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宫城由东、西、北三座小城组成，平面呈品字形。城垣夯筑。总面积达505万平方米。城墙残高八米，发现有陶排水槽等。城内有龙台、南将台、北将台等十余处夯土台基，系宫殿建筑基址。其中以西城中部偏南的龙台最大，南北长296米，东西宽265米，残高16米，是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最大的夯土台基。台基处出土有大量瓦片以及素面和三鹿纹、涡云纹等圆形瓦当。大城为居民区，西城墙长约6000米，南城墙长约4000米。1995年又钻探出东城墙与北城墙，估计全部面积达800万平方米。在城内发现有冶铁、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城西北隅有插箭岭、铸箭炉、梳妆楼、灵山等夯土台基。
韩哀侯三年（公元前375年）韩国兼并郑国后，迁都于新郑（原为郑国都城），在今河南新郑县城及周围地区、洧〔wei伟〕水（双洎〔ji济〕河）与溱〔zhen真〕水（黄水河）交汇处。城依河而建，平面不大规整，南北最长达4500米，东西最宽约5000米，中部由一道南北向的隔墙分为东、西两城。西城又称内城，在中部有一个南北长320米、东西宽500米的宫城遗址。在宫城及其以北发现许多夯土建筑基址。例如其中梳妆台基址，南北长135米，东西宽80米，高八米。在内城西北部阁老坟村北发现一处冷藏食物的地下建筑基址，为口部略大于底部的长方形竖穴，南北长8。7米，东西宽2。8—3米，深2。4—3。35米。室内地下有五口陶井，深2。5米左右，为储存家畜、家禽肉食的冷藏窖。东城又称外城，发现有铸铜、冶铁、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等。在城内发现有春秋时期的贵族墓地，1923年在西城内东南部李家楼村曾发现春秋中晚期的大贵族墓葬，出土了一大批大型青铜礼器，前述精美的莲鹤方壶即出土于此。此外，1971年在东城内东南部的白庙范村发现一坑青铜兵器，出土戈、矛、剑等180件，其中170余件有铭文，是战国晚期兵器的一次重大发现。
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包括上都蓟和下都武阳等。根据考古发现，蓟城大约位于今北京市外城的西北部，出土有兽面纹半圆形瓦当、陶井圈及燕国货币明刀等。燕下都武阳城的始建年代目前正在探讨之中，但战国晚期燕昭王时已很繁荣。城址在今河北易县东南2。5公里、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从1930年起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多次的调查与发掘。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约八公里，南北宽约四一六公里，是战国都城遗址中最大的一座。中部有一道隔墙将其分为东、西两城。东城又称内城，北部又有东西向的隔墙一道。东城北部有武阳台、张公台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城北又有老姆台等夯土建筑基址，这些是当时宫殿区之所在。其中武阳台最大，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残高达11米，分为上下两层。1966年在城内发现高达74。5厘米的建筑饰件青铜铺首衔环，可以想象当年建筑之巍峨。城内还出土有兽面纹、双鸟纹、双龙纹、山云纹等半圆形瓦当以及三角形蝉翼纹、黼黻〔fu扶〕纹脊瓦和垂脊瓦、大型圆筒形虎头状口的泄水管道等。在城内还发现有冶铁、铸造铜镜、钱币及武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城内出土的陶器上有许多带有戳印铭文，大多为“陶攻（工）某”，有的字数较多，内容为年月、左（或右）陶尹、左（或右）陶倕〔chui垂〕某、敀〔po破〕某、左（或右）陶工某等，为官府手工业作坊的标记。此外，在内城西北隅的虚粮冢、九女台等处还发现有许多大型成排墓葬，地面上有高大的封土堆，有的业经考古发掘，是燕王及高级贵族墓葬之所在。西城内文化遗存较少，可能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廓城。
第十节 诸侯国君墓地的发现
战国时期诸侯国君的墓地已有一些重要的发现，现择要予以介绍。
