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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云南、广西的外国人也都对革命党人在与清军的战斗中保护外人的情况表示肯定，称“叛乱显得很有组织和领导”，“外国人迄今受到悉心尊重”；“那里的外国人被认为是安全的，因为革命党人有意避免攻击外国人”。
“西南战事应该是中国发生自太平天国革命以来最严重的叛乱。但迄今外国人的利益一直受到悉心尊重。连民族工商业者也受到了应有的保护。就我个人认为，这次革命与以前的革命是不同的，表明了其领导层的智慧，以及其努力避免外国干涉的危险，努力降低社会动乱造成损失的思维。”陈文强并不算委婉地给予了西南革命很高的评价，“所以。我觉得贵使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比如德国，他们从华中到华南，对中国的投资热情始终依旧。”
“我是不是可以推测，陈大人无论是在现政府，还是在以后可能获胜的革命政府中，都将因为名望和才干而受到重视和重用。”默为德脸上露出耐人寻味的笑容，说道：“所以，陈大人对国内的政治进程并不如何关心，而是专心致志地经营发展自己的事业。”
“我对国内的政治进程还是关注的。只不过与别人的思路不同罢了。”陈文强模棱两可地笑道：“要说不大重视和关注中国政治进程的，恐怕是贵国政府吧？在对华关系上，无论是麦金莲总统，还是罗斯福总统，他们都似乎更加注重商业经济关系的重要性。”
“在我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之前，我国的对华政策与欧洲国家一样，一道维护在中国的条约权利，特别是片面最惠国待遇。以保证我们的人民享有同样的条约权利。但在门户开放政策之后，我们的对华政策又增添了新的义务。既要防止任何外国列强政治上完全控制中国，同时也要避免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冲突，通过一切合法的途径保持列强力量的均势。”默为德郑重地说道：“这与那些通过武力和军事侵略控制中国的列强是迥然不同的。”
陈文强认真地思索了片刻，试探着说道：“很多列强对华采取的是直接的武力压迫，希望维持中国政府的虚弱、无能和。如果按照贵使所说，贵国作为一个寻求商业利益和政治机会均等的国家。应该是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负责任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实现自己的目标，以便获得必要的合作和支持。”
“陈大人的敏锐和智慧实在令人赞叹。”默为德有些惊讶，也非常钦佩，“我想，陈大人作出的政治判断应该是超前且正确的。而为了体现我国政府怀有真诚地希望中国进步与发展的愿望。关于广东修筑铁路贷款之事，我将极力促成。”
“这已经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陈文强伸手一指远处的厂房，信心十足地说道：“而中美两国对此更有力的促进，我是非常乐观的。”
“我也同样乐观。”默为德点着头，态度很诚恳。
………………
陈文强不惮于在外国人面前表露自己的观点，哪怕是很倾向于革命也没有什么顾忌。甚至于他聘请的在琼州工作的德国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军火方面的，对陈文强与革命党有勾连多少都知道一些。
但这对陈文强并没有什么影响，首先是外国人并不知晓陈文强的底细，多半会认为他是脚踏两条船、左右逢源；其次是这并不直接关系到洋人，以及洋人所在国的利益，甚至陈文强的这种圆滑，更为人所赞赏。
西南战事被洋人称之为反叛，虽然这与复兴会和陈文强所期望的不大相同，但洋人谨慎地观望，对革命军的发展壮大，对革命影响的逐渐散播，还是很有好处的。
而陈文强在黄埔又建工厂，又与洋人洽谈，忙忙碌碌却被广州的袁树勋视为是悠闲自在。
革党再度潜入广州的消息一传开，大小官吏都惶惶不安。回想起之前那次炸弹横行，非死即伤的大暗杀，没有人不是心有余悸。广州将军增祺甚至连府门都不敢出，袁树勋召其议事也尽行推脱。
