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东西，床、桌子、柜子和墙壁那样的东西，还有人，我、爹妈和我两个兄弟，似乎都在开始如浸泡在一种可以溶解它（他）们的溶液里的东西一样溶解着，溶解为这种冷气和黑暗。这不可思议，也很可怕，我不知道后头会发生什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知道我需要那些白骨，需要那种冷气和黑暗，它是我至深的需要，没有我这种需要，它们也不会出现，有它们在，我才能在那个家里呆下去。可是，只有从它们里面出来了，我才知道自己永远也不想回到里面去，没有比回到它们里面去更可怕的了。
但是，我必须回到我们家里去，我并无别的路可走。只是在我抬脚向前的那一刹那，我才感觉到，我与脚下的田塄，田塄下的大地，大地的四面八方的所有一切、整个宇宙都似乎因为我站这一会，站得太定了而和我完全结合在一起了，结合得我就是一切和整个宇宙，而这整个宇宙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块凝固的虚空，一整块处处时时都完全一样和一致的比钢铁都还要密实和坚硬无数倍的土。
我突然感觉到的是那样的绝望，完全的绝望，对我在这个世上获得成功的绝望，对我考上大学和脱掉“农皮”的绝望。爹在今夜，在我们沟终于有一个人考上了大学的今夜为我的未来准备的就是，我无论如何也要在将来考上大学，改变我的命运，改变我们家的命运。爹一向就是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的。但爹不知道，我也无法让爹知道，我已经是一块土，而一块土如何可能考上大学，如何可能在这个世上获得成功，即使是那些要活人就不能不获得的成功。
对我来说，世界是存在的，天地是存在的，万事万物是存在的，人和人间是存在的，大学、“脱农皮”、“非农业人口”、“农业人口”等等一切也都是存在的，但它不存在于这里，不存在于宇宙之中，而是存在于宇宙之外，如果有无数个宇宙，那就存在于无数的宇宙之外，也可以说存在于整个时空之外。张芝阳考上了大学，什么也不能证明，或者说，所证明的正是天地、世界、万物的真实，包括大学和考大学的真实，张芝阳本人的真实，只在宇宙之外，整个的时空之外，在无限的虚无之中。我必须先到达宇宙之外，才有可能谈得上考大学、“脱农皮”，而且只要我在宇宙之外了，那是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不可能到达宇宙之外，因为没人可以到达宇宙之外，没人可以到达时空之外。
这当然是荒唐的，但这绝对不只是我的想象，而是我的精神状态，我的存在状态，我必须面对的真实而可怕的现实问题。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精神状态或存在状态，以一般正常的观点看，不管它是不是病态的，在多大程度上病态的，都已经到这种田地了，它使我只面临着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我无论如何也要去做到到达宇宙之外和时空之外，不然，我不可能活下去。这似乎危言耸听，世界上大多数人也不会相信一个才十来岁的孩子，如果不是没吃没穿没住，会有什么问题使他活不下去，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现实情况就是这样的。
我无比艰难地一步步地向家的方向走去，每走一步的感觉都是我一步也没有走、仅仅为零的一点距离也没有挪动但我又得别无选择地把整个大地、整个宇宙都得“提”起来，如提一个书包一样“提”于我手中。我不敢想象自己将如何面对已经为我准备好一切在等着我的爹，如何面对他对我寄予了那样的希望，这希望其实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还是世上不可能找到一个人说我无法实现的，我却已经注定不可能给他实现。
