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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佐藤屡番被拒，不得不非常不礼貌地在路上拦住陈文强的护卫车驾后，却又不得不接受没有结果的事实。
“凡事有因必有果，抵日运动的兴起不是没有来由的。贵使心里想必也清楚是为什么？”陈文强说话还算客气，没有暴粗口，但面色严肃，毫无商量的口气，“作为一场民众自发的运动，本官，即便是朝廷也无可奈何。况且，想要改变别人，就先改变自己。错误没有纠正，人没有反醒，事情就没有转机。对于贵使此番的失礼，本官可以原谅，但对贵使的要求，本官是万难答应。”
见到了面，话也说了，却是简短而有力，陈文强断然拒绝佐藤的邀请，上车率护卫绝尘而去，只留下佐藤在忿恨不平。
“这个家伙太无礼了。”佐藤虽然有心理准备，但和陈文强打交道还是头一回，也没想到陈文强是如此绝决，如此干脆利索地断然拒绝，根本没有商讨的余地。
“他自恃实力，连总督和清廷都不能压服，事情不好办啊！”秘书小林紧皱着眉头，却有些无可奈何。
事情的根源在于日本政府的恃强无理，在于“二辰丸”事件的不公正解决。而对于日本人来说，再示弱反复是不可能的事情，日本不能接受这样的屈辱。也就是说，陈文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条件，但已经透露出了比较清晰的信息，但却是日本人无法办到的。
而且，陈文强一口一个本官，倒象是把自己与民间自发的抵日运动给分隔开，既表示自己无能为力，也让日本人明白，走官方的路子行不通。
事实也的确如此。抵美运动时，清廷也曾下过严禁抵制的命令，可有什么效果呢？现在的抵日运动也是一样，不管是清廷，还是总督袁树勋，都无法有效地遏制民众的热情。
“宪政派的实力更加强大了。”佐藤答非所问，不无顾虑地说道：“中国各省都有，正在把持基层的舆论和民意。而且，抵日运动只对少部分经销日货的商人有所冲击，对于中国的工商实业者来说，却是乐见其成的好事。而从抵美运动来看，抵制者显然已经找到了防止分化并使之能够长期持续的办法。结果似乎也可以猜测，那就是日货即便能够卷土重来，也将失去很大的市场，失去很多使用的客户。”
…………（未完待续。）
第二百五十六章先国家后政治
从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到庚子事变后的新政改革，晚清的政局形成了新老两大既得利益集团的争斗。
所谓老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以满清贵族为主。他们是这个政权的领导力量。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
因此，他们往往成为改革、尤其政改的阻力。这种反对，尽管会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祖宗家法、中体西用之类），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总的来说，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革大跃进、政治改革慢慢行。
而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则以在洋务运动中崛起的汉族官僚及掌握新型企业的地方士绅们为主，这些人是晚清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他们希望获得政治上更大的发言权，因此成为宪政大跃进的主力。同样，这种热情，与其说是基于政治理念，不如说是基于利益的考量。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执政者的当家包袱和维稳顾虑，更希望的是变动，甚至不惜政局波动，经常以民意为凭借与老集团及政府相抗衡。
在历史上，恰恰是这两股势力的缠斗，导致清政府的控制力日益衰弱，最后瓦解。
而陈文强呢，他现在不仅仅是新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还是革命党的领导人之一。这听起来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在陈文强的思维来看，改革与革命可是很相近的，关键在于一个度，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两派。在某种形势下。两派是可以合作，可以融合的。
