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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听说任校长还健在，我还这么容易就能见到他，突然间还真有一点说不出的什么。得承认，这种说不出的什么里面包含就是有这样的疑问升上心头：这么说我还真能见到他，而能见到他我就不能否认真有他的存在？而真有他的存在，当年，爹提两瓶酒去求他，让他把我救出“总负责老师”们的手掌心，有这事吗？当年我有过“一小时不多一小时不少的182。5天的行动”吗，并且任校长还在里面扮演了一个角色？当年“一小时不多一小时不少的182。5天的行动”是否至少大体上是我还记得的那样子？既然有这么个人存在，我还能见到他，那么，我就无法否认当年那些“经历”的真实性了，当我见到他后，是否会由于这个原因而产生一种梦魇般的或鬼魅般的感觉？
我买了一点礼品去见任校长。见到他后，他果真如别人告诉我的那样，身体好，神志清醒，过去的事都记得，人也很热情，看不出他都有八十多岁了。当然得聊一会儿才能进入正题，而且我也喜欢和当年的老校长聊一会儿。聊的都是家常话。聊着聊着，他缅怀往事，突然说：“你张小禹呀，是个小学生的时候，还真算得上是比较活跃的！”我其实已经把听说他还健在和我很容易就能见到他而突然涌上尽头那点点和过去有关的东西忘记了，见到他后既没有想起当年那些事情，也没有产生梦魇或鬼魅般的感觉，经他这么一提，虽然我没有接他的话题，也不会接他的话题，但我心头又突然涌起一种东西，而且意识到，过去这么多年，我都在反思当年的这些经历，企图理解它们，但实际上，我仍然在决定性的程度上把它们当成了一种与我无关的、虚幻或虚构的东西，只在这一瞬间，我才感觉到了它们有可能是真的，是我真经历过它们，它们也许应该得到更深入的反思和更严肃的对待，而我这些年，表面上看在反思它们和严肃地对待它们，实际上我不过是在逃避而已。
说来也就有这么奇怪，几十年没有见的任校长仅见一面就让我感觉到当年那些“经历”可能不是虚幻的，这些年我过的是一种本真的、背叛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不敢承认真实，不敢把真实完全当成真实，没有真正面对真实，但是，“总负责老师”，我们叫他钟老师，一直在我们公社的中心校，我们公社改变为镇了，他还在，我和他还共事了多年，我教了二十多年书，二十多年都和他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却很少因为看见他而想起过去，想起当年的“一小时不多一小时不少的182。5天的行动”，就好像他与我当年的“一小时不多一小时不少的182。5天的行动”是无关的，我在作品中写他，写他给留下的那堪称刻骨铭心的记忆，也好像写的是与他无关的人和事，他的存在并没有使我对“一小时不多一小时不少的182。5天的行动”，还有类似的那些经历，多一些真实感，在电脑前打这行文字时候，我的感觉是如果他的存在能够使我多一些这类真实感，我对当年那些“经历”和“经验”的反思也许会更深入一些，而它们的确应该得到更深入的反思和更严肃的对待，最起码，我能给出，仅仅是对自己给出它们到底是不是我经历过的、是不是实际发生过的的确切答案，而老实说，到现在为止，从我的心理状况来看，我还真没给出，仅仅是对自己给出这样一答案。
似乎更奇怪的是，并不是我是个饱尝生活和人世的滋味再不像当年而是不无圆滑世故、人云亦云的成年人了，我就不可能有完全可以和当年那些经历归为一类的经历了。我到三十而立的年龄了，到四十不惑的年龄，都还有这类经历。当然，像童年时代那样强烈、突出、宏大的经验是没有了，作为一个成熟、世故、圆滑的成人，这类经历是小而微的，只能依稀还有当年那些经历的影子和回音，但它们所起到的作用，也就像耄耋之年的任校长当着我的面说：“你是小学生的时候算得上是比较活跃的！”就像始终也记得“一小时不多一小时不少的182。5天的行动”结束的那天，我离开我们公社中心校时抬头看见的最后两个远去的天使在那个山头上的身影一样，还有始终也记得“总负责老师”们相信我将注定考上建兴中学，他们再也拿我没办法的时候突然在我面前变得就像一下子矮了半截的样子一样，对我确信当年确实有过那样些“经历”并非没有作用，但作用是相当有限的。
总之，我对自己的童年已如这本书所写地写出来了。我写它的动机当然是非常复杂的，只是不能否认有我认为像“一小时不多一小时不少的182。5天的行动”这样的事情本身需要得到经历者严肃对待的因素。而最终的结果是，我这个经历者虽然严肃地讲述了这些事情，但这些的事情是否是真的，我是否是真经历了它们，它们就真的不是我的臆想或病态的虚构，我都不能完全确切地回答，仅仅是对自己给出一个确切的回答也不能，同时，我也不能说我已经完全理解它们了，已经完全能够解释它们了，哪怕仅仅是对自己解释它们。我还在路上，且不管这是不是一条路，是不是应该走在上面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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