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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穿过一个个商品区，他取出这样那样的外套、衬衫、裤子，只要我停下脚步查看，他就问好每件衣服的尺寸，拿出来，和别的衣服一起搭到胳膊上。走到更衣室时，他手上已经堆成一座小山。但我得先去趟洗手间。我跟斯图尔特打招呼，可他没有听，而是朝远处皱着眉，问什么人“什么？”。
我刚进厕所小间，就听到厕所门打开又关上，有人迈了几步走进来。我想这人正站在镜子前，大概没意识到我在里面。我的出现多半会造成些许尴尬，但我还是拉开了小间的门。
一个矮小敦实的男人绷着脸迎了上来。无疑是个警察，就连夏菲尼高保安穿的制服都比他好。我看到他时第一个念头真的就是：这家伙的制服真够旧的，好像灾荒年间的出品。裤子紧紧箍着大腿，肩膀皱得厉害。
我举步前行，好像想跟他擦身而过，但此举其实只是为了促使结果早点到来：大收尾。伴随收场而来的是他胳膊一挥，一只手猛地掐住我手腕，一阵剧痛随之袭来。他手很大，毛茸茸的，拇指压在我衬衫袖子前二到五厘米处，小手指紧扣在我的劳力士蚝式总统型表表盘上。这块表是我花一万两千一百一十英镑买的，用的是素未谋面的一位美国生意人的信用卡。
我叫艾略特卡斯特罗，今年二十一岁。
第二章 伦敦……邦德大街的诱惑（1）
在拉格斯火车站停车场，我坐在警车后座上，接受生平第一次审讯，比自己预想的要平静得多。我解释说，我一位朋友把信用卡借给了我，这难道不允许吗？这些话从我嘴里说出来，不费吹灰之力。我坐在座位上，身子前倾，一副急着消除这可怕误会的样子，说话时直视两位警察的眼睛。这两位面面相觑，希望把包袱甩给对方，我则趁热打铁，继续替自己辩护。我苦笑着摇摇头，解释说我朋友家里可有钱了。我也许不该告诉他们这些，但这位朋友以前也曾经借卡给我，他喜欢说——“让我爸掏钱好了。”
一个警察好容易忍住没笑出来。他俩意味深长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头一个警察说：“那好吧，以后别再用朋友的卡了，明白吗？”我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可就在这时，对讲机突然响起来，直截了当告诉两个警察，卡是偷来的。车里面，大家相当尴尬，谁也不作声。他们看着我，就像受了愚弄的情人，我只好勉强皱了一下眉，算是回应。“我看最好还是带你去学校吧，”驾驶座上那位边打火，边嘀咕了一声。
到达科朋本时，菲奥纳和伊恩站在窗口看我们驶近。我从警车里钻出来，伊恩大笑着对我指指点点，但菲奥纳交叉手臂，看上去备受打击，一脸的疲惫。她和两位警察交谈了很久，最后一起来到客厅，我正呆呆盯着窗外看。我已经做好了坐牢的思想准备，盘算着怎样告诉爸妈这个消息才好，对会判多少年心里一点儿也没底。伊恩要回汽修厂上班，临走前满怀好意地估计我大概得蹲十五年。“你小子够幸运的，”一个警察对我说。我知道菲奥纳帮我脱身了。不过，也没有完全脱身。我受到正式警告，她答应由她通知我父母。我在科朋本的日子也就此到头了。
那天，最后一次离开科朋本教育单元，我觉得非常难过，这事太让菲奥纳和她同事们失望了。行程的另一头等着我的是怒火冲天的爸妈，这也让人高兴不起来。父亲的家族里固然可能有人干过走私偷税的勾当，但那是陈年往事了，再说了，那是正儿八经的犯罪；而我干的是什么？小偷小摸，令人不齿。我的行为还让人以为我是缺钱花才被迫偷窃的，这刺伤了父亲那拉丁人的自尊心。火上浇油的是，因为要确认我接到了警告，警车再一次停在我家门外。在巴特尔菲尔德，有警车停在门外已是司空见惯，但还是永不例外地勾起当地人兴趣，很快社区里便传得沸沸扬扬，我干了越轨的事。
母亲最绝望的只有一样——儿子现在究竟该做什么？在这一点上我还有张王牌。菲奥纳尽管除了让我离开科朋本外别无选择，但并没有完全抛弃我。她设法替我在堪巴斯朗学院弄到一个名额，就在格拉斯哥城外的一个学习中心。幸运的是，第二周就开课。“开的什么课程？”母亲心怀疑虑。“计算机。”我回答，她显得更担心了。这是我光辉教育经历的最后一段，并即将成为时间最短的一段。
