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他说：“吾心安处是故乡，如使民得其乐，必使民愿为赴死。如此，我们上下一体，方可多过这危难时期。”
“吾心安处是故乡”，高堂隆深深的咀嚼着我的话，似乎明白了道理，但不一会，他又犹豫的说：“只是我们在此私相授予爵位，不怕与大汉体制不合”。
高山立即过来帮腔：“我们此来，已经过公孙世家批准在此立城，辽西诸地均以属国形势治理，我们自称是一个属国也不为过。此事只要我们上报公孙瓒，必会得到公孙瓒准许。况且我们城主是汉室宗亲，在此地遭受异族兵难之际，聚拢汉族居民，筑城守卫我大汉疆土，与大汉只有好处。这事即使上报朝廷，也有可能获得准许。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出云城中设立官爵制度。”
“但贩夫走卒之辈也可为官吏，这也与体制不同？”高堂隆仍有不满。
“辽西苦寒之地，作物生长缓慢，如果我们的农夫税收太高，民众必然不愿居此地。即如此，不如宣布农民不用交税，只需每年参加我们的后备军操练，农闲时节，为政府驻守外城。这样即可使我们的军队压力减轻，有可使我们的军费减少，万一有战争，还可全民皆兵，使敌方入侵步步艰难。一举三得，岂不美哉。”高山立即摇头晃脑的说，我暗笑，这家伙什么时候也开始咬文嚼字起来。
“不错”，我接着说：“既然农民不交税，我们城市的税收就必须依靠商业和制造业，我们必须有足够的钱，才能从农民手中收购来官员与士兵所需的粮食，所以必须鼓励我们的商人多交税，必须鼓励我们的工匠多生产新奇与好卖的东西。同时，我们要给与这些支撑我们税收的人更多荣誉，没有他们，我们就不能安定我们的农夫与士卒，所以要把爵位授予最好的工匠（比如说郑浑这样的人），最好的商人，才能让他们为我们做出更多的贡献。”
“不错不错，如此方是长治久安的大策。”听到自己可以封爵，郑浑立即跳出来支持这一议案。
“如此，此方案倒也可行，只是城主必须记住，及时上报朝廷，否则我们就是朝廷的反叛了。”高堂隆忧心忡忡的说。
“放心，我们先把管理体制建立起来，我就向公孙瓒通报此事。等明年道路安靖，我就上路到洛阳通报朝廷。”我打着哈哈。
不过，私下里高山等人，到是对我的爵位分封制颇有微词：“我们来自于一个平等的时代，在这里我们却要搞特权，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记得英国的约翰_保尔这个人么，作为英国著名的主教，他在1381年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词‘奴隶与自由民’，号召奴隶起来推翻贵族，却被奴隶撕成碎片，”我对他们说：“过什么山唱什么歌，在汉代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我们如果提出人人平等，那是找死。何况，推行功勋制，可以让人们觉得努力奋斗总会获得社会的的承认，便于激发人们的奋斗精神。至于向人人平等过渡，我们还有两千年的时间，足够向这个社会制度过渡了。”
明年，是黄巾之乱的前一年，史书记载，光和七年2月，皇帝改为中平年号，黄巾于此时起义，随即刘虞上书，要求改州太守官职为州牧，从此各州牧拥兵自重，皇帝威权下降。那时，只要找个机会向皇帝递上一个表章，就算一切ok，至于皇帝同意与否就无关紧要了。这就是三国时期奇特的政治现象，叫做“表”。刘备在接过陶谦的徐州牧时，就曾这样一“表”就算完事。
接着，我们讨论了管理架构，汉高祖时期，延续秦朝的军权与内政分立的政治架构，丞相与太尉分治文武之事，御史大夫专管监察之事。这可能是最早的三权分立原则，虽然它与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不同。
后来大将军霍光专权，三权集中于一人之手，三权分工的制度不复存在。
三国时期曹操手下的官员陈群也曾重新恢复秦朝的三公九卿制，搞三权分立，无奈中国总有化神奇为腐朽的力量，这三权分立制总是实施不下去。
历史上，每当一个强势人物出现，总是先破坏三权分立制，进而导致自己的朝廷崩溃——无论这个强势人物是皇帝还是大臣。或许中国人骨子里都喜欢抓权，或许三权分立制就不适合中国国情，但是我坚决不相信中国的国情就是喜欢腐败，我要长久在这建立这三权分立制度。
