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时期的楚墓，约四分之一都随葬有铜镜。楚国的铜镜主要有山字纹镜、蟠螭纹镜、四兽纹镜等；往往以细密的羽状纹作为地纹，含锡较高，制作十分精致。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铜镜可以作为中原地区的代表，工艺十分精湛，有金银错镜、镶玉嵌琉璃镜、镜面与镜背分别用含锡量不同的青铜制成的复合镜等。此外还有武士骑马持剑与野兽搏斗的狩猎纹镜等，表现社会现实生活，十分生动。
秦汉以后，铜镜继续发展，出现了铸有铭文的铜镜，尤其是透光镜（即当光线照射到铜镜正面时，能反射出镜背面纹饰的大致图像）的出现，反映了制镜工艺的高度水平。隋唐时期铜镜制作工艺达到了高峰，如瑞兽葡萄镜、月宫镜等，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明清时期玻璃镜开始流行，取代了铜镜，成为主要的鉴容用器。
在日常生活用品中，铜带钩也在战国时期得到了普遍的使用。铜带钩是革带（腰带）上的带釦（扣），一般为琵琶形。前端较细，作成钩首，多呈兽首形。钩身微曲。后端粗圆，背面有圆钮。钩首与圆钮分别扣入革带两端的孔中，用以束腰。考古发现，中原地区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铜带钩，时代早于周边地区的发现，说明带钩首先是中原地区发明的，而不是北方鲜卑族的创制。战国时期的带钩以铜带钩为主，此外，还有金带钩、银带钩、铁带钩与玉带钩等，有的制作非常精致，不仅实用，而且是精美的装饰品。例如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包金嵌玉银带钩，长18。4厘米，呈琵琶形，底为银托，面为包金的浮雕兽首，上面嵌有三个白玉玦，两端的玉玦中心又各嵌有一颗料珠，钩首用白玉制成，十分精美，代表着战国时期工艺技巧的高度水平。秦汉时期带钩广为流行。魏晋南北朝时带钩衰落，被铰具（带扣）所代替。
在日用品中，青铜灯在战国时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内盛油脂或蜡烛，点燃用以照明。其形状多仿陶豆，但战国时期也出现了许多造型复杂生动的精品。例如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十五连盏树形灯、银首人形灯等。其中银首人形灯，高66。4厘米。中间是一个站立的身着长袍的男子，头系银质，两眼嵌宝石，面部表情愉悦恬静。右手握一条螭龙，螭龙口衔一个高高的灯柱，柱顶为灯盘。灯柱上又有螭龙蟠绕，并有一只猴子在攀援。左手亦握住一条螭龙，螭口托住另一个矮灯的灯盘。造型生动，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战国时期除铜灯以外，还有陶灯与玉灯等。秦汉时期青铜灯更为盛行，著名的有河北满城西汉窦绾墓出土的长信宫灯等。
第六节 玺印、符节的出现与使用
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玺印，但目前在考古工作中尚未发现。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的确立，废除了奴隶制的世官世禄制度，官吏改由各诸侯国君来任命，任命需要授予凭证，因此，作为官吏身分与权力凭证的官玺也就随之产生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生活的发展，私人之间交往增多，也需要代表个人身分与信誉的凭证，因此，私人玺印也得以出现。总之，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之下，作为公私凭证的玺印发展起来了。战国玺印主要用青铜铸造，此外还有玉、银、琥珀、琉璃、骨、角、陶印等。印面形状多为方形，还有长方形、圆形、椭圆形、曲尺形等。印上有小钮，多为鼻钮，以备穿系，以便将印佩在身上。印文有朱文（阳文）、白文（阴文）两种，章法布局，古朴巧妙，又是优秀的艺术品。玺印在战国时期主要是用来钤印于封泥之上，用来封缄简牍或物件，防止私拆，并作信验。此外也钤印于帛上或陶器的湿坯上，或烙在马匹身上。官玺个体较大，一般边长在二厘米以上，印文多为地名和官名。例如“乐阴司寇”、“司马之玺”、“夏屋都司徒”、“上谷疆丞”等。私玺较官玺个小，常见边长1。5厘米者。一般为姓和名，例如“王买”等。此外还有吉语玺和肖形玺。吉语玺的印文有“出入大吉”、“忠信”、“敬事”、“昌”等。肖形玺印文为各种动物（虎、鹿等）或人的形状，简括生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规定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称为玺，一般官吏及私人的印只能称为印，从此，一般的印通称为印了。秦汉至宋元时期，印章材质仍以青铜为主。明代以后，石印发展起来。治印包括印文、边款、印钮的雕刻，成为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名家辈出，如明代的文彭、何震，清代的程邃、丁敬、邓石如、赵之谦，现代的齐白石等。
