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的应用题时,我把所有应用题开头“穿靴戴帽”的部分全部删除,关于□□的内容一律去掉,仅以“某县某公社某大队”或“某生产车间”的字样开头,全部的增产变成减产,交换数字的位置,“增产多少”的字样写成“减产多少”,加法变减法,乘法变除法。我知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对,但是,必须先给世界“猛醒”的作用,让他们意识到这些应用题都是梦游者的产物,而工农业生产关系到所有人的生活和生存,可不能由梦游者来做这件事情。更重要的还是,必须有人站出来表明他不是梦游者,这些事情更不应该由梦游者来做,即使这哪怕是动摇世界的一粒沙子的作用也没有。我毫不怀疑我这样做的真理性、正义性,感觉到这样做时有一束来自宇宙之外的微光在照耀着我的头顶。只要是让我感觉到有这样的微光照耀着我的头顶的事情,于我那就是别无选择的事情。
我当然知道自己这样做的后果了,下笔时手都抖了,身上冷得跟在北极地狱中似的。
作业交上去了,爹还没看几题就发生了已经不知发生过多少次的那种场面,尽管对这次这个场面我觉得必须用“登峰造极”、“史无前例”来形容。不过,不同的是,他在扬起黄荆棒时那样绝望地对我喊道:
“你将来只有被枪毙一条路!”
他把我的作业本撕了,所有的书和作业本也全都撕了,撕成了碎片,撕碎了又捡起来再撕,撕成了雪片,撒得满教室都是。我的笔也被他踩得粉碎,踩了又踩。连快书包那么难撕的东西,他也给撕成在几个破布片,扔到教室外,过了几天我都看见它们,看见它们就是几片再也没有用处无人理无人要的垃圾,看见同学们天天都背着书包上学,而我连书包都没有了,我感到的是被整个世界抛弃了,抛弃到荒凉的外星球了,而且过错全在我个人、我张小禹一个人那种凄凉感和罪恶感。
把一切都撕了,他就平静下来了,就像是一下子就平静了下来,好像从此就会把我忘记了,我对他完全无所谓了。放学、回家、吃饭、饭后照样上学,除了我无书无作业本连个空书包也没有外,一切都是那么平常,还是从未有过的平常。他再不注意我了,再不打我了,再不要求我了。但是,他正那么平静、平常地讲课,脸色突然变成铁青色,就像六七月的天说变就变了。这铁青是他们的骨头、血液都是这个颜色了的铁青。变了脸色的他扑过来如呼喊救命似的叫道:
“快脱裤子!快给老子脱裤子!”
打完之后他又再次对我喊道:
“你将来只有被枪毙一条路!”
这样喊了之后,他又马上平静下来了,好像他从此得解脱了,再也不会想我的事和关心我的事了。在家里,他也是这个样子,妈感觉到又有什么事发生了,但她已经习惯了,只是感觉到了,并没有问什么。第二天、第三天他都没有理我,更没有打我。第四天,他还是那么心平气和地讲课,目光纯粹是不经意地落到了我身上,刹那间他的脸色就变了,没着声就扑过来把我往桌子上拖,几下就扯下了我的裤子,然后就去提棒去了。整个打我的过程他都没出点声,但他却是把他手中的黄荆棒打断之后才住了手的。打完之后,他又像全没事一般了,对一班同学似乎什么也没发生地心平气和地说:
“他将来只有被枪毙一条路。”
就这样又过了一两天,妈还样子很好奇地问我为什么这两天我上学放学都没背书包,回来桌子上也没有一本书和作业。我没有回答她什么。走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两手空空如也,人们都看着我发笑,或可怜而又极端鄙视地看着我。
这天,一家人正在桌子上吃,爹突然发作了,一场乒乒乓乓世界末日般的大毁灭、大混乱,我的筷子被夺去折断了,碗里的饭全洒在了地上,碗也给扔到了老远摔成了几个碎片:
“快!快给老子跪到原地儿去!耳朵扯起!”
