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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庙堂之上的太后和皇帝以及大臣们只看奏章上用漂亮的楷书写的那年那月，那个厂生产了多少枪支，多少大炮。就认为这个厂长是个能干的人才。对产品的质量如何，那是无甚兴趣了解的。
于是，职业经理人由不懂管理和科学技术的官僚经营，没有现代技术工人只有古代的官奴工匠。缺乏采矿、钢铁厂、化学厂却直接想制造大炮军舰。官商不分，缺乏创新，一味仿制，效率低下的军工厂虽然能够制造新式步枪，重机枪和大炮，但也只能是看起来很美，却难以成长为军工巨头，更无法支撑类似于国家抵御外侮这样大规模的战争。
当然。陈文强已经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这种尴尬的情形。汉阳铁厂和琼崖特种钢铁厂都炼制出了合格的钢材，只要产量得到大幅提升。造枪、造炮、造舰的原料问题应该能够基本解决；酸厂、碱厂、联合化工厂，则又是促进工业发展的牢固基础。
只不过陈文强是潜伏在体制内的大蛀虫，不仅隐瞒了琼崖特种钢铁厂和兵工厂的真实生产情况，连接手的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也作了手脚。现在的汉阳铁厂主要生产制造钢轨，湖北枪炮厂能制造毛瑟步枪，产量却一直不温不火。且需要现银购买。制造出的弹药数量更是只上报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其余的则都秘密囤积起来。
听到陈文强陈述的最新情报，吴禄贞和几个参谋都有些意外。如果是这样的话，等待对革命军便很不利了。
“不只是清廷采购重机枪的问题，还有增调援军的考虑。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陈文强继续说道：“虽然现在的情况比计划要乐观，取得的战果也要更大，但清廷的反扑无疑也会更猛烈。等，对于我军来说是不利的。一隅敌全国呀，只是滇南、桂西这块地盘，战略空间还是小了。”
吴禄贞盯着地图沉思良久，再度开口时，语气已经有所松动，“或许，动起来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能因此调动敌人，歼敌的机会是不是会更多呢？”
“或许能起到诱敌深入的作用。”一个参谋军官指着地图说道：“如果清军占领滇南，表面上是将光复区分隔开来，可也处于我军的东西夹击之下。特别是清军深入之后，从滇西或桂西都能对其侧后方形成威胁。”
“这倒是个好思路。”陈文强受到了启发，开始顺着这个思路发挥，“清军这一大团让咱们无从下手，可咱们动起来，清军也必然要做调整。无论是分兵，还是深入，我看都容易给咱们制造机会。这就不仅仅是因地就粮了，多歼灭敌人，多得缴获，能以战养战就更好了。”
“还是先不要急于决定。”吴禄贞谨慎地说道：“会后我与参谋军官们仔细研究、商议一下，毕竟这关系到前线成百上千的将士们的生命。”
“我也是谈谈自己的看法，军事上的，还是以总参谋部的意见为准。”陈文强笑着摊了摊手，“不过，财政困难可是实际存在的，总参谋部也要认真考虑到这一点。”
“当然要认真考虑。”吴禄贞有些无奈地苦笑了一下，说道：“离开钱粮，还打什么仗？你呀，就是抓住了这个关键。”
“你承认这是关键就够了。”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前前后后已经投进去多少？就是金山银山也不够呀！何况，这也算是刚开始吧，以后呢，想起来你不头痛啊？”
“我只管练兵、打仗，财政的事情就留着你们头痛吧！”吴禄贞开着玩笑，“不过，我还是挺佩服你的远见的，那套能生产制造复装子弹的机器设备，可比送去几十万发子弹更有作用。”
“本来就是打着要他们自力更生的主意。”陈文强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没想到打得这么顺，实力膨胀得这么快。这是好事，可也有不好的一面。总之啊，只要革命军不遭到惨重损失，些许的挫折倒也可以承受。”
“现在的革命军确实不是一下子便能被扑灭的了。”吴禄贞比较自信，指点着地图，给陈文强仔细讲解着敌我形势，最后下了结论，“进退有据，已经不是无根之木。即便有小败，也不会溃，更不会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样我就放心了。”陈文强轻轻吐出一口长气，缓缓说道：“我有自知之明，对军事是不擅长的。经你这么一讲，我就能专心于工商经营，毕竟还是要赚钱嘛！而且，这一大摊子，也够我忙的。”