我以每走一步都是仅仅不为零的一点距离也没有挪动，但我却得每一步都把整个大地和整个宇宙“提”起来，并且要这样走一千年、一万年，走无限长时间的那种全身心的付出、努力和绝望地走着。我对爹、对我的家庭、对这个世界的负罪感觉也就来自于这里，因为，其实我知道，如果我的精神状态不是这样的，对只不过是走路回家这件事情，我不是这样非得每一步都得付出要把整个大地和宇宙都“提”起来的全身心的努力，不是这样只有到达宇宙之外、时空之外我才能在这世上获得成功甚至于活下去，我要实现爹对我的希望，考上大学脱掉“农皮”，其实不在话下，不管那需要我付出什么样的努力。
第5章 太阳？第一卷 、走上不归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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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懂事那天起，就听沟里人说我们家在我们沟可算书香世家，出读书人。不过，我们家族古远的事情我不知道，从我爷爷这辈人起，并没出过什么像样的读书人。爷爷上过私塾，会写毛笔字，写得就那样，但在我们沟里就他的毛笔字写得好，如此，逢年过节啥的，沟里人找爷爷写对联的就有很多，爷爷这时候就显得很风光，那煞有介事的样子，还真有几分书儒的派头。
爷爷子女众多，爹是长子，因为是长子，爷爷就对爹寄予厚望，他别的子女都没上几天学，就爹读完了县立高中。那时候，我县就县上才有一所中学，我们沟就只有爹才上了这所中学。不知何故，按人们的说法似乎是，读书人，越是年头老的，就越是真喝的有墨水。爹是“解放初”的高中生，那是后来的高中生没法比的，后来的学生，一代不如一代，大学生抵不了过去的高中生，高中生抵不了过去的小学生。因此，爹也就被我们沟的人视为“大秀才”，这也大概是沟里人说我们家出读书人的重要原因。
爹，我们沟里那时候唯一的“秀才”，果然没有辜负爷爷的期望，高中一毕业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二十郎当岁就当上了某公社办公室主任兼信用社主任。据人们说，公社办公室主任是个有实权的职位，爹实实在在风光了一阵子。
爹干革命工作的这个公社的一把手，公社党委书记，是来自省城的老牌大学生，就是说，是“解放前”毕业的大学生。人们一说起“解放前”的大学生，那都含有特别的尊敬甚至于敬畏，都说“解放前”的那就真是大学生，是真有学问的，是“国宝”，而“解放后”的，特别是“□□”后的大学生，要他们真有点学问，大多都还得从小学学起。
这个公社党委书记，与爹同是外地人，又都有文化，公社其他干部，都是本地人，也都是大老粗，上过几天学的没几个，能干上革命工作，靠的是革命热情和对革命的忠心，还有好的出身。那是一个出身定一切的年代。这样，爹和党委书记就成了莫逆之交，爹把党委书记视为了父亲一样的人，党委书记则视爹为亲子，并有心栽培爹，不但对年纪纪轻轻的爹委以重任，而且还发展爹成了预备党员。看起来，爹会官运亨通，前途无量，要光宗耀祖，不在话下。
看起来就要给爷爷光宗耀祖的爹这时候却做了一件事，让他们父子关系的裂痕从此就没有愈合过。
爹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妻子是童养媳。但爹一直不认可这门亲事，也没有和他这位妻子同居过，甚至于虽同在一个屋檐下却同她没说过一句话，没有正眼看过她一眼。但不知咋的，他这个妻子却有了个儿子，爹坚决不认这个儿子，一生也不认，爷爷却要爹既要认他这位妻子，还要认他这个儿子。沟里人传言说，爹这个儿子其实是爷爷的。
爹参加了革命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遇见了妈，也看中了妈，妈这时候还是他领导下的人民公社社员，一位乡村黄花大闺女。爹能看中妈，想必妈少女时定是一位大美人。爹这时候翅膀已经硬了，不仅成功地和他的前妻离了婚，还让我妈成了他的合法妻子。爷爷和爹断绝父子关系，上爹工作的单位大闹，要爹的领导把爹撤职下放农村务农，都无济于事，只好不了了之，把爹的前妻找了个好人家当闺女嫁了，她那个儿子，也从了人家的姓，这事才算有个对大家都还不错的结局。
我想，这段日子，大概是爹一生最率性最意气风发的一段时光。可惜，好景不长，意气风发的爹可能还有点意气用事，又做了一件事，这件事就为他后来的落魄埋下了祸根。
