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减少了脆性。
两河流域、埃及文明、罗马文明的“标准青铜”含锡量控制在１０％，因为从材料力学上说，经过“铸造＋锻打＋退火”制造的含锡１０％的青铜制品，其机械性能是最均衡的。而中国铜兵器从开始就一味增加含锡量来增加其硬度。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兵器，含锡量高的吓人，１４％那是起步，一般都在１５％以上，乃至２３％。比如秦剑，含锡量就在２１％以上。然而，含锡１４％的铜器，δ相就已经很明显，而含锡量在２１％的话，这种武器很容易折断，更不要说经过锻打了。
现在的历史认为，中国的青铜铸造技术是从两河流域经过中亚大草原引入的，这一技术的转手人是中亚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受其生产方式的限制，技术水平一般不高，往往无法掌握农耕民族技术含量较高的技术。用一个砂石块铸造出青铜器来，游牧民族也能胜任愉快。但锻打、退火就需要有经验的锻打师傅，这就不是游牧民族所能够培养出来的了。因此，游牧民族传承到的青铜技术只是一个简化版，或者说是偷工减料的青铜技术。
在整个古代，西方各国互相学习对方的经验并不困难，希腊人坐船去埃及，住个几年，锻打青铜的技术就学到手了。各大文明就是这样，在交往中相互壮大。但中国人呢？难道能渡过大漠雪山去两河吗？
在整个古代，中国人都饱受地理环境的限制，忍受不能与其他文明充分交流的痛苦，铜器锻造技术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铁器技术，这一技术在发明一千年左右，才传入我国。到公元前六世纪，除了不列颠岛土著之类的偏远地区人民以外，整个西方都已经普及铁兵器。而到了公元前三世纪末，也就是我们著名的兵马俑青铜秦剑诞生的时候，连印度都普及了铁兵器。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我们的民族饱受不能与其他文明交流的痛苦，我们被封闭在井里，坐在井里看着天空。”
周毅感叹说：“是呀，锻打技术的不足，使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首先造成的灾害就是，铜制工具和农具严重不足。导致我们的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中国能够制造出司母戊鼎这样巨大的玩艺，却不能普及铜工具，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的铸造铜器，要么硬度不足（含锡量低时），要么脆（含锡量高时）。造个不需要考验韧性的庞然大物还凑合（实际上中国早期的铜制礼器如此巨大，就是为了防止损坏），如果要造个小工具就无能为力了。
比如铜凿。埃及在造金字塔的时候就有，制造过程无非是锻打－－含锡１０％的凿子，刃部锻打加退火即可，非常好用。而如果商代的中国人需要造这么个凿子，含锡１０％以下，很容易弯曲，含锡１０％以上，又很容易折断。所以，中国古代大型青铜礼器很多，但真正廉价可以普及的青铜生活用品却很少见。比如需要经过锻造处理的青铜锅、青铜碗以及青铜手术器械。”
抬头看看士兵们收拢队伍，刘备头也不回的说：“我怀疑，中国获得的铁器制作术也并不完美。比如说：大马士革钢的制作方法，我们就没有学到。这种两河流域正在流行的炼钢方法，很适用于汉代的生产力。我们如果能航行到那里，征服并把制作大马士革钢的工匠掳掠到青州－－嘿嘿，以后，大马士革钢就可以称做青州钢了。用这种钢制成的刀剑，不要说用之征讨天下，就是大规模民用，也会极大的提高我们的生产力。”
钢厂出身的周毅立刻反驳说：“其实，汉代的炼钢技术并不落后，我记得后来曾出土过一把汉代的铁锹，居然是用麻钢制作的。麻钢，这种我们民族曾经炼制出的钢材，能深埋在地下经历近两千年，仍保持一定形状和锋利程度，我想，它绝不比大马士革钢差多少。