我非常准确地到原地儿跪好并把耳朵扯起,他则去抬来了那条大板凳和拿来了两根黄荆棒。饱打之后让我继续跪在那里,他才那么客观、平静地把我抄数学应用题时如何如何的详细经过对妈他们说了。说完之后,他异常镇定地说:
“他将来只有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好几年来我就避免和妈的目光接触,避免和任何人的目光接触,尽管我从来不闪避任何人的目光。我的眼睛所看的永远都是“空洞”、“空虚”、“虚无”那样的东西,看什么东西都是看“空洞”、“空虚”、“虚无”。也许因为习惯了,也没办法不习惯,这两年来妈也避免和我的目光接触。但是,这次以后,她却在用眼睛寻找我的眼睛,要让我和她对视,要让我从她眼睛里看到她愿意跪下来对我说:“孩子,你这一次是真的错了!”看到她这可怕的眼神,我感觉到自己这一次有可能是真的错了,我走得太远了。我灵魂里的难过、负疚,更因为我无法改变自己、我可能还会继续这样下去而有的另一种难过和负疚,是一般人想象不出来的。
为这件事情,爹还打过我一次,打过之后用了一上午的时间对我们讲如何如何不能像我那样做的道理。他从开天辟地讲起,从万事万物是都是由物质构成的讲起,讲生命在大自然中的形成,讲人在生命中的形成,人如何从最低等的动物进化而来,讲人类过去几千年里都生活在黑暗里,直到今天才找到了光明,才从愚昧和迷信中摆脱出来,讲我们对书上的东西只能完全忠实、完全不能质疑和反对书上所教的一切,现在不能,长大了也不能,永远听党的和伟大领袖的,做社会主义机器上的螺丝钉,做铺平社会主义金光大道的鹅卵石,对国家、党和伟大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服从到盲从的地步才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作为社会主义新人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人都更聪明、更进步、更生活在真理和光明之中的标志。他就像在面向全世界、全人类演讲,讲了一中午。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系统地听到爹这个讲演里所讲的这一切了,在我一生中,我还将无数次以种种可能的方式听到爹在他这个讲演中所讲的这一切。
这之后,他就要我从小学一年级的数学题开始一题一题地做起,每一题当然都不能和书上的有丝毫的出入,不能抄错一个字、一个标点,更不用说去变更一些字句了和内容了,就这样一本书一本书地做,直到把从一年级到我正就读的这个年级的所有数学书上的应用题都做完为止。
他这一次对我又重做所有从一年级起到现在学过的书上的题,没有那么鸡蛋里找骨头,也没有总是打我,我过关过得比较顺利。
这天,我终于把从小学一年级起到现在所有数学书的应用题都按他的要求重做完了,他检查了它们,但只是一般地看看而已,然后对我亲切、理解、疼爱地说:
“禹娃,从现在起,你不必像从前那样学习了。下午,你可以出去,到田坎上去站一会,耍一耍。老关在屋头也没啥子好。不过,你不要走远了,不要同别的那些娃儿一起耍,只是规规矩矩站一会,看看黄昏,山色,人们如何在劳动啥的,不要过多地东想西想,东看西看,要看和想有意义的。”
他这一次这样说,是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特别的感情在里面的,和上一次他对我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还要我出去可以和别的孩子一起玩有质的不同。我说不清他这种特别的感情,但这种感情让我感到如果不听他的,继续和他作对,实在是太残忍了。所以,我听了他的话,走到外边的田埂上去,站在那里看黄昏,一切都没有超出他对我的那些要求。不晓得有多久我都没有这样出来走走了,我真说不出终于可以出来走走,自由地看看黄昏和日落、看看人们和世界是啥滋味。
可是,我刚站好,我们邻院的一个小孩就十万火急地、仿佛跑来给我送鸡毛信似的跑来给我说:
“快,小禹,你爹叫你马上回去!”