1978年在湖北随州发现了战国初期（约公元前433年）曾侯乙的墓葬。开凿于小山上，为岩坑竖穴木椁墓。墓室为多边形，分为东、北、中、西四室。椁室四周填充木炭及青膏泥，使随葬品保存较为完好。曾国在当时仅仅是一个小国，但墓中却出土了上万件精美的器物。如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的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此外该墓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二件、升鼎九件、饲鼎九件、簋八件、簠四件、大尊缶一对、联禁大壶一对、鉴缶两套、尊盘一套两件、盥缶四件等。形体巨大，制作精致。例如其中的一对大尊缶，高达1。26米，腹径一米，重达327。5公斤。尊盘系用失蜡法铸造，十分繁缛而精美，堪能代表战国时期青铜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水平。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武器和车马器，其中有多戈戟、殳〔shu书〕和带矛车軎等。该墓出土的青铜器的总重量达10吨之巨，足以反映战国时期青铜产量之巨大。并且，此墓还出土有金盏、金杯、金带钩及长达48厘米的成组的玉佩饰等，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体写照。此外，墓中还出土竹简240枚，上有墨书文字，详细记载了用于葬仪的车马兵甲的情况。加上青铜礼器、乐器以及衣箱上的漆书文字等，总字数达12696字，是自西晋汲冢竹书出土以来先秦墓葬出土文字资料最多的一次，对历史学、音乐史、天文学史及古文字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1933年和1938年两次被盗掘的安徽寿县（现属长丰县）李三孤堆战国晚期楚王墓，墓上有直径约200米、高约二米的封土堆。下为近方形土坑竖穴墓室，东西长41。2米，南北宽40。2米，东端有一条斜坡墓道。墓室中部为木构椁室，推测长约11米、宽约9米至10米。中间放置长约三米、宽约一米、高约一米的朱红色木棺。墓中出土文物4000余件，包括千余件青铜器。著名的有楚王熊璋剑、楚王熊肯鼎、楚王熊悍鼎及曾姬无恤壶等。其中楚王熊肯鼎，形体巨大，高59。7厘米，口径60。5厘米。又如楚王熊悍鼎，高53。6厘米，口径45。9厘米。盖上刻铭33字，器上刻铭31字，共计64字。其中有“楚王熊悍战获兵铜，正月吉日室铸鐈〔qiao乔〕鼎，以供岁尝。”据研究此墓可能是卒于公元前228年的楚幽王熊悍的陵墓。
1950年至1951年发掘的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中期魏国的王陵，坐落在共山脚下的一个南北长135米、东西宽150米的高台地上，其上有三座大墓并排在一起，是魏王及王后的陵墓。其中以居中的二号墓（魏王墓）为最大。墓室正方形，上口长宽各为15米，深约17米。有南北两条墓道。椁室为长方形，长9米，宽8。4米，高2米。棺置于椁室之中。椁室外面积砂积石，用以防止盗掘。墓口上建有夯土台，在台上建有享堂。享堂平面为正方形，每边长27。5米。经复原是一座七开间四角攒尖的瓦顶建筑。此外，在一号墓享堂东南部散水下面发现两个埋藏祭玉的小坑，其中出土有玉简册、玉圭和大玉璜等。这些说明此时墓祭已经产生。二号墓被盗严重。但一号墓出土了成套的仿铜的陶质礼器，有升鼎九件、簋二件、壶四件、鉴四件、盘一件及匜一件等，这说明传统的礼器制度已大为衰落。在一号墓的南墓道中发现有放置车马的墓室，表明自西周以来在大墓旁另建车马坑的制度已经改变。
1974年至1978年在河北平山发掘了战国中期中山国王的陵墓，其中以中山王□〔CUO错〕墓（一号墓）最为重要。墓上建有高大的封土与享堂。封土南北长110米，东西宽92米，高约15米，呈三级台阶状。封土上面建有上覆瓦顶的享堂。封土南面有两座车马坑及一座船坑和一座杂殉坑。墓室为土坑竖穴，有南北两条墓道。椁室南北长14。9米，东西宽13。5米，深8。2米。椁室两旁有藏器坑以放置随葬品。西边的藏器坑出土了青铜礼器正（列）鼎九件、簠四件及鬲、豆、壶等。其中最大的一件中山王铁足铜鼎，高51。5厘米，口径42。7厘米。腹部刻有铭文77行469字，是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的最长的青铜器铭文。同出的中山王□方壶，腹部刻铭450字；＇（妾子）（上次下虫）＇〔ci次〕壶，腹部刻铭182字。内容丰富，除记载了中山国的世系外，还记载了中山国参加公元前314年齐伐燕的战争，并且“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佚。该墓还出土了中山国特有的大型山字形铜仪仗用器及罕见的青铜兆域图版。图版为长方形，长94厘米，宽48厘米，厚一厘米。上面是错金银的中山王陵园平面图，图中还有铭文460字，包括中山王命营陵的诏书及各陵的位置及尺寸等。对研究战国时期王陵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墓中还出土了许多工艺水平极高的青铜制品，如错金银龙凤铜方案座、错银双翼神兽、错金银虎噬鹿器座、十五连盏树形铜灯、银首人形铜灯等，栩栩如生，极为生动。根据文献记载，中山国是北方鲜虞族建立的国家。墓中也出土了一些青铜帐构等反映游牧生活的制品。但大量的器物则与中原赵、魏文化一致，反映了战国时期中原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