所以，宪政派不是陈文强的敌人，他也乐于尽力为壮大宪政派的实力做出贡献。而宪政派的实力越强，越能对清廷形成倒逼，从而引起宪政派对清廷的不满。
腐朽无能的官僚体制既无法进行大刀阔斧、勇士断臂的改革。又不甘以更大尺度的让权、放权争取新的利益集团的拥护。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满清在这个死结中基本是无药可救。
而陈文强更倾向于用革命推翻满清的思维，实在是因为满清在外交上的软弱和屈辱。只是是洋人，似乎都可以通过恫吓威胁来取得利益，使清廷退让妥协。
所以，对澳葡开战并不是陈文强的莽撞和冲动，而是有着别人所难以理解的筹划。同时，也是给自己打上强势这个标签。争取到更多的支持，或者是扶持。
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陈文强不介意被利用。如果一个人连被利用的价值都没有，那岂不是无能又无用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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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环伺，国脉如丝，我党若于外患之时力持镇静，使政府得以全力对外，则可证我党之真正宗旨。之爱国赤诚。我党反对政府，非有恶于其人。而有不足于其政；虽欲大革其政，而不敢有危于国。矢心如此，自信可告国人，可卓立于世……”
信很长，不是陈文强亲笔所写，因为其中的言语不算是太直白。肯定是别人代笔并加以润色的。但其中却是陈文强的主张，明明白白，要借与澳葡的战事给复兴会增光添彩，卓立于各革命团体之上。
“百先，你怎么看？”宋复华看着几人传阅完书信。首先向西南革命军总司令赵声发问。
赵声微皱着眉头，沉思良久，开口说道：“趁虚而攻本是兵家要义，但书信中所言，又颇有道理。若能以东线停火争得北征之利，愚意以为可以考虑。”
“先国家后政治，正符合西方民族主义精神。西方国家就是如此，但凡遇到外患时，所有的党派政治、内部纠纷一律挂起，一致团结对外，要吵要闹等到外患平息后再说。”葛智初边想边说道：“若我党不利用外患之时机为革命活动，则国人必然赞诩，实乃争取民心之良法。”
宋复初点头赞同道：“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政苟有成，何分于党？而国与政府之区分，又是我党理论高于其他革命团体之根本，不可轻弃。陈胜同志之见，我深以为许。若能借此机树立新形象于国人面前，于以后的革命成功则大有禆益。”
“东停火，西攻击，既树形象，又不影响革命，我同意。”赵声迟疑着举起手，说道：“若能入川，则我军的战略计划要有所修改。”
“入川？”宋复华重复了一遍，并没有立刻作出决定，思索了片刻，谨慎地说道：“根据地要留多少兵力才能确保无虞？入川作战的滇西军区又能调动多少人马？总参谋部先制定计划，然后商议决定吧！”
“宋先生恐怕要在联合阵线委员会上取得共识。”一直没说话的张继开口说道：“如果他们不同意，或是自行其事，或是分裂，结果总是不好。”
“是啊！”宋复华苦笑了一下，说道：“甲午，庚子，趁着清廷虚弱忙乱而起事，或者已经成了固定思维。所以，要说服他们，革命行动最好不要全部停止。东线停火，其他方向总要有所进展。如果入川操之过急，或者可增兵滇西军区，向西进攻，作出光复全滇之势。”
赵声看了看葛智初，不约而同地轻轻点头，赵声说道：“总参谋部就按照这两个意图制定计划，再报宋先生、陈、吴三位执委。”
“好，那就这么定了。”宋复华沉吟了一下，微微一笑，说道：“我先与克强兄稍微透露一下，看看他的意见。只要他能表示支持，其他人就好办了。”
趁你病，要你命。北辰乃至后来的同盟会似乎始终贯彻着这样的起事暴动的思路，比如甲午年的广州起义，庚子年的惠州三洲田起义。在外患剧烈的时候起事，虽然是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性，但却使人诟病，也没有考虑到清廷因此受到干扰而退让妥协，最终受损的是国家利益。而从长远来看，这样的损失还是要成功之后的革命政府来背负。（未完待续。）
第二百五十七章政党转型，挑衅的想法
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有高尚的目标：救国救民，使国家强盛，使民众幸福。
但目标是目标，说白了，就是美好的理想，就是鼓舞的口号，就是划出来的大饼。最终能否实现，甚至结局是否令人大失所望，都是未知数，谁都不敢确定。
而复兴会却不一样，相对于宪政派和其他革命团体，它打下了一块根据地，可以将其作为实现目标的试验田。