战国时期出现的符节是传达王命的凭证，它反映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发展。符，一般指兵符，是调兵遣将的凭证。大多用青铜制成，多为虎形。从中脊剖分为二，一半留在国君手中，一半由军队的将领保存。发兵时，使节必须持有国君手中的一半虎符，前往与将领手中的一半相对，合验“符合”，方为有效。战国时期著名的魏国信陵君让如姬窃符救赵的故事就是虎符功能的具体例证。实物遗存如战国末年秦国的新郪虎符，上有错金铭文四行40字：“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fan凡〕燧事，虽毋会符，行殹（也）。”节，一般是通行的凭证，亦用青铜铸成。例如1957年及1960年安徽寿县丘家花园出土的鄂君启节，包括车节与舟节，均呈长方弧形，作仿竹节之状。车节长29。3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上有错金铭文九行147字。共发现三枚，原应有五枚，恰好合成一个圆竹筒形。舟节长31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上有错金铭文九行164字。共发现二枚，原亦为五枚，合成一个圆竹筒形。它们是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发给鄂君启的用车或船运输货物的免税凭证。详细规定了商队车船的数目及通行路线，反映了楚王对封君牟利的限制，也反映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达。
第七节 丰富多彩的丝织品
战国时期，丝织业有了新的发展，尤以齐国和鲁国最为发达。齐国女工的纺织技巧很有名，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丝织品“冠戴衣履天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由于楚国地下保存条件较好，所以在考古工作中以楚国地区的发现最多。在湖南、湖北等地的楚墓中经常出土丝织品。尤其是1982年在湖北江陵马山发掘的战国中期的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丝织品，堪称为丝绸宝库，可以作为战国时期丝织品的典型代表。该墓出土的丝织品种类繁多，有纱、绢、绨、罗、锦、绣、绮、绦和组，质地精良，保存完好。其中以绢最多，最稀的绢每平方厘米经线50根、纬线20根；最细密的绢，每平方厘米经线164根、纬线64根。共出土了衣着16件（绵袍八件、单衣三件、夹衣一件、单裙二件、绵袴一件、帽一件）、丝衾（被子）三床等。在衣被上用朱红、绛红、金黄、棕黄、茶褐、浅绿、深赭、茄紫等色织出或绣出对称的蟠龙、凤鸟、神兽、舞人及几何形图案，色彩十分绚丽。例如其中一件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长165厘米，袖展158厘米，袖宽45厘米，腰宽59厘米，下摆宽69厘米。为交领、右衽、直裾式。两袖平直，宽袖口。袍面是凤鸟纹及花卉纹绣的浅黄色绢，袍里是深黄色绢，内絮丝绵。领外缘为田猎纹绦，内缘中部及大襟上部内侧为龙凤纹绦，内缘两侧为凤鸟菱形纹锦，袖和下摆缘为大菱形纹锦，实为一件精美的工艺美术珍品。
不仅如此，战国时期丝织业的发展为汉代丝织业的繁荣和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第八节 发达的漆器工艺
战国时期漆器工艺有了巨大发展，考古工作中在当时楚、齐、燕、韩、赵、魏、秦七国地域内均有发现，说明漆器的产量远远超过前代。而且此时漆器的品种大增，门类齐全。有床、箱、案、几等日用家具，耳杯、豆、盘等饮食器具，盒、奁〔lian帘〕等妆奁器，鼎、豆、壶、钫〔fang方〕等仿铜礼器，鼓、瑟、笙等乐器，甲胄、盾、弓、剑牍、戈矛的竹木柲等武器，车、肩舆等交通工具，以及棺、虎座飞鸟、镇墓兽等随葬品。说明此时漆器已经逐渐应用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标志着人们物质文化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此时漆器的胎骨仍以木胎为主，但薄板胎显著增多，并且出现了竹（蔑）胎与夹纻胎。夹纻胎用多层麻布或缯帛制成，轻巧牢固，易于漆液的渗透与粘附；夹纻胎的发明是漆器工艺的一大进步。此外还发现有在铜器、陶器或皮革制品上髹漆的制品。此时镶嵌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突出表现在漆器表面贴嵌金箔、银箔或铜片的工艺。金箔等被剪成各种花纹图案，上面有的并有针刺纹饰，富丽堂皇。战国时期又出现了在器物上加镶用铜或银制成的扣箍，称为釦〔kou扣〕器。除了有加固作用之外，还使器物更加美观。此外还在漆器上附加铜铺首、盖、足、鋬等金属附件。