打着复兴高祖制度的名义，三权分立制很快通过了，随后我宣布官员任期制。高级官员在位子上待久了，必定产生一大批同党。为了限制官员长久霸占一个官位，必须限制他任期。当然，元老及议员类民选官员任期不限，只要有人选你，你就可以一直任下去。
所以我规定，内政官员可以连续任3届，每届四年。每四年由元老院选举一次，选出首席元老，称“首相”，有权任命户部，管理财政支出、预算、拨款和户籍，钱粮。户部下设粮米司，盐司，铁司，海关司，户籍司，赋司（由农业所交），税务司（由商业所交））；吏部，管理官员任免、选民登记、爵位管理；工部，管理政府工程，技术研制，水利，建筑，军工技术。工部下设军工司，河道司（管理水利），建筑司（管理建设），开发司（管理新技术研制）；兵部，管理军队后勤工作及军饷发放，退役军人安置；礼部，管理教育、学生、教师、科举和朝廷礼仪；商部，管理工匠、矿业、工商和税收，下设百工司，管理工匠，矿业司，商务司，税务司，六部主管官员。
其中，商部是我们特地设置的，此前各朝没有设单独的商部，以后各朝也没有，直到现代才有。我们这样作一方面可以把收入与支出分开，另一方面，商部设为六部之一，可以让发展商业的声音响亮一些，以确保我们大力发展商业的政策实施。
至于军队方面，我们设立大司令这一官职，主管号令海军，骑军，步军三军。下设军机处，管理军队调动权，即军令权，军事规划权，相当于总参谋部，由城主直接任命的三位大将军管理；都督处，管理军官任命，军官培训，军校教师与学生，拥有军队人事权，由城主直接任命的三位大都督管理；军械处，相当于现在的军队后勤部）。各级军官最高服役年龄均明确规定，越是高级军官最高服役年龄越高，到了一定年龄，职务升不上去的军官，由政府根据服役年限和官位大小发退役费退役。退役军官可以加入地方治安机构（当巡捕），也可以公民身份参政。
另外，在司法上设立大司刑这一官职，由城主直接任命，主管刑事司法，同时各地治安人员，监狱系统都归大司刑管理，地方官员不再有刑事与民事审判权。这些刑事与民事审判官员均由大司刑在律法考核合格人员中任命。人口少的地方不设专职法官，由上级部门派出巡回法官，每月定期巡回开庭，在未开庭期间犯人由地方监狱收押。所有的审判必须有三位以上公民参加裁决（称陪审官），裁决的结果必须由陪审官做出。所有公民通过律法考核合格，都可申请当陪审官。
同时，我们制定的律法必须严格，具备极强的可操作性。比如：偷一元钱，如果罪名成立就判一天监禁，不管他是情节轻微的偷了这一元钱，还是情节恶劣的偷了这一元钱。我们的法律应该只惩罚犯罪，不惩罚犯罪情节。这样可以防止法官和陪审员勾结起来，收了钱后把杀人犯说成是含着微笑、情节轻微的杀了人，然后为了惩罚他轻微的情节，合法的把他轻微的判决。
与此同时，我们把对官员的监察工作，也交给大司刑。巡回法官四处在民间行走，很容易收集到官员的情报，这些可以直接上报到城主，由城主负责作出处理决定。
对于元老院的功能，我们也做出规定，只有具备公民以上的身份，才可被选举为元老，地方机构选举出的类似元老院的机构称作议政院，当选的议政院人员称为议员。议员也必须有公民以上的身份。议员由当地具有选举权的居民选举产生，每四年换届选举一次，各地主管官员由议员选举产生。法律规定的各级政务行政机关平时可依法而行，但特殊政务必须由地方议政院批准，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方才可实施。
如此，我们的三权分立原则自下而上产生了。人民，一旦享受到自由民主的快乐，再想剥夺这种自由，他们会用鲜血来捍卫这本该属于他们的权利。
如此，一个庞大的王朝框架已经搭建起来。
第十节初到幽州
我来自现代，我常常带着沉重的使命去拷问历史——为什么中国近现代数百年间停滞不前，落后挨打，为什么西方人在短短的几百年间突飞猛进的发展，富国强兵。
最近，我豁然开朗，原来，这一切都是不同的法理文化开出的不同花朵。
