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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顿的种族优越感极为强烈。他厌恶阿拉伯人，对西西里人、犹太人也是如此。他曾刻薄地对他的参谋说：“我不明白动物怎么会和这些人生活在一个院子里。”
巴顿是个美国沙文主义者，所以他讨厌他们的盟友英国人。1943年4月，他在日记里这样破口大骂：
“这些该死的英国人和受他们愚弄的所谓美国人，我敢打赌，在这件事上，艾克肯定什么也不会管的。我倒宁愿受一个阿拉伯人领导，我认为阿拉伯人也不过如此。”
在联盟军队中，没有比协调好内部关系更重要的事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巴顿后来反而成了自己昔日的部下、稳重谦和的布莱德雷的部属。
巴顿是一名军人，而不是一位政治家。
巴顿是一名典型的军人，也是一名成功的军人。所以，战后有很多人写巴顿、演巴顿，但真正成功的只有乔治·斯科特（在影片《巴顿将军》中扮演巴顿），因为在那次大战中他也是美国军队的一员，军人和军人的心是相通的，只有军人才能理解军人。
巴顿是个非凡的演说家，他擅长使用激烈的语言，抓住听众的注意力，短时间里煽动起战士的斗志。“付出一品脱汗水，可以节省一加仑鲜血”，“败退是懦夫，也是要命的”，“我们军队里，不要胆小鬼”，
“美国人喜欢搏斗，……喜欢战斗的刺激和兵刃交锋的声音”，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巴顿式的、简单有力的句子，在他看来，这是士兵所能理解的语言，只有这样的语言，才能唤起士兵身上狂热的气质，以一种仇恨、凶猛、毫不留情的态度投入战斗。
巴顿是一名演员，他常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战场上的将军就是一个演员，他必须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去影响部队，并尽力使它们仿效和追随。”作为一名有着极强煽动力的演说家，巴顿同时十分注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一种无言的信息。
巴顿很会表现自己，他“经常地、小心地”保持自己引人注目的外表。在军旅生涯的早期，他就以“马上乔治”而闻名；在第2装甲师任师长时，他为坦克兵设计了一套“奇装异服”——一种绿色的新服装，并率先试穿，因此得到一个“绿色大黄蜂”的称号；在战争期间，巴顿的服装也总是至精至美，他的吉普车也总是闪亮如新，仿佛告诉人们：
“瞧，这就是巴顿，军队中最神气的将军。”
巴顿不仅在军人姿态上堪称楷模，在战斗中，他也是身先士卒的表率。巴顿的一句名言是：“从舒适的掩蔽部里靠电话指挥部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认为：如果士兵们知道他们的将军同他们一样，也有被子弹击中的危险时，就会从心里敬重他，服从他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军情紧急时，战火纷飞的前线往往总有巴顿的身影；一个城镇被攻克，第一批入城的部队中少不了巴顿的身影（残余的敌军和狙击手也许就在某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向他瞄准）；两栖作战，不待驳艇靠滩就跳入水中，冒着炮火率先登岸的也是巴顿……巴顿指挥的是20世纪的现代化战争，在他血管里流动的却是中世纪骑士的血液。
作为一名军人，巴顿不仅让自己取得了军人所渴求的成功，也让他的部队、他的将军和士兵们获得了骄傲的荣誉。“大战期间，我在巴顿将军的第3集团军里战斗过。”多么普通的一句话！可是，每个可以说这句话的人，都以此为无尚荣光，都成了别人所羡慕的对象。这一切，皆源于巴顿的治军有方。
巴顿重视训练。1941年，巴顿就是凭着卓有成效的训练，把一批“真正的乌合之众”训练成了守纪律、斗志强的战士。在训练中，巴顿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为了准备率领着他的士兵去北非参加“火炬”行动，他领着部队来到灼热的美国沙漠地带，结果，正如巴顿所言：“一品脱汗水可以节省一加仑的鲜血”，后来的实战证明了这些训练的价值。
巴顿强调纪律，强调令出必行。1943年，他在一次广播讲话中，曾就纪律的重要性做过这样的阐述：