此时普遍在漆器上用红、黄、蓝、绿、黑、金、银等色绘出繁缛的云纹、涡形纹、菱形几何纹、蟠螭纹及鸟兽纹等，十分华丽。并且在漆器上往往有漆书、针刻或烙印戳记的文字，其内容有官府或私人作坊名称、工匠姓名或使用者的姓名等，为研究当时的手工业和商业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南方地区由于自然保存条件较好，出土保存完好的漆器较多，其中有许多精品。例如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狩猎乐舞神怪龙蛇纹漆瑟，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鸳鸯漆盒，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虎座鸟鼓架，湖南长沙五里牌406号楚墓出土的皮革胎漆盾等。尤以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彩漆木雕小座屏堪称为稀世珍品。高15厘米，宽51。8厘米，厚三厘米。由扁平底座及长方形屏面组成，镂空透雕鸾凤、鹿、蛇、蛙等，表现鸾凤与蛇搏斗并取得胜利的情景，寓意深远。以黑漆为地，饰以硃红、灰绿、金、银等彩色漆绘，颇为艳丽。又如1986年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左尹邵□墓）出土的彩绘车马人物漆奁，器外壁以黑漆为地，其上用橘红、土黄、棕褐及青色等绘出贵族乘车出行及迎宾的场面。共绘有26人、车4辆、马10匹等。有的静止，有的奔跑，天上有飞鸟，地上有摇曳的树木，是罕见的漆画作品。
第九节 列国都城的进一步发展
在上述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中我们已经一并介绍了春秋战国时期齐、楚等国的都城，现在在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秦都咸阳、赵都邯郸、韩都新郑与燕下都。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这里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195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秦都咸阳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遗址位于今陕西咸阳市以东15公里窑店渭河北岸，南北长约六公里，东西宽约四公里，南部一部分已被渭河冲毁。在城内中部偏北发现略呈长方形的夯土墙基，东西长约870米，南北宽约500米，可能是宫城的所在。在宫城内外已发现20余处夯土建筑基址。其中1974年至1975年发掘的一号宫殿建筑基址，东西长177米，南北宽45米，现高6米。夯土筑成，呈凹字形阶梯状。其上依台逐层建筑木构房屋，组成多层的高大建筑。西半部上层正中为主体殿堂，周围及下层为卧室、盥洗室等，底层为回廊。出土了大量的龙纹、凤纹、几何纹空心砖，方格纹、米字纹、太阳纹铺地砖，大量的板瓦、筒瓦和云纹、动物纹、变形夔纹等圆形瓦当以及陶排水管道等。室内地面和墙壁用草泥土分层涂抹，表面刷白色或红色。值得注意的是，在墙壁上发现了彩色壁画。有大红、朱红、黄、赭、石青、石绿、黑等色，其颜料为矿物质，至今仍很鲜明。在附近的三号宫殿遗址也发现了壁画，其内容有车马、仪仗、建筑、人物和麦穗等。这些宫殿遗址均发现有明显的火烧遗迹，与《史记·项羽本纪》所记项羽焚烧秦都咸阳的宫室、大火三月不灭的记载相吻合。此外，在宫城西面及城外西南部发现有铸铁、铸铜和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
赵国都城邯郸在今河北邯郸市区及其西南。赵自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从中牟（今河南汤阴）迁都邯郸，至公元前222年被秦始皇灭亡，一直都于邯郸。赵都邯郸由位于西南的宫城（俗称赵王城）及其东北的大城（廓城）组成。二者相距仅60余米。宫城由东、西、北三座小城组成，平面呈品字形。城垣夯筑。总面积达505万平方米。城墙残高八米，发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