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的变化。在这么短短的几年内就出现这样的变化，真是亘古未有的……
“侵犯莱茵兰一事之所以具有严重性，是因为荷兰、比利时和法国都因此受到威胁。国务大臣提到德国甚至拒绝在谈判进行中停止建筑防御工事，我听了非常不安。我猜想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他们一定会在那里筑成一道防线，而有了这道有防御工事的防线以后，对欧洲的局势就会产生很大影响。这道防线形成一道横过德国大门口的障壁，同时又使它可以从另外的门口任意地向东面和南面冲出去。”
4月6日，当政府要求对外交政策进行信任投票时，丘吉尔又对整个局势的发展作了深邃的预见。他说：
“希特勒已撕毁各种条约，在莱茵兰驻了兵。现在，他有军队在那边，而且准备永久驻下去。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在德国国内和所有邻近的国家，纳粹政权获得了新的威望。但是，事实还不止于此，德国现时正在或者即将在莱茵兰地区设防。设防当然需要若干时日的。首先，我们听说，德国最初筑的不过是普通野战工事。但是，有人知道，德国可以把野战工事逐步加强，使之十分完备，直到筑成为像兴登堡防线那样完美，包括有许多钢筑水泥堡垒和地下室的一道防线。知道这种情况的人就会知道野战工事同永久性防御工事，只是在程度上稍有差别而已，从挖掉第一块草皮起可以一直干下去，直到最后筑成极其完备的防线。
“我完全相信，德国与法国接壤的全部边境，都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筑成尽可能坚固的防线。……面对法国边境有一条堡垒防线出现，这就可以使德国在这条战线上节省兵力，使它的主力转而突破比利时和荷兰……一旦这些防御工事完成，随着工程日趋完备，中欧的整个形势也就跟着发生变化。波罗的海各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还必须加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奥地利和其他一些国家，在这个巨大的军事建筑工程完工的时候，一定会受到决定性的影响。”
不幸的是，丘吉尔的上述警告性预言，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都陆续地并且是迅速地变成了现实。
骤然紧张起来的局势，使鲍德温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于是政府决定新成立一个协调各军事部门的部。关于该部大臣由谁担任，曾经考虑过经验丰富的丘吉尔。奥斯汀·张伯伦认为把丘吉尔排除在政府之外是“极大的错误”，并曾在私下和公开场合都表示过，丘吉尔是最合适的人选。但鲍德温最终却任命已年近60岁、对高级军事管理工作缺乏经验并从未在内阁中任过职的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担任国防协调大臣。历史学家泰勒曾就此写道：“人们认为这次任命是继罗马皇帝卡利古拉委派自己的马执政之后的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保守党之所以任用英斯基普而不任用丘吉尔，原因在于前者是“一位最可靠的人”，而“假使这个新的部门由丘吉尔担任，那一定会使那些以丘吉尔不参加政府作为反军国主义保证的自由党人和中间派引起恐慌，并且这等于不听从负责解释党的一般意志的人的意见；而且，一旦鲍德温退隐，这岂不是又得引起一场由谁继任的争执吗？”
丘吉尔原来对得到这一职位抱有希望。此时却感到“这一次确定的、而且似乎是最后地把我拒于门外，使我不能参与我们的防务工作，这对于我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过，久经宦海沉浮的丘吉尔小心地控制着自己的感情，甚至在辩论中更加平心静气，显出镇静、不偏不倚和超然的态度。鲍德温用尽一切权力来对付曾经不断无情揭露其错误的丘吉尔，是因为鲍德温不愿得罪党内的多数，着眼于使鲍德温自己能够在两届选举中过安定日子。丘吉尔对此看得很清楚，但他更懂得祸福相依、风云变幻的道理，所以他不仅仍然抱着希望，等待时机，而且认为“假使没有这种无法估计的和无穷无尽的变幻，人生的戏剧就会变得索然寡味了”。丘吉尔在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些挫折时，甚至认为鲍德温帮了他的大忙。
“他使我没有卷入其后三年内阁所有的妥协和不尽责之事中；假使我当了大臣，那么，打起仗来，就得要对必定被证明是极不充分的国防工作负直接的责任了。”