可惜，后来的五胡乱华时代，我们的民族在动乱中失落了麻钢炼制法。再后来，这把汉代铁锹出土后，我们再次向西方学习，从苏联那里重新学回了麻钢炼制法。
我记得，这把铁锹好像是在陇西炼造的。现在战乱才起，我估计陇西还有人知道这种钢的炼造方法－－与其航行到遥不可击的欧洲，寻找大马士革钢的炼造技师，不如到陇西，寻找我们民族曾经拥有过的麻钢制作法。”
“陇西经过了凉州韩遂和马腾的连年叛乱，工匠不知道有没有受到波及，再说，中原大战，前往陇西的道路也不通呀。”刘备摇摇头，穿越战乱频繁的中原大地，与渡海前往两河流域，或许后者难度要小的多。
“不需要从中原走，吕布带走并州军团后，并州空虚，我们可以派出一支武装商队，沿长城走，从代郡自雁门到河西，穿过并州，越过大草原到达长安，回来的路上，可顺黄河而下，到乐安登陆。正好通过水路，把劫掠的工匠运回来。”周毅解释说。
刘备*笑着说：“嘿嘿，你倒是解释一下，麻钢是什么东东，好用吗？”
周毅笑骂道：“你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连麻钢都不知道，那是和钛钢、钨钢一起，做豪华高尔夫球杆的材料。不仅不易生锈，而且其韧性比普通钢材更强，硬度比钛合金硬６０％以上。它也是制造枪炮的最好材料。可以说，没有麻钢就没有精准的狙击步枪。你说，这是不是好东西。”
刘备一拍大腿，说：“对呀！看来，我们这里除了你，别人也不认识麻钢。你既熟悉路线，又了解麻钢，这项艰钜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嘿嘿嘿，就这么说定了。”
刘备说完，不理周毅的纠缠，催马奔向集合的士兵，嘴里还嘟囔着：“咱们汉代居然这么奢侈，用麻钢做铲子，呜呜呜，没天理呀！后代最精准的步枪，居然是用我们做铲子的材料做的，什么世道。
不过韧性这么好，硬度这么高的钢材，用来做马车弹簧，做蒸气活塞，做弓臂，做铠甲，一定不错。他*的，等我抓来工匠，我也做它几百把铲子，天天炒菜用。”
事实是这样的，我国古代其实并不缺先进的技术，然而，在儒家思想薰陶下，这些都成了奇淫技巧。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大多数儒士们看不起工匠，拼命打压工匠。因此，地位低下的工匠发明的很多先进技术，如果不把它神秘化－－比如把火药说成长生不老药，把木工技术说成是鲁班仙师传授－－最终的命运就是埋没。
而儒士们反覆告诫他人的“君子何必言利”，又让先进的技术无法换取生活必需品－－当然，可以免费让儒生使用。为了生活，工匠们也只能把先进技术神秘化，既然你不敢和神灵作对，那这知识就是神灵所授，以此先换取朝廷的不干涉。由此，也造成了中国仙人格外多的现象。仙人不仅干涉了景德镇的造瓷业，也发明了锯子等木工工具，甚至勾股定理，甚至连茅厕都有专门的仙人光顾。
不过，仙人在中国，跟厕所是同义词，是每日生活之必须。
另外，每两百年一次的大动乱，一次次的被异族征服，生产力遭到了间歇性破坏，又让我们民族失去了很多先进的技艺。比如：我们的火药技术就发明了两次，一次在三国，一次在宋朝，如果没有间歇性大动乱，如果没有一次次改朝换代，相信我们的民族决不会积弱如此。
最重要的是，唐以前，秦汉时代，我们的民族充满了改革和进取精神。因为自信，所以不怕变革。而自唐以后，一次次被异族征服，使我们的民族自信心降到了最低点。因为不自信，所以我们反对一切变化，所以我们失去了兼容并蓄的精神。
我们民族的图腾是“龙”，龙这个图腾本身就是掠夺和征服的产物，我们曾经征服了鹰图腾的部族－－如同罗马帝国一样，我们这个征服者掠夺了失败者的图腾，把鹰的爪子并入了我们的图腾里，并入我们的图腾的还有兽类的四脚型态、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蛇的身子……
世界各民族的征服莫不如此，征服就是为了掠夺，掠夺别人先进的文化、思想、技术，并把它并入我们文明中，从此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了。惧怕别人的文化和思想侵入，如何去征服，如何在掠夺中强大起来？