“我们在西点军校所学的一切本领中，纪律训练最为重要，因为纪律要求并且产生警惕性、无条件服从和自信心。在高度的机械化战斗中，疲塌的士兵会因信心不足和执行命令不及时而丧生。作为战争的指挥者，如果我们不要求严格执行在西点军校所学的那种纪律，我们就是凶手和自戕者。”
巴顿治军以严著称。但是，他并不想让士兵们对他产生畏惧感而服从他。事实上，外表严厉、粗暴的巴顿是个爱兵如子的将军。
巴顿的领导艺术的基本前提是，受到精心照料的士兵会成为最好的战士，他常常说如何照顾自己的士兵“比知道军事战术更重要”。巴顿关心士兵的健康，如果一个单位的非战斗减员严重，他常常会拿该单位的主官是问，毫不留情地将其撤换；行军途中，他尽量让士兵们搭乘所能利用的一切车辆，他认为让士兵把体力消耗在行军上，是最不明智的行为；在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他总要设法留些下来，以便及时改善士兵的待遇。
巴顿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士兵，他还在思想和精神上爱护他的士兵。巴顿认为：“所有士兵希望得到的前进动力是对他们工作的重视和赞赏。”他总是及时肯定出色的表现，战争期间他做的最多的事情之一就是授奖授勋，在这一点上，他也可以和拿破仑相媲美。拿破仑的一句格言是：“只要有足够的勋章，我就能够征服世界。”
巴顿表彰部属的另一种做法是发布新闻和战报。为此，他采取了一种和战时保密政策相抵触的做法，他指示要向随军记者提供集团军详细战况，详细到包括各师、各单位的番号、各级指挥官的姓名，以便及时宣传。当有人批评他违反将己方详情保密两个月的约定俗成时，巴顿这样反诘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交火12个小时内敌方就会知道在和谁作战。保密规定有何用处？”
巴顿关心士兵，是一种对生命的真正关注，而不是吴起式的关心。春秋时期的军事家吴起，以三军之主而为普通士兵舐痈，为的是让士兵们为自己卖命，而巴顿不是这样，巴顿所颁布的最著名的一个命令就是，禁止荣誉勋章和优异服务勋章的获得者再上前线，因为他“遗憾地注意到，人们一旦荣获这两枚勋章中的一种，就会因奋勇作战而牺牲。”
作为一名军人，巴顿通晓军事领域的所有问题，但对军事领域以外的事情，尤其是政治领域，他却知之甚少，即或说他一无所知，也不为过。
对巴顿来说，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被放在怎样迅速彻底地打败敌人上，他不愿让政治分散他的注意力，所以他在政治上始终是那么天真。他总是不合时宜的坦率，结果常常祸从口出，最离谱的是他竟然说“纳粹党人就像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一样”，面对这样的一个巴顿，他的上级不得不向他多次发出警告：“巴顿，闭上你的臭嘴！”
政治上的天真，最终妨害了巴顿的军事生涯。战争期间，巴顿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政治家们会容忍他，可是战争结束了，巴顿已经不再重要，所以他也就完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巴顿知道这是自己的最终结局，他想避免这个结局，他希望自己能像一个真正的军人那样马革裹尸，他渴望自己能“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
严格的说，作为一名军事家，巴顿也不全面。他是一名卓越的战术家，但他却不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
巴顿的战术，归结起来只有两个字：“进攻！”巴顿说过：“我们必须迅速地、无情地、勇猛地、无休止地进攻，才能保住优势。”在巴顿的语汇中，“推进”也许是他最喜欢的两个字。他认为“在战争中，只要奋勇当先，就无往而不胜”，而“任何形式的防御，都狗屁不值”，因为“谁也不能成功地守住什么。部队进入掩体就等于失败。”
巴顿进攻的信条是“速度”。他认为“战斗的时间越短，损失就会越少”。为了保持进攻的速度，他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为了使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他不仅同英国人，甚至同自己的美国同胞发生过激烈冲突。在巴顿的领导下，第3集团军“频频出击，大踏步前进”，以近乎疯狂的速度，狂飙般横卷欧陆，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战果。