丘吉尔又重新以较大的精力投入写作。他把从凡尔赛和约起到当时止其间发生的全部历史过程列出一个大纲，准备写一本书。他甚至已写出了第一章。这一章后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的一部分。此外他还于1936年底开始了《英语民族史》一书的写作。
1936年6月6日，一直密切注视着英国战备工作的丘吉尔，以私人身份替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爵士写了一个备忘录，主张重新成立军需部，以保证战备物资的生产供应。但是直到1939年春，政府始终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成立车需供应部，也不准备对英国军火生产采取紧急措施。
1936年11月12日，在下院对首相的答辩进行质询时，丘吉尔对疏于战备的政府和首相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他说：“政府根本没有下决心，或者他们根本不能使首相下决心。因此他们一直陷于奇怪的矛盾之中：决定不作决定，决心不下决心，坚决犹豫不决，坚定不移地动摇，竭尽全力无所作为。我们就这样，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这些对英国的伟大也许至关重要的宝贵光阴，都让蝗虫吃掉了。”
1936年底，丘吉尔应邀在保守党外交委员会所作的一次秘密演讲中，对英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
“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低地国家①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
……………………
①低地国家，指荷兰和比利时。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今天究竟哪一个国家是最强大的，是力图用暴力和危险的手段来称霸欧洲的呢？”
丘吉尔明确指出，这个国家不是陆军最强大的法国，而是法西斯德国。德国正在以其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扩充军备。在法西斯专制统治下，德国的经济日益困难，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这样，独裁者很快就不得不在经济财政崩溃和内乱，或者发动战争这二者之间作出抉择。而这场战争的唯一目的，或者说德国取胜后的唯一结果，就是纳粹统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欧洲。所以，丘吉尔认为，“一战”时期发生过的情况现在又再次出现了；而要拯救面临战祸的英国，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的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并挫败德国的霸权。
丘吉尔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国际联盟这个极端重要的机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他说：“国际联盟实际上是英国的概念，它和我们以前的一切方法和行动极其和谐一致。还有，它和一般的是非观念以及我们历来遵循的以遏制主要侵略国为基础的和平观念，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相信，支持和加强国际联盟将证明是维护我们岛国的安全的最好方法，也是维护我们向来认为同我们利益息息相关的伟大的人类事业的最好方法。”
丘吉尔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之后，概要地提出了三个命题：第一，英国必须反对未来的霸主或潜在的侵略者；第二，在现在的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有着庞大的军备，发展如此迅速，肯定要扮演未来的霸主这个角色；第三，国际联盟应以最有效的方式把许多国家联合起来，同时，英国政府也应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以控制未来的侵略者。
在不停顿地对战争的危险发出有力警告的同时，丘吉尔也不断地为英国与法国进一步加强合作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变而大声疾呼。他反复强调：“英国的安全是同法国的安全密不可分的。”1936年11月18日他说：“法国和英国以极不相同的道路找到自己通往自由的途径。但是我们都到了这里，并肩而立。我们站在一起，给我们找麻烦就很危险，摧垮我们就很困难。那些显示出传统、复兴了纳尔逊的舰队和拿破仑的大军的人联合起来，不会成为任人轻易捕食的猎物。但是如果在那些武德之上再加上公正与自由的至上信念，那么他们就是不可征服的了。”