袁树勋起初还不明就里，把警察局长叶忠民叫去臭骂了一通，让他全力缉捕乱党，否则革职查办。结果，叶忠民转天便称接到线报。乱党藏匿于广州城外某地，他将率队亲自前往缉捕。然后，广州城内的警察立时便被抽调大半，连督署周边的巡逻治安都无人理会。
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很可笑，也很让袁树勋恼火又无奈的局面。叶忠民率领着大批警察在广州城外东扑西追，乱党却在防卫虚弱的广州城内横行无忌。炸弹接二连三地在各个衙门和要害处发出轰然巨响。数量极少的警察疲于奔命，却是一无所获。
这时，袁树勋才有些醒过味儿来。别看自己是总督，比广州警察局局长叶忠民大着好几级，可叶忠民是陈文强的人，却不是他能随便斥骂，随意指挥的。人家表面上恭谨，可反过来就阴奉阳违，让你知道下厉害。
而先前不惜血本要阻挠盐政改革的大盐商。在杨诚新被抄家、正法之后，眼见袁树勋也没有尽力阻止陈文强的强横，便纷纷不告而别。有几个灵醒的，唯恐陈文强日后还不依不饶地报复，更是携重金前往黄埔向陈文强请罪告饶。
“先前或有乱党，现下却多半是陈文强在指使。”幕僚苦笑着向袁树勋劝谏，“为何炸弹始终围着督署在转，广州将军增祺大人请派了十余名警察加强保护。立时便太平无事了。若说是不针对大人，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以下挟上。陈文强好大的胆子。”袁树勋说得强硬，可怎么都没有后招，色厉内苒表露无遗。
“陆路提督吴禄贞急报，粮饷告急，士兵有哗变之虞。”幕僚无声地叹了口气，继续说道：“不管是西南战事。还是编练新军，都是极重要的事情。陈文强可是把着大头，他哭穷叫苦，便是要大人好看。一旦出事，朝廷降罪下来。大人便要步张人骏之后尘。所以——”
“所以，本部堂便要向陈文强低头。”袁树勋翻了翻眼睛，强撑着。
“大人，稍微忍让也无不可。”幕僚有些无奈，但还是尽着自己的本分，“从岑春煊，到张人骏，对陈文强是一贯的姑息牵就，以至现在陈文强势大根深，难以轻易撼动。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大人接任时日尚短，要压制陈文强，还须缓而图之。”
袁树勋垂下眼睑，沉思良久，没好气地一摆手，“此事便交由你去办吧，要本部堂以大屈小，哼，哼！”
“是，卑职遵命，定将事情办得圆满。”幕僚松了口气，躬身而退。
………………
“时代不同了，以前的老皇历翻不得。”相对于袁树勋的无奈、恼恨，陈文强此时却正意气风发，给几个大盐商宣讲着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商人逐利，无可厚非。但积弊一除，赚钱的路子更宽广嘛！你们不要光顾着眼前利益，要放眼长远，要跟上时代的步伐。”
“陈大人说得极是，这一番话如醍醐灌顶，令吾等茅塞顿开啊！”
“是啊，是啊，吾等目光短浅，听大人教诲，方知今是而昨非。”
……………
听着一片阿谀奉承，看着一张张谄媚的嘴脸，陈文强的心情似乎更好。他摆了摆手，故作谦逊了几句，又说到了正题。
“朝廷推行新政，鼓励奖赏工商实业，诸位如不趁时而转，恐怕是坐失良机啊！”陈文强摇头慨叹，眼中精光一闪，说道：“本官于工商实业倒是娴熟得很，又不忍见诸位失旧误新，颇有些赚钱发财的建议指导，诸位可愿听从啊？”
几个盐商面面相觑，其中一个在督署门前被炸伤的胖子费力地咽了口唾沫，吭哧着问道：“陈大人，这个，洋务娴熟，我等自然是钦佩备至的。可家财有限，盐引改票后，又损失巨大，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啊！”
“本官就是体谅你们的难处，方才建议你们转行投资。”陈文强象是很关切地嘘叹着，“道光年间时，陶澎于两淮行票废纲，多少总商因此破产？高台倾，曲池平，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本官思及此惨景，心痛，着实心痛啊！”
你心痛，我们是肉痛啊！一个年纪大的盐商暗自苦笑，开口说道：“陈大人苦心，我等十分感动，也愿听从大人的指导。只是不知，不知要捐输多少？”
“不是捐输。”陈文强摆着手，正色说道：“本官一向廉洁公正，可不象省城那些位高却贪鄙之徒。这里有成立公司，投资入股的相关章程，诸位可以细细阅看。如果相信本官的能力，那便请慷慨解囊，既为广东建设出力，又能转换产业，以为子孙百世之业。”