一支快速推进的部队，其翼侧往往有暴露之虞，在军事行动中，保持进攻速度与保证翼侧安全，两者是不能兼得的。对巴顿来说，速度就是一切。他反对为确保侧翼安全而畏首畏尾。他甚至对现代战争中是否还有必要保护己方侧翼的安全提出过质疑，他曾这样直言不讳地阐述自己的看法：
“还有一件事情要求你们记住。对担心翼侧这种讨厌的事不要去管，我们必须提防我们的翼侧，但也不能除此之外别的事都不去做。有些蠢驴说过翼侧必须防好，后来，世界各地的蠢猪就发疯似地保护翼侧。我们集团军不要这种蠢货。翼侧是敌人的后顾之忧，不是我们的。”
为了使进攻达到最大的战术效果，巴顿十分强调火力优势。他认为
“迫击炮、大炮只有在开火时才是先进武器，沉默时只是一堆废铁”，所以他教育部属不要吝惜炮弹和子弹。每一次战斗，他总是要集中尽可能多的地面炮火，有时也包括航空兵火力。他所有大胆的进攻行动，都是在火力的绝对优势下进行的。
为了保障进攻，巴顿把该考虑的问题都考虑到了。他非常重视情报工作，第3集团军的情报班子在欧洲干得非常出色，在所有的参战部队，恐怕只有蒙哥马利元帅在北非领导的第8集团军的情报班子可以和它相提并论，以至于有的时候，巴顿甚至比盟军最高司令部更早了解敌人的动向。这样，巴顿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始终掌握着主动权，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除此之外，巴顿还特别重视后勤工作。装甲部队大规模的连续进攻，其物资消耗是极其惊人的，尤其是油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油料供应不足是困扰盟军的最大难题，但在第3集团军，这个问题却被以典型的巴顿式做法解决了。巴顿创造了“红球快车行动”——动用成百上千辆民用车辆，日夜不停地向前线输送油料等军需物资，巴顿还以种种“不正规”的方式，来保障汽油供应。对战场上缴获的汽油，他既不上报也不登记，而是立刻发给部队，以解燃眉之急；他甚至鼓励士兵去偷油，并对偷油有功者给予奖励，当时最具诱惑的奖励是给他们放上美美的3天假。
巴顿这种大胆进攻的战术思想，即是美国军事传统的折射，也是特定历史、特定战场条件下的产物。他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对头的，但这并不说明它是惟一正确的战术思想。蒙哥马利式的稳扎稳打、步步推进也是行之有效的。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们不同的军事传统和指挥官迥然不同的个性。怎样把这种风格迥异的战术统一到打败法西斯这个旗帜下，涉及到了战略问题，艾森豪威尔成功地扮演了这样的协调者，可是巴顿对这种协调的作用却嗤之以鼻，他只注意自己的战术行动，结果，引起了多方面的纠纷，不仅同英国人，也同美国人，不仅同蒙哥马利，也同布莱德雷和艾森豪威尔有过纠纷。只顾自己，不顾友邻，只讲局部，不看整体，这充分反映了巴顿在战略上的不成熟和目光短浅，所以他只能是一个将才，而无法成为一个帅才。
有一点需要说明，巴顿，以及艾森豪威尔、朱可夫、蒙哥马利这些二战名将，都是时代的幸运儿，在一场人类正义与邪恶的交战中，他们站在了正义一边，因而也就站在了力量强大的一边，必然胜利的一边。时势造英雄，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势才造就了这一大批伟大的将领。当然，我们并不因此否定巴顿和其他将领成功中的个人因素。历史为那一代的军人提供了机遇，但机遇只会对有头脑有准备的人格外垂青，而且再好的机遇也需要有勇气、毅力和胆识才能抓住并取得预期效果。巴顿就是这样一种能抓住机遇、利用机遇的人，他的成功是必然的。
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那么，巴顿留给人们的想象，无疑是奇特的、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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