在一年多以后他还曾说过：“大不列颠和法兰西必须为互相保护而站在一起。这就是两个国家伟大安全之所在。公开讲明这一点，不必隐瞒……将两国的防务问题当作一个问题来看待。这样你就会有遏制不招自来的侵略的强大威慑力量。如果威慑未能奏效，你也将有对付侵略者的极为有效的方法……在走了这么远之后，除了同法国结成公开的防务联盟再无激流勇退的出路。松散的义务不行，双方都要有明确的义务和人员全面交叉的安排。”他还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文章说：“如果法国垮掉了，那么一切都会垮掉。纳粹对欧洲的支配，以及潜在的对世界很大部分的支配，都将是难以避免的了。”
1936年12月3日，英王爱德华八世坚持要与他所挚爱着的一个美国离婚女人、沃利斯·辛普森夫人订婚导致的逊位危机，立即把别的一切事情都推到次要的地位上了。爱德华八世是在乔治五世于1936年1月逝世后继位的；他的加冕典礼预定于1937年春天举行。他爱上的辛普森夫人已经离过一次婚，此时正在办理与第二个丈夫离婚的手续。国王的这一选择严重地违反了宫廷仪规，也使英国人在心理上无法接受和感到难堪。鲍德温在经国王亲口证实消息的真实性后，警告他说这可能意味着必须逊位；国王拒绝接受劝告。对国王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并在这件事上同情国王的丘吉尔，曾劝辛普森夫人不要离婚，也不要在正式场合以国王伴侣的身份露面；国王亦未接受这一意见。后来丘吉尔又呼吁不要作出不可挽回的决定，希望过几个月再谈论是否退位的问题。
在政治上立场不同的人也都想借此事件改善自己的地位。丘吉尔的密友比弗布鲁克想借机把鲍德温拉下首相的宝座，推出丘吉尔取而代之。而鲍德温前不久在下院因发表为避免选举失败而不顾国家安全的言论弄得威信扫地，则想借机改善自己一落千丈的政治形象。他得到了下院几乎一致的支持，也与反对党领导人和各自治领总理通了气，决定如果国王不改变主意就促其逊位。
12月4日晚上，国王决定立即退位并将决定通知了鲍德温。12月11日，议会通过了逊位法。第二天，国王的弟弟约克公爵被宣布为新的国王，号乔治六世。1937年5月12日，乔治六世举行了加冕典礼。
在处理英王逊位危机中，鲍德温以巧妙的政治手腕，使新老国王之间的交接过渡得十分平稳，使英国本土及各自治领都保持了稳定，这为他赢得了普遍的赞誉，也使他自1936年1月以来一直不够安稳的首相地位完全稳固下来。这位善于明哲保身的首相的最明智之举是能够激流勇退，在新国王登基之后的半个月，鲍德温在“公众的感激和尊敬的热烈气氛中”从首相职位上引退了。接替首相职务的是以绥靖政策而在英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前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
丘吉尔传……５ 慕尼黑的悲剧
５ 慕尼黑的悲剧
几天后，由德比勋爵提议，丘吉尔附议，张伯伦当选为保守党领袖。此时丘吉尔与政府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善，他不再在主要政策问题上同政府争论不休，反而有时还能给予适当的支持。他对年轻的外交大臣艾登在处理国际冲突中采取的有力措施给予热烈赞扬；对于政府在加强国防方面的努力给予坚定支持。1937年10月，他在斯卡巴勒举行的保守党全国联盟的年会上说：“目前，政府正在对重整军备问题作出巨大努力。……我们的责任是支持陛下政府的政策，在我们的权限内用各种手段加强国防和维护世界和平。在这里，党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新的一年开始后，丘吉尔又在《夜旗》杂志上发表文章说：“用于防务的款项无疑正不断从英国各个方面拨出，因此，欧洲主张政治和民主自由的朋友们无须用过于失望和恐惧的心情来看待现已开始的暗淡年份（1938年）。”
人们又在谈论应该让丘吉尔进入政府的事。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敦促张伯伦起用丘吉尔，但是张伯伦说：“如果我把他拉进内阁，他就会支配内阁，他甚至不给别人发表意见的机会。”
张伯伦不仅容不得性格刚毅的丘吉尔，而且很快就与外交大臣艾登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首先在性格和作风上，张伯伦与温和、宽厚的鲍德温不同，他对政府各部门都想进行有力的控制，甚至仅仅把大臣当作处理该部门事务的助手。更为实质性的分歧，在于两人的外交观点截然相反，张伯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