第十一节 简牍、帛书与帛画
1949年以来在楚、曾、秦等国的墓葬中，由于当地地下保存条件较好，出土了几批战国时期的简牍。主要有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竹简、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几批竹简、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竹简、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竹简以及四川青川战国时期秦墓出土的木牍等。这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牍。简牍是中国古代在纸张发明以前使用的主要的书写材料，简是修治好的细长的竹片，牍是修治好的较宽的长方形薄木板（或竹版），在上面用毛笔书写文书等。其中时代最早的是战国初期（约公元前433年）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共计240余枚，6686字。简长72厘米至75厘米，宽约一厘米。内容记载用于丧仪的车马兵甲，属于“遣策”一类。遣策即墓中随葬品的清单，是竹简中最常见的。例如湖南长沙仰天湖一号墓及湖北江陵望山二号墓出土的竹简，可与墓中随葬品相互对照。而在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一组108支竹简，约600字，内容有“周公”、“先王”、“三代”等，反映了儒家的思想，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真正的书籍。此外，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竹简中，又有记载墓主人患病期间进行占卜及祭祀祷告于神祇和祖先等的内容。荆门包山二号墓（左尹邵□墓）出土有字竹简278枚，共计12472字，内容有遣策、卜筮祭祷记录及文书三类。在祭祷简中记载了楚人先祖老僮、祝融和媸酓〔xiong熊〕（鬻熊）的先后世系，可与《史记·楚世家》相互印证。文书简中包括有狱讼、审理案件的记录，对了解楚国的司法制度有重要价值。青川木牍内容则是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命丞相甘茂等修订的《为田律》等。
楚帛书，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中晚期楚墓出土。书写于白色丝帛之上，长47厘米，宽38。7厘米。中间有墨书两段。一段8行，为正书；一段13行，方向相反。内容提到伏羲、女娲、共工、禹、契等，还涉及天象灾异及四时、昼夜形成的神话，可能是数术性质的佚书。周围用彩色绘出12个神的形象，有的三头，有的鸟身等，旁边题有神名，与《尔雅·释天》12月名相合，分别代表一年中的12个月，按上夏、下冬、左春、右秋排列。每个神旁又附有一段关于本月宜忌的文字。整幅帛书总计共900余字。四角又绘有青、赤、白、黑四色植物枝叶图像。中国古代在纸张发明以前，除用简牍外，还用丝帛作为书写材料。根据《晏子》外篇第七：“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榖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至迟在春秋齐桓公时已经有了帛书。但由于丝帛在地下不易保存，所以楚帛书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用丝帛书写的书籍，弥足珍贵。
楚帛画。已发现两件。一件为1946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画在白色丝帛上，长31厘米，宽22。5厘米。画一个侧立的广袖细腰长髻女子合掌立于新月形物体之上，左上方有一龙一凤。另一件1973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之中，与上述楚帛书同出于一座墓。长37。5厘米，宽28厘米，上缘包裹着一根细竹条，上系有棕色丝绳。出土时平放在椁盖板与外棺中间的隔板上面，画面向上。上面绘有一个高冠长袍佩剑男子驭龙而行，龙作船行，下面有鱼，后面有鹤。据研究，帛画上的人物就是墓主人的肖像，帛画的内容是表示墓主人的灵魂在神灵动物的引导下飞升登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