一次，某生产队的农民交公粮，运粮路上遇小雨，公粮就淋了点雨，公社粮站的人坚决拒收，但雨正下着，越下越大，拉回去损失更大，粮农们百般解释求好也没有用处。粮农们就打电话到公社办公室，爹与粮站的负责人通电话叫他们先把粮收下，等天放晴了由公社派人把粮晒干入仓。
论职权，爹这个决定粮站的人不敢不听，可惜，爹虽有权职却是外地人，这个公社的权力集团事实上已经分为两派，当地人一派，爹和公社一把手，那位省城来的老牌大学生一派，整个公社权力集团里外地人就他两个人。当地人那一派虽未掌握“一把手”那样的权力，却人数多，占据各个要害部门，内部团结得跟铁桶似的，一直明里暗里和爹，还有那位省城来的“一把手”作对。
爹每次给我们讲他的当年讲到这里都会说，还是他人太年轻，那位党委书记又是个读书人，不懂人□□故，不能教他什么，他以为只要和“一把手”关系好，又有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就能万事亨通，没有想到官场中事情那样复杂，人事关系是那样微妙。
爹给粮站的人电话，粮站的人却意外地口气强硬。粮农们三次打电话向爹请告，爹在电话上三次要粮站的人执行他的指示，但三次都没有结果。粮农们又第四次打电话来，爹就有些火了，在电话上说：“他们还不收你们就给我打！”爹这当然就不只是意气用事，还是带有军阀作风的官僚主义了，但在那个治理国家用的是治理军队的办法的时代，一个才上台没几天的学生娃就犯这种“官僚主义”其实并不是多么不正常的事情。
据沟里人说，那群农民是真把粮站的人打了，但据爹说，闹是闹了的，但并没有真动手，农民们哪敢打政府的人，但他把话都放出去了，也那么多人听见了。不过，爹说，当时粮站的人敢公然违抗他这个公社办公室主任，主要的原因还是当时政府内部上下级关系已经混乱了，全国都可以说在开始大乱了，大家都人心惶惶。
上级对爹命令农民打人这件事的处分并不严厉，作检讨，暂停三个月的粮食供应，其余一切都没有变动。爹说他若是会活人，有经验，三个月后恢复他的粮食供应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他不仅没有朝这方面去努力，而且变得有点心灰意冷，觉得前途莫测，三个月后粮站继续不供他粮食，他竟认了。他说他这时候就已经在打退堂鼓了。当时吃饱饭对群众干部都是一样的大问题，他心想没粮食供应，干这革命工作也就没多大意思，还不如回家种田保险安全。
这时候，出了一件大事，终于促使爹自动离职回家当了农民。那位公社党委书记，省城来的老牌大学生，大知识分子，爹工作上的靠山和精神上的父亲，被划成了“□□”，在省城的妻子与他离婚划清界限，他在一天夜里用与妻子当年的定情物，一张手绢，在床上吊死了。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爹给我们讲他这些过去的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他每次讲到这里都会沉痛地说，他当时实在是太年轻了，非常脆弱，没了这个他一贯过于依赖的靠山，他感觉就像是失去了父母的孤儿，感到在那个地方一天也待不下去，晚上睡觉都好像看到有无数双充满敌意的眼睛在黑暗中盯着他，感觉是人身安全都没有了。
就这样，爹就带着妈和刚满周岁的哥哥自动离职回老家来当农民了，他的领导、旧部、同事，没有谁想起他，没有谁过问他，如此就是二十多年。爹也多次对我们说，他的各上级各领导当时都自身难保，本也不会有人在意他离去了，他们后来又死的死、亡的亡，在大乱大斗的形势中不是脱胎换骨面目全非就是如落叶飘去不知去何方为泥了，他去找他们也找不到庙门问不上姓，认识他的人也不会认他，他只有安心教一辈子民办，当一辈子民办教师了，一切的希望就寄托在我们几个小的身上。他说，对他来说，天地都已经改变了，人也是全新的了，过去的只是一场梦幻。
爹每次向我们讲他这些过去时，都是那种一切如隔世的情态，有无尽的遗恨、伤感和同时的屈从认命。他总是说他当时若留在官场而不自动离职回老家来当家农民，后果可能并不会是什么好的而是更为悲惨的，在变幻莫测暴风骤雨般你整我斗中，说不准早就身败名裂，下场难以想象，甚至于还可能是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连给我们几个小的一个家也办不到。他说，依这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