我立即就转身往家跑。院子里只有他一个人,暮色已经进入院子了,他一个人立在已见昏暗的屋檐下。我看到了我从未看到过的一副可怕的景象,也看到了我从未看到过的一种可怕的真实。他站在那里,整个人身上每一处透出的都是无限的、绝对的孤立、渺小、无助、空虚和破碎,他就仅仅是孤立、渺小、无助、空虚和破碎本身,而且它们全都是从他骨子里出来的,从他血里出来的,完全无遮无拦地出来了,暴露了。完全就像他给我讲过的聊斋的故事里讲的,他原是一个鬼魂或恶魔顶着件破衣裳,显得特别强大、庄严、可怖,但是,这个鬼魂或魔鬼根本就不是他自己,它们只不过是借用了他的躯壳而已,而现在,鬼魂或魔鬼离去了,只剩下一件破衣裳了,他就是这件破衣裳,一件只有“收租院”里才有的沾满血迹、烂成千丝万缕的破衣裳,这才是他本身、他真实的自己。他这样子一下就让人看出来了,他今天要我出去玩一会,而且从此天天都可以这样出去玩一会,自由地看看自然和世界是真心的,是从未这样发自肺腑的,但是,我是他发泄的工具、他暴虐的对象,我更是他的宗教、他的神、他的魂和命,他已经一下子都离不开我了,离不开对我寄予一切不切实际的梦想和期望,也离不开随时随地对我狂暴发作,离不开我时时刻刻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和视野之内,只要他一离开我,哪怕是就像今天下午这样子,他们都会陷入无边无际的、绝对的孤立无助和被抛弃的处境,我已经是他时时刻刻都必须抓住的救命的稻草。
他这个样子深深地震撼了我。
见了我,他以那样软弱无力、哀怨的声音说:
“禹娃,我叫你出去你还真出去了呀!”
我没说什么,当然也没什么可说,只是灵魂深处的那种哀鸣的大概意思是:谁才能救这个人,谁才能帮助这个人。
我没说什么,还没有从看到他这样子而引起的震撼中醒神来,他就变成了另一副模样了,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了,全身颤抖,犹如一下子从一片寒风抖索的枯叶变成了呼啸的北风。他令我赶快抬来板凳脱了裤子躺好,他则风快地去拿黄荆棒去了。
第111章 第 111 章
太阳·第八卷 、“把它们全部纳入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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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对我的作文事件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我觉得有必要专门用些文字概括地写一下爹、张芝阳、张朝海,沟里所有“权威人士”,还有其他人,总之,所有针对我的作文对我进行过说服教育的人他们到底给我说了些什么,他们老说历史和现状如何如何,他们到底是如何向我描述历史和现状的。我前边当然已经写了一些,但那只是只言片语。他们当然要给我讲很多很多了,从古代讲到当代,从国外讲到国内,从天上讲到地下,从地下讲到空中。他们当然首先要从话语上说服我,再铺以其他手段。所有的人只要他开口对我说我的作文不对,他们都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讲我的作文为什么不对,而且也一定要尽可能讲得详尽、透彻、全面,以求他能够多少解决我的问题,从下次起我就不再那样写作文了,至少是有所改变了。张芝阳那次把我拦在茶壶嘴,就给我讲了几个小时,这我们在前边写过了。爹把我关起来抄那些他所说的合格的文章、真正的好文章,抄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内他给我讲的比张芝阳那几个小时内讲的都不知要多多少了。还有像张朝海那样的,就多少次专门上我们家来把我叫到他跟前给我摆事实讲道理。还有其他人。太多太多了。
我要用一些专门的文字概括地写他们到底给我讲了些什么,主要是因为他们给我讲的这些最终对我产生了一个致命的影响,也可以说让我有了一次重要的经验。这个影响,这个经验,对于少小的我来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尽管要把它写好,写清楚,是那样困难。而我又能够不去具体写他们每个人说的什么,不写爹是如何说的,张芝阳是如何说的,张朝海是如何说的,三叔是如何说的,我三舅和三姑父是如何说的,女知青小彭又是如何说的,只是概括地写一下他们所有人都是如何说的,是因为他们所说全都大同小异,他们的思想主旨是完全一样的,他们所举的事实、例证也都是那些,可以说,他们给我说的本身就不过是同一话语从不同的嘴里说出来了而已。绝对没有一个不同的声音,没有什么比这个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也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那样大的影响。
他们首先说的就是,我是生活在现实之中的,我必须得面对现实,遵循现实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