“你又要离开琼州？”万福华疑惑地问道：“我觉得你暂时留下为好，现在应该算是关键时候吧？等你说的雨季到了，战局有所松缓，你再走不迟。”
“我留下也起不到多大作用。”陈文强摇了摇头，说道：“有些事情也不是非在战场上解决。我在外面活动，兴许能给革命军制造很多有利条件呢！”
“罗浮山的那支武装怎么办？”吴禄贞看着陈文强，说道：“没有帮助，他们恐怕坚持不了多久。凭你与广东官府的关系，以及在广东的势力，也只有你能帮到他们了。”
“你得容我想想。”陈文强沉吟了一下，并不把话说得太满，委婉地说道：“如果咱们的人能掌握这支武装，就更好办了。如果还是那些会党头子作首领，我倒觉得不必着急。”
“真金不怕火炼？”吴禄贞有些疑惑，“在逆境中倒是更能考验人，你不是打着这个主意吧？”
陈文强嘿嘿一笑，并不直接回答。
……………
第一百九十五章战略转变，重回广州
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只是防守，怕是过于被动。若是在防御中也有进攻，就是在总的战略上实行内线的持久防御，在战术上进行外线的战役或战斗……
其实，陈文强并没有这样精僻的军事见解，但他基于财政支撑的困难，提出了“自力更生、就地因粮、以战养战”。而要达到这些目的，革命军的战略战术就必须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却正是暗合了上面的军事理论。
当然，从军事造诣上，吴禄贞比陈文强高出太多，但他经历的是正统的军事教育，考虑的主要是如何能取得更大的胜利。换句话说，他对游击战是有所涉猎的，但却更喜欢打正规仗，或是打大仗、硬仗。随着革命军实力的迅速扩充，这种思维在不知不觉地占据主导。
这倒也不能说陈文强就是对的，吴禄贞犯了错误，只能说两人的思想和侧重点有差异。陈文强对于打仗，有更多的功利性，这也是资金紧张所造成的。同时呢，他对革命成功的迫切希望远没有那些革命者强烈。
所以，在他潜意识里便不会奢望通过一两场大仗便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是不自觉地把时间放宽，把战线拉长。
辛亥革命的成功不是偶然吧？或者是偶然之中存在着必然吧？陈文强并不能绝对地确定，所以总是觉得时机还不到，还要耐下心来隐忍发展，要使实力更加强悍，要使资金积累得更多。
当陈文强重新启程，赶到广州的时候，革命军也接到了琼州总参谋部的命令。
“以不少于两千的部队转进滇西、滇西南。与挺进支队会合，趁敌空虚光复大片地区，或迫敌分兵再择机歼灭。争取在雨季之前稳固据有以保山中心的数县之地，就地因粮，自力更生……”
“另以陆支队主力转进滇黔交界地区，在东面形成对昆明或曲靖的威胁。并伺机向黔省发展，或使滇黔交通要道有被切断之虞，迫敌分兵……”
“当面之清军若南攻，可倚险据坚节节防御，亦可扰袭不断削弱其实力，滇南光复区可守可弃，西南战区参谋部可依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总部支援不会断，但西南战区要坚决贯彻‘就地因粮，以战养战’的原则。积极行动起来，军政两大工作要齐头并进，不可放松……”
战略战术转变了！听完传达，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同时，他们也听明出了总部面临的困难，再三强调要自力更生，要就地因粮，要以战养战。
“与法人的交涉还没有最后结果。虽然最低的要求是达到的，但即便是法人不禁物资流入。总部要支撑革命军越来越多的人马，还是力有未逮。”军政府政务总长张继知道得更为详细，说得也更明白，“从两三千人，到现在的一万三四千，光靠外部的支援是无论如何难以长久的。现在清军主力尽在北面。在昆明周边，滇西、滇西南极为空虚。而且，巡防队的战斗力如何，大家心中更清楚。”
“抽调两千人马，再加上已经派出的三支挺进支队。三千多人枪足以纵横滇西南、滇西。敌人若分兵，那正合我们的意思；如果不分兵，那咱们就稳固占领，收粮收税，自给自足。还要攻城掠地，利用缴获来扩充人马。”总参谋长葛智初得到张继的示意，便接着说道：“以一隅敌全国，便要有长远的打算，不可能通过一两场决战便打垮清廷。”