重新解读纷繁复杂的历史，我发现中国始终存在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法律文化，西方人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人却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就是说，你的财产我分配，你不愿意我镇压（暴力拆迁，源出于此）；西方人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的儒家文化却认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西方人认为法的本质是公平正义，中国的政治家却习惯了“法即是刑”的理念。
反映到法律宣传上，我们的法律宣传是这样的：“你不准干什么什么，否则，法律将对你如何如何”；而西方式法律宣传是这样的：“你有权干什么什么，如果别人侵犯了你的权力，你可依法对他如何如何”。
这两种不用的法律文明结出不同的果实，当然造成了我们那个时代不同的结果。
既然明白了这一切，我就不愿再让悲剧重复，我要让所有的人（包括皇帝，官员，百姓，甚至宗教人士）纳入到法律的管理之下，儒家认为一个人的德性够了，就可以治国了，这以德治国不过是个笑话，谁来管理治国者的德性哪——只有法律，法才是至高无上的。我要以宗教来管理人心，约束人的道德，以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规范。这样一来，即使是宗教，也套上了笼头。
光和五年三月（公元182年），我们经过20天的讨论，终于确立了一系列基本的律法及政府架构。当然，它离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还相差太远，但只要有了最高宗旨，它会不断的完善自我，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等待。
会上决定，高堂隆为我们的第一个首相，高山当大司刑，我兼任大司令，我手下学生已开始组建都督处、军机处。
会议结束后，高山立即去青州筹备转运流民，同时他还要在10天内拿出完整的商业发展战略。周毅开始着手设立各类学校，并筹备我们3年后的第一次科举工作。尹东则受命建立各级宗教机构，并组织人手编写完整的宗教教典，设立神学院。我抽身出来，带领饱受管亥摧残的500士卒动身前往幽州治所。
路上，一件小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出发时，为了补偿士卒们受到的摧残，我发给了士卒一些铜钱，这些铜钱都是我们私下铸造的，完全仿照汉朝铜钱的样式。没想到，这种钱币大受商家的欢迎，士兵们找零换回了各式各样的铜钱。我一时好奇，要过几枚铜币看了看，它们多数是大汉朝廷所铸，但颜色不一，大小不一，厚薄不一，居然找不出两枚完全一样的钱币。
询问之下，我才知道，大汉此时铜钱贬值，各地私铸的铜钱泛滥，虽然私钱都采用汉朝廷铜钱的样式，但含铜量各不相同，其中以大汉朝廷的铜币含铜量最低，所以其他铜币就可以公然流通。
同时，各种铜币间兑换率也不统一，甚至只相隔一个城镇，兑换率也大有差别。我们的铜币由于含铜量高，所以大受欢迎。
这让我想起历史，西汉从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年，一共铸造铜钱二百八十“亿万”，280亿万就是2800亿。东汉的铜钱流通量多，于王莽末年的大乱以后，经过光武帝的整理，原已比西汉少得多。但是，汉和帝以后的当权之人，一方面连年打西羌、打匈奴，花钱太多；一方面又在生活上穷奢极侈，不懂得什么叫做量入为出，更不懂得什么叫做“平衡国家收支”。他们贪图铸钱的方便：用少数的铜，铸多量的钱。于是越铸越多，造成铜钱大量贬值。
看来，我们这次会议，疏忽了币值统一问题，不统一币值，商业无法大发展，大汉朝廷不懂量入为出，平衡国家收支，是因为掌权者都不懂数学，官吏们的知识就是识字和做诗，既然我们有一批学数学的人才，就一定让他们懂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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