我很小就有自己的电脑了。ZX Spectrum、Amiga，之后是个人电脑，陆续进驻过我的卧室。我渐渐理解了这些机器如何运行、如何思考。对编程和程序运行的原理我也有了基本的了解。本来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却让我成了堪巴斯朗学院的斯蒂芬•；霍金。这个学院是专门对逃离传统工业的人和成人学生进行再培训的机构。第一天报到时，我发现班上的同学大多老大不小了，可上第一堂课时有些人连开机都不会。
只要有机会，我总是助人为乐，同学们被我的知识和使用软盘的娴熟震住了，第一周就选我当班代表。按照以前学校的惯例，一开始我怪异的行为和没完没了的卖弄在人们眼里都新鲜而难得，但很快就会变得令人厌烦。但在这所学校，却从未达到这一阶段，原因是一个名叫霍姆斯先生的辅导员的到来。
起初我以为霍姆斯先生是学我以前在斯通洛中学的样子，搞搞恶作剧，而不是真正的讲师，也许只是个百无聊赖的清洁工，或是个偶然溜达经过教室的怪胎。他不带讲稿，看上去像在垃圾场和衣睡了一夜一样。他的计算机知识还没我和另外两三个同学多，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全用力拼命掩饰自己的无知了。
他为此而采用多种多样的招数，最喜欢的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根本相当于什么都没讲，然后对大家提出的问题显出一副极其夸张的无可奈何表情，好像他是个旷世奇才，却身陷我们这群弱智之中。他有一招特别引起我注意：总拿无穷无尽的一大串问题向我们猛轰。有一天我观察他如何提问，突然发现了事情的真相。通过不断的询问，他其实是在神不知鬼不觉地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对这一招我不得不叹服，而且后来一直身体力行。
对于霍姆斯先生的短处，学生们各持己见。有的觉得好玩，于是拿越来越复杂的问题来刁难他，有时甚至胡编乱造；其他人为浪费时间而恼怒，一肚子气地干坐在那里；而一少部分人为霍姆斯先生感到难过，他们说霍姆斯先生很显然是在进行他自己痛苦的再教育课程。作为班代表，我觉得必须采取点什么行动来反应这些不同的观点，并决定，最简便易行的是，在教室后面的计算机打印机上制作一份嘲弄报纸头版。
结果看上去真是让人愉悦。大字标题“讲师无知，难以置信！”赫然醒目，横贯从学院网站下载的霍姆斯先生照片上方，还附上一篇短文解释了讲师和学生同时接受再教育这一颇有争议的理论。这个故事的受众不只是我们班，那天晚上回家路上，我将这一独家新闻的复印件贴满了整个学院。我心知肚明这一定是我的告别演出，所以也就无缘目睹霍姆斯先生究竟作何反应了。
十六岁的我相信，艾略特•；卡斯特罗该加入上班族了。我知道爸妈肯定不会特别高兴接受我求学生涯的最新状况，于是把退学说成一项进步。我告诉他们堪巴斯朗学院的教学有多么可笑，紧接着宣布我已经在一家电话中心找到工作。事实上，这还真不是骗人的。此前我曾找过格拉斯哥的一家职介所，那天乘公车回家路上，他们正好打电话让我第二天起到斯托威街一家电话服务中心上班。
苏格兰的电话服务中心行业是有口皆碑的，因为当地口音给人友好、热情的感觉。这能解释我为什么这么快就找到了工作，但到了斯托威街，迎头而来的景象却既不友好，又不热情。在一个满是污垢、冰冰凉的房间里，几十个惨无人色的男女头戴耳唛坐在电脑前。他们在灯下看起来就像幽灵，双眼盯着屏幕，嘴巴对着话筒低声说话。
坐在那里熬过了一天的培训之后，我知道他们为什么看起来如此筋疲力尽了。他们告诉我，这份工作是为医疗保险公司服务的——事实确实是这样，但却不是我所料想的方式。工作职责如下：不请自来地给中年妇女们打电话，向她们推销乳癌保险。天哪，这些潜在客户是好对付的吗。我做了三天。第三天，有一个女人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说我打太晚了，她已经得了乳腺癌。她的声音有点像我妈。我放下电话，穿上外套就回家了。