“一县不治，一地不治，一省不治，又何谈全国？”宋复华停顿了一下，扫视着与会众人，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都怀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但也正是如此，操切之心在所难免。
“从起事到现在，我们的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了这一片根据地，加起来已超一省之地。革命形势看起来是乐观的，最后的胜利是值得期待的。但有一个现象我们要注意，那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政务、经济，乃至法制建设，只是刚有起色，离我们的预期还差之很无。”
“光复了，光复区的民众是否生活得比以前轻松安乐，是否感觉到了与清廷统治时的不同？我们的财政是否能支撑革命的继续发展？革命军浴血奋战，我们能不能保证他们不饥不寒？保证他们弹药无缺？”
朗朗的声音在屋中回荡，接连的发问使人深思。
“显然，我们做得还不够，远远不够。”宋复华的声音低沉了下去，“致力于救国救民，致力于国家富强，致力于民众幸福，目标高尚而伟大。但实际上呢，连根据地都经营不好，连这不到两万革命军都支撑不住，还谈什么振兴国家，谈什么造福百姓？”
“我们充满了革命激情，也为着高尚而伟大的目标不惜生命。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绝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革命不是改朝换代，也不是光靠热情和勇敢便能达成我们心中的美好希望。当我们成功地推翻满清朝廷，建立起民国的时候，我们要怎么使国家富强，要怎么使民众幸福？”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说句不好听的话，当革命成功之后，如果我们成为执政党，能做得比清廷好吗？如果我们是在野党，是否能有足够的智力和才识监督政府。并为国家强盛出计献策，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仔细审视自己的能力，可能会觉得力不从心吧？反正，面对着积贫积弱的国家，面对着需要提高文化知识和觉悟的广大民众，而对着要发展的科技、工业实力，千头万绪，复杂的综合工程啊！兴许是我才疏学浅。能力不够，每想到此。我是感到沉重，感到艰苦万分的。不知道诸位同志是什么样的感觉，是否还以为只要推翻满清，只要革命，便一切都能变好？”
下面的人们或微笑，或苦笑。或皱眉思索……却没有出言反对者。特别是在西南根据地工作过一段时间的，都有切身感触，纷纷点头赞同。
宋复华伸手向下压了压，语气也缓和下来，说道：“今天的议程主要是设立革命军政府的各部门。以及选举各部门领导、明确各部门工作。然后是颁布各项政策措施，从政治到经济，再到军事。也就是说，从今往后，革命军政府就是一个政权，要在根据地内行使政权的职责和权力。现在，请革命军政府特别顾问刘永福先生主持。”
对于七十多岁的刘永福来说，官职名位已经无关紧要，他也自知在思想理论上不如这些年轻人。但他愿意投身其中，感受到那股新生的朝气，为能参加到推翻久已厌恶、失望的清廷而感到振奋和自豪。
“下面老夫来宣读革命军政府的机构组成，本着军政分开的原则，现役军人不可在政务机构任职……”刘永福早已割掉了辫子，光头也长出了头发，七十多岁的老头子精神很好，声音洪亮。
被称为“十二九”会议的召开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着革命军政府真正地向部门齐全的政权过渡，从以军事为主，转向军事、政务、经济并举，工作更加细分，人才使用更加合理。
更重要的是从革命党逐步向执政党或在野党进行转变，为革命成功以后的诸项工作培养并储备人才，积累工作经验，增强着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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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动开战，还是被动应战，在陈文强与总部沟通过之后，似乎就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按照当初的想法，陈文强是想着自卫反击，让澳葡先挑起战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布置的完成，他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