不逊色。”
“那他的政治倾向于哪一边呢?”慈禧不放心地问道。
“微臣愚见,拥有庞大产业者,多数都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害怕动乱、力求安定……”张謇以己度人,说着自己的判断。
工商界的经营者,为什么多是立宪派,其实正是张謇所说的理由。因为,社会安定正是他们的事业能否发展。是否会遭到破坏的首要条件。所以,他们希望改革。但更希望这种改革能尽可能地平稳过渡。
“既是洋务娴熟,又干出了几件令洋人都赞佩的大事,朝廷欲成立农工商部,可否任其为官哪?”
“微臣以为朝廷可先嘉奖之,再看他是否愿意入朝为官。”张謇沉吟着说道:“其所发明的新药能救千万人生命,国际上极为赞誉。听闻瑞典有一奖项曰诺贝尔奖,十分尊贵崇高,亦欲颁授给他。对此等振我国家声名,扬我国人志气的人才,朝廷应不吝褒奖,方显图新改革之诚。”
“汝说得也有道理。”慈禧点了点头,“这个陈文强倒是争气,让洋人不敢笑我大清无人。嗯,你回去告诉他,让他忠良勤政,多为朝廷出力分忧。这高官厚禄,朝廷是少不了他的。”
“是,微臣记下了。”张謇恭谨地答道。
洋务运动后,清廷已意识到工商业是强国之本;庚子事变后,慈禧太后也意识到,提振国势挽回人心,非选择变法道路不可,于是宣布实施新政,内容包括办新学、练新军等。
但实施新政便要花钱,苦于财政应付庚子赔款导致经费缺乏的满清朝廷当然十分窘迫。于是,捐官便成了一个资金来源,不仅对国内商人,而且对对华侨侨商的态度也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开始鼓励他们回国投资公益事业和发展实业。甚至慈禧也放下架子,召见从南洋苏门答腊岛前来的华侨商人张榕轩,任之官职,希望能带动华商回国投资,并且捐资输血支持朝廷的新政。
而商人们也乐于通过捐纳巨资,获得政治地位的步步提升。比如张榕轩,用金钱开路,官职也是一升再升,初授福建同知,继升花翎三品衔、江西补用知府,直至花翎二品顶戴、广西尽先补用道。
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满清的改弦更张对工商人士,以及海外的华侨华人是有好处的。比如清廷在南洋设立领事馆,开始注意保护当地华人的利益;对商人也放宽政策,由国内商人和侨商承揽的沪宁、沪杭、潮汕等铁路,都建成通车。
但新政由于官员,保守势力阻碍,最主要是资金匮乏,而有所反复。而施行新政的成本无疑又摊派到税赋中,又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形成了越是改革,百姓怨气越大的恶性循环。相反,“新政”倒是为革命者准备了可资发动的基本力量——新军与新式知识分子,预备立宪期间关于民权思想的公开宣传与历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实践,更为民国的创建提供了条件。
再加上历史欠账太多,上百年来旗人的特权,对汉人的欺压,实质上立宪成功是基本不太可能的事情。除非满清贵族以最大的诚意,以最有勇气、魄力的放权,形成实际上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治体系,才有那么一点点希望。但——这是不可能的。
结束了觐见,张謇走出了颐和园,坐上马车前往住处。一路上,他都是若有所思,表情也不断变幻。
此次入京觐见,一来是奉召;二来是为了马上要建立的合资银行向清政府度支部申请钞票发行权;第三个目的则有些不好诉诸于外。经慈禧一问,张謇更犹豫着是否要继续按照自己原来的想法行事了。
天津的北洋大臣袁世凯与末代状元张謇曾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纠葛,在名义上,张謇还可以称为袁世凯的老师。直到在一八八四年,袁世凯转而投靠政治大鳄李鸿章后,“露才扬己”,毫不避忌。致使旧主吴长庆难堪,恩师张謇气绝!为此,张謇写下绝交信,从此割席。师徒二人从此不通音信二十年。
来京之前,张謇曾给袁世凯去信,主动要求复交,这在当时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而这种勇气来自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因袁世凯已今非昔比,不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营务处管带副营,而是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政坛要员。张謇当时为运动立宪而奔走呼号,急欲争取得到袁世凯的支持。
于是,政治理想的光芒融化了私人恩怨的坚冰。张謇写信给袁世凯,希望其效法日本的伊藤博文,“主持立宪”。袁世凯也及时回信,虽云尚需时日,但“愿为前驱”。
不想朝廷对袁世凯如此猜疑。张謇思来想去,认为暂时不宜与袁世凯直接接触,以免朝廷和慈禧疑忌。二人只通过书信来往,并不外露已经联络的事情,一在朝一在野,同声呼吁立宪,效果应该更好。
思虑已定,张謇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觉得心情畅快了许多。有了慈禧的支持,钞票发行权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了。而顺势给陈文强请了赏赐,则是意外收获。在他想来,陈文强既已经在上海建立基业,被争取到立宪派中是早晚的事情。如此年轻有为的俊才,声望日高,正可以成为他的助力,或者是接过他的立宪大旗的接班人。