“从起事到现在，军政府的名号是叫出去了，但却并没有什么政府的样子。”张继苦笑了一下，说道：“虽然是形势使然，可咱们也很不重视。从现在开始，从建立滇西、滇西南根据地开始，便要象政府那样去运作。不光要有作战部队，还要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警备军。县要有县政府，乡要有乡委会，村要有自治委，把政权牢牢控制住，老百姓才会意识到这天是真变了，才不会把革命军作匆匆过客。葛参谋长，你公布总部的任命吧！”
葛智初点了点头，朗声念道：“滇西军分区，隶属西南军区；司令龙济光，副司令秋竞侠、杨文恺；参谋长宗少华，副参谋长陶雄；辖三个野战团，一个军分区警卫营……”
“滇黔桂军分区，隶属西南军区；司令陆荣廷，副司令……”
“西南军区本部，司令刘永福，副司令……”
更加细致的任命，意味着军队大幅扩充后的重新调整，西南战区在地域上被划成三块，但却不是独立作战。王支队留少部人马继续依托十万大山牵制骚扰清军，主力则调回本部，加强本部的力量。
而两个军分区各领三四千人马，本部则有五六千之多，以尽量确保作为两个军分区联系的中间钮带，并能继续对法人形成压力。大量政务人员则随军分配，跟着作战部队到各自的活动地区开展工作。
总部命令下达得突然，部队展开行动也很迅速，猬集于滇南与清军对峙的革命军东分西分，只剩下了本部两千多人马。王支队主力正在奉命转回，很快便会使本部人马充实起来。而清军，却暂时对革命军的行动没有觉察。
…………
历史证明，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前提条件，就是人民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人民在改革中或得到权力，或得到实惠，只有如此，改革才能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选择，并为他们所拥护。
而晚清的新政恰恰是没有做到这一点，又遇到时机不好，庚子年闹下的巨额赔款，压得清廷喘不过气来，推行新政所需的大量经费就只能取之于民。
办什么事情都要钱哪！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按编练三十六镇的计划估算，这一块每年的预算就达到五千多万两，而当时清廷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一亿两多一点。
结果呢，除了北洋六镇按编制完成编练任务外，其它省份大多减少计划，或者根本就是有名无实。而北洋新军之所以得到朝廷财政支持。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负有拱卫京师之责，靠着朝廷强制摊派才得以保证经费的。为此，有人抱怨说：“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令人惊讶的是，在清王朝控制力日益缩减、统治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在二十世纪的前十年。它的财政收入居然还能以每年数千万两的速度增长，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筹款，清廷只能向下摊派，而那些地方督抚们也叫苦不迭，上面催得紧了，只能层层转移。向最广大的老百姓身上榨取。原本为镇压太平军设立的厘卡制度，不但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撤销。反而越征越多，厘金由此成为清末的大宗岁入之一。
当时，清廷和地方政府在传统的税收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这都是以前所没有的。
由于税收加重。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因为推行新政、增加摊派而引发的民变事件愈来愈多，民众对朝廷和官府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高涨，如各地毁厘卡、抢米风潮、冲击新设立的警局甚至捣毁新学堂。
用民怨沸腾来形容清末的最后几年，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