直斥贪鄙，就差把袁树勋的名字说出来了。众盐商心中凛然，都知陈文强已有办法，完全不惧袁树勋这个总督。
陈文强起身拱了拱手，转身而去。至于盐商如何投资，如何分红，能投资多少，那是手下的事情，他就不必再施压劝诱了。
断了别人的一条财路，再给别人指出一条，既能集资干大事，又不至于把人都逼到绝路上。但这看起来不错的办法，却是在陈文强的强横之下，有些强迫的选择。
对此，陈文强并没有什么愧疚。他的心已经变得冷硬，可以毫不留情地罗织罪名搬掉绊脚石，可以冷漠地看着罪犯的那些家眷哭泣着被强行迁走。在他看来，手段的暴戾残酷，换来的是更多民众的安宁，换来的是社会治安的日益好转。
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当陈文强想到这句话，并且认为自己已经尽力做到最好的时候，他又觉得心安理得了。没有办法，如果不施酷烈手段，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或者说办不好。粤汉铁路可能还陷于贪腐的泥潭，还在被顽固士绅纠集的乱民所阻挠；盐政改革可能已经半途而废，政府、盐商、民众依然是三方吃亏，陈文强的名声也将因此而下降。
所以，陈文强不能忍让退避，只能勇往直前，借助于所有他能使用的手段来达到目的。
……………（未完待续。）
第二百三十六章高调归羊城
警察、厘金、盐务正在被陈文强组合在一起，成为既分离又互相配合、协作的大的工作团体。
警察既管清乡，又管维护治安，还有厘金的收取；厘金局则有监督、核算功能，督办员坐镇警察局、所之中，掌管收取上来的厘金；盐务改革由警察的武力保证实施，而盐务局的巡捕船又划归水警使用。
一种交叉、协作的模式，提高了工作效率，精简了办事机构，但核心的保障依然是不断扩充的警察力量。武装警察，治安警察，水上警察，巡警，利用西南战场把广东军力抽调大半的情况下，陈文强把一个巡警总办的权力发挥到了极致。
这些还只是官面上的体现，在立宪风潮不断高涨的形势下，陈文强作为宪政会的中坚，与广东的开明商绅还有一种紧密的联系。作为之前内定的广东咨议局议长，虽然陈文强让出了这个位置，但在正紧锣密鼓筹建的咨议局中的影响力却还是很大。
从官场到民间，陈文强具有着软硬两方面的实力，特别是在广东，因为陆路提督是吴禄贞，水师提督李准又与他交好，势力已经很难被撼动。况且，他还有着琼州这个大基地，进可攻、退可守，即便是清廷，其实也奈何不了他。
而整个中国的形势也在发生着急速的变化，革命军在西南的屡番获胜，立宪派的急迫催促，迫使清廷不得不加快了立宪的步伐。
从五大臣出国考察归来，到一九零六年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再到一九零七年年初清廷批准将考察政治馆改名为宪政编查馆，以使这个办理宪政的机构更加名副其实，并开始加速推进宪政。时间过得很快。
在宪政编查馆开展工作的同时，清廷再次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不过，这一次考察不是面面俱到，而是专门前往英国、德国和日本取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载泽、端方等五大臣的第一次出洋考察促成了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而达寿、李家驹等人的第二次宪政考察则让清廷决心以日本为蓝本。实行预备立宪。
而清廷之所以中意日本的宪政，一来是两国有着类似的社会结构和民族心理，历史上两国也多有了解和交流，移植日本制度似乎相对可行；最重要的是，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也就是说。日本的宪政绝不侵犯皇家特权，颁发法典事先也无需接收公众的审评，皇帝公布宪法时，还仿佛是恩赐一般。如此一来，清廷当然喜欢了。
一九零七年十月，清廷在革命党的压力和立宪派的不断鼓噪中，终于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及《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和《议院未开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