……………。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曾阐述了一个定律: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
通俗地讲,托克维尔定律其实就是一种“松动崩溃论”,它否定的是传统智慧所说的“残暴崩溃论”。也就是说,在君主残暴时通常不会崩溃,在松动时反倒崩溃了。它的道理就在于残暴的时候,人们往往没有能力进行反抗,也看不到革命胜利的曙光;一旦君主出现松动,一方面自由行动给人们带来了革命的机会;另一方面,手铐被打碎,就会使得脚镣的存在变得更无法容忍。
据陈文强所知,有两个案例,即苏联末期和清朝末年的改革,可以印证托克维尔定律。两个政权都是在政治松动和力图改革时,导致的全面崩溃。所以,他与别人的思路是不同的,并不认为满清的立宪和改革是对革命的削弱,反倒认为这是给革命提供的机会。
第八十八章革命的具体和细节
当然,如果把革命的涵义扩展成推翻和建设两个阶段,就会得出与陈文强相似的判断。那就是:立宪派可能会转变成革命的同盟军;立宪派的壮大对于国家建设是有益的;在中国这个宗法社会,立宪派是维持地方的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而这个判断又有个前提,那就是要在立宪派中区分出宪政派和保皇派。虽然在目前看来,似乎二者是合而为一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以谋求更多政治利益为目标的工商人士与乡绅组成的宪政派,和死硬的满汉官僚组成的保皇派的分裂却是不可避免的。
用旁观者清来形容陈文强是很恰当的。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浮躁与狂热齐飞,不安与骚动共舞。能够冷静思考,并意识到推翻满清只是国家有可能强盛、崛起的开始,要解决的问题既多又难的,恐怕只有对革命不够激情、乐观的陈文强了。
“到现在为止,我赚的钱已经很多了,花出去的也不少,可也只改变了很少人的生活状况。”陈文强感慨又无奈地连连摇头,“上海,只是一个上海,在中国地图上只是那么一小块,而要使这里的民众活得象个样子,我都力所不及。再想想全国各地的民众,你觉得要花多少钱才能让他们有衣有食,怎样的制度和政策才能让他们摆脱贫困?只要革命一成功,这些问题便能迎刃而解吗?”
“革命是势在必行的,这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宋教仁停顿了一下。说道:“如果大环境不改变,花多少钱也不会有大的效果,更不要说施行和落实好的政策法律了。”
“我不是说不革命。而是说要考虑得具体些。”陈文强微微皱起眉头,说道:“把事情设想得过于简单,困难估计得过于轻松,显然是有害无益的。慷慨激昂的口号是容易喊的,可具体的解决办法呢,现在看来是很空洞、不切实际的。复兴会要体现出自身的成熟和先进,看问题的目光长远。就不妨在细节上多下功夫。”
“文强,你说得再详细一些。”蔡元培在旁说道。
华兴会起事失败后,黄兴、宋教仁率大批成员逃至上海。准备赴日避难。通过章士钊和蔡元培,黄、宋等人与复兴会进行了接触。争执、辩论是不可避免的,有转变思想的,也有固执己见的。华兴会成立时间太短。显然还谈不上组织严密、思想统一。
没错,宋教仁便是转入复兴会,并留在上海的原华兴会中的一员。而这也不并意外,从历史上他能顶住一些留日学生骂他卖党交结官吏,拒绝日本当局的重金收买,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把自己缜密考证所写的《间岛问题》一书提供给清政府,使日方制造的谎言和伪证难以成立。被迫放弃侵吞阴谋,便可以看出宋教仁在国家利益、民族大义方面。有着超越常人的理解。
同时,宋教仁对清廷搞立宪也有精僻的看法,和独到的意见。他认为清廷不可能真正搞立宪,因为立宪国家的一个基本要求——国民权利义务平等——是清廷无法做到的。清朝定制,汉人都要缴纳地丁粮,而满人非但没有纳税负担,反而由政府以地丁粮供养他们,这怎么能做到义务平等呢?清朝的另一个定制是政府官吏基本上满汉平均,有的部门甚至为全部为满人所操纵,而全国人口满人只占汉人二百分之一,这怎么能做到权利平等呢?
而宋教仁不仅学识好,在革命中还是个身体力行者,这让蔡元培、章士钊自叹弗如,视其为可顶替自己,并会比自己干得更好的复兴会领导核心的人选。特别是宋教仁的某些思想理论与陈文强倒有相近之处,更让蔡元培等人坚信宋、陈二人在以后的配合工作中会比较默契。
事实上,就在陈文强在南洋各地访问游历时,宋教仁已经是作为接班人在进行培养,接触到了复兴会更多的资料文件,以及一些核心机密。等到陈文强回到上海,得到蔡元培的推荐告知后,他又秘密观察了一番,终于同意了蔡元培、章士钊的建议,接纳宋教仁为复兴会新的领导核心的成员。
至此,陈文强才以真正的身份与宋教仁会面,宋教仁也终于知道了复兴会二号人物“孙威”乃是在科学和工商领域风头越来越盛的陈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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