我说过，电话服务中心在苏格兰多的是，所以我很快就找到了另一份工作。这回，我事先小心问清公司是干什么的，对方说是电信，我觉得还不错。等我来到公司位于格拉斯哥市中心的办公楼时，就更高兴了。该公司（咱们就叫它“想象公司”吧）专为英国一家大手机网络商处理客户关系。办公室宽敞明亮，员工年轻、生气勃勃，在接电话的空档还可以疯闹。
培训也像模像样，历时整整两星期，然后就放任我们跟客户打交道了。一开始我干得很高兴，不知道下一个电话是客户打入的还是电话中心主动打出的，而且必须随机应变。我喜欢跟客户交谈，了解他们的困难，帮他们解决问题，或根据客户要求推荐合适的手机。后来，我发现了这份工作的另一个内容，别的一切就都无关紧要了。
头一回使用偷来的信用卡就被抓住，我备受打击，但记忆中那欣喜若狂的一刻却丝毫没有消退。信用卡及其带来的一切让我着迷，但我失去了再偷的冲动，也没有勇气这么做。坐在想象公司里，我慢慢悟到，也许根本就用不着去偷。每天都有几十个人要通过我用信用卡买手机。我一定能有办法利用到手的信息，以某种方式让自己使用这些卡。
此时，凭我对信用卡系统的基本了解，有两个问题得解决。首先，我知道要用信用卡进行任何实质性购买，除了卡上的数据之外，还要答得出一系列安全问题。但是客户找我买手机时告诉我的信息，仅限于卡上的数据。第二，我不可能将这些人的卡拿到手里。每隔几分钟，一批信息就会通过我的头戴式耳唛进入，但我能做的唯有把那些数字键入，对自己一点忙也帮不上。成百上千的十六位卡号、到期日和发布号从我指尖流过。都是卡啊，新鲜的信用卡，等着带给我财富，却又可望而不可及。
然后有一天，我接到一个自营公司老板打来的电话。他要订购十部电话，想用美国运通商务卡付款。机会猝不及防地来了。刚开始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刹那间灵光一闪，我顺理成章就展开了行动。我让那人稍等别挂断，然后把耳唛从耳机上摘下来。我坐在那里，看着电脑屏幕上映出的自己的身影，竭力静下心来，苦苦思索怎样编造谎言。准备好后，我把耳唛重新戴回头上。“您在吗，先生？我接通了运通公司，另一条线，现在需要问您一些安全问题。”
一切进行得有如梦幻。我问了能想到的所有问题，远远超过必要限度，对方毫不犹豫，对答如流。我把所有答案和卡的原始细节飞快地记在一个笔记本上，然后谢过他，挂了机。很快这就成了家常便饭，每当对方听起来很友好，又有大量订购要进行，我就如法炮制；一本笔记本很快就记得满满当当。
我并不确切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但坚信好日子就在眼前。我开始处于一种无休无止的白日梦状态，想象着一旦笔记本里的东西派上用场，我将享受到什么样的奢华生活。我浑浑噩噩，心不在焉，不断受到警告，但想望着即将到手的好日子，警告都成了耳旁风。直到老板把我给炒了鱿鱼，并且立即生效时，我才猛地被拉回现实。经理随我走到办公桌旁，看着我关上电脑。穿外套时他也一直盯着我，我从抽屉里拿出笔记本，告诉他这是我的地址簿，然后走出了办公室。还没到家，我就想好了如何利用这个笔记本。
第二天，美国运通公司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美国运通企业账户持卡者打来的。他希望把自己的地址改到格拉斯哥市巴特尔菲尔德区的新址。没问题，美国运通一位女士说，只是要先问几个安全问题。一切顺利。很快，持卡人再次打来电话，这次是另一位女士接电话。持卡人要求寄给他一张新卡，原来的卡丢了。确认安全问题后，这第二位女士说要核实一下账户的地址。
“巴特尔菲尔德，”持卡人确认说，“没错，就是我们的地址。”
“明天我们就把卡快递过去，先生，”她确认道。
挂断电话时我满头大汗，心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