要么征服，要么被征服，这是所有文明生存法则。
在刘备计划中，就是要让龙图腾显露它的真实面目，不停的征服，不停的掠夺，不断的吞并，在不断的征服掠夺中，将和民族的文化推向鼎盛。
“龙”这一图腾形象，几千年没有添增新东西了。没有征服的心，等待它的命运就是被征服－－这是被五千年的历史所证明的东西。再来一个五千年，刘备也绝不会愚蠢的挑战这一文明法则。
龙的形象，只能代表我们民族过去征服的历史和荣耀，然而，我们绝不能就此止步。若是龙图腾能走向全世界，刘备，决不会介意为它在添上罗马的双头鹰、印地安人的马、腓尼基人的船、埃及的狮身人面像。
这，就是征服的本意。
刘备骑在马上，指点着辽东俘虏，抢先对追来的周毅说：“这几万辽东俘虏，我准备分成几个万人队，在夷州（台湾）设立一个据点，在琼州（海南）设立一个据点，等到掖城辽东军投降后，再把剩余的辽东军全部遣送到印尼，马来西亚。
我们的船队可以再夷州补给一次，在到琼州或者印尼补给，依*马来控制马六甲海峡，我们航向印度。印度也是个大市场，把我们青州出云的货物倾销到那里，换回印度香米以及印度的奴隶，建设我们的夷州、琼州。
我准备把印尼命名为锰州（藤条、金鸡纳霜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海床上锰金属储量世界第一），马来命名为锡州（锡储藏量世界第一）。此战过后，我准备大力建设青州港和夷州港，打通我们海外贸易的通道，你认为怎样？”
这一打岔，周毅忘了自己要说什么，建议道：“这些人虽然都是俘虏，但我认为，也需要给他们一个希望，让他们在海外能够安居，并自觉自愿的为我们服务，我建议：这些罪兵在海外服役十年后，应该准许他们回到家乡，也准许参与海外管理、经营等等。”
刘备慨然说：“那当然，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来。他们在海外服役，我当然要建立一套政策，给予其中工作者以名利，来诱惑中原人去海外淘金。孙权也曾经占领过夷州，然而这个占领没有利益驱动，最后不了了之。我决定：海外领地，我只要土地和市场，其余一切所获，全归占领者。等海外淘金者老了，想拿挣来的钱到家乡消费，并且给我上税，这样的美事我绝不会反对。”
说完，刘备催马，马鞭一扬，高声发令：“留下看守俘虏的军队，其余人等，目标龙口，全军挺进。”
看着刘备慌慌张张的骑马奔向龙口，周毅总觉得还有什么事没办，想了半天，想不出来，只好着手处理俘虏事宜。
龙口港，内外夹击之下的辽东守军爽快的全军投降。掖城下，柳毅得到近卫军出现在他背后，复夺龙口的消息后，大恐。
正在此时，坏消息接二连三：胶东国城卫军冲破南门围困，在水路顺利进入掖城增援；沮授为帅，部下关羽关云长统帅第二、三军团，张飞张翼德统领七、八军团，太史慈统领第九、十军团，自下密正面迎击而来。
与此同时，关东联军兴起之后，董卓见联军声势很大，又怕白波军渡河南下截断其往关西老巢的退路，拟把汉献帝从洛阳迁到长安。公卿大臣多持反对意见，董卓既怨自己封拜的东方州郡官吏背叛自己，又因大臣反对迁都，十分恼怒，乃杀原来替原绍等人说话的伍琼、周毖，并屠杀袁氏家族留在洛阳的亲属三百余口。同时，免去杨彪、黄琬的三公职位，还征召屯兵扶风的左将军皇甫嵩回朝，以防他配合东方联军夹击自己。
皇甫嵩回朝以后，洛阳以西在无能够反抗董卓的人，董卓的迁都计划就可以实施。京兆尹盖勋与皇甫嵩长史梁衍曾劝解皇甫嵩起兵讨董，然而皇甫嵩以兵力不足，不肯听从，还是决定应征回朝了。
朝廷的各级官吏不甘心迁都，私下里向关东联军传递洛阳的消息，然而，袁绍不想再战斗中损失自己的实力，只知道每日饮酒等待天上打雷劈死董卓。为了保证朝廷官吏不再来烦他，袁绍甚至把与他联系的官员名单泄漏给董卓。董卓得到名单后，立即遣吕布诛杀太尉张温，并派兵劫掠了张温府，回家探望的张嫣儿不幸遭劫，不知所终。
消息传到南阳孙坚处，孙坚暴怒，立即召集手下程普、韩当、黄盖、祖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