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一定相当可观，特别是作为契丹人肉食的羊，数量当在马匹之上。
契丹畜牧业的展，有两个因素应该谈到：掠夺邻近民族的牲畜和被征服的属部、属国的纳贡。阿保机在建国前攻克河东、代北九郡，一次就掠回牛、羊、驼、马十余万。建国后，西征突厥、吐浑、沙陀诸部，又获“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
919年北伐乌古部，掠得“牛马、车乘、庐帐、器物二十余万”。后来，由于周围诸游牧部族均先后被征服，通过战争掠夺变为从纳贡中获得。规定东丹国年贡马1ooo匹，女真、直不姑等1oooo匹，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2oooo、匹，西夏、室韦、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俪等各3oo匹。。契丹统治者遇有籍口征伐，他们是从来不放过掠夺牲畜的机会的。如圣宗时，耶律斜轸等征女真，一次就掠马2o余万匹。上述获得的牲畜，被置于群牧司喂养。
契丹畜牧业的展，从建国至圣宗时一般讲来是比较平稳的，后来有过起落。影响畜牧业下落的原因有三：一是随着辽朝由盛转衰，国有群牧管理松弛。道宗时，马群太保肖陶隗曾上书：“群牧以少为多，以无为有。上下相蒙，积弊成风。”经过整顿后，牲畜才“岁以蕃息”。二是农业的进一步展，使牧场缩小，1o75年（辽大康元年）耶律乙辛请赐牧地，时为群牧林牙的耶律引吉说过，“今牧地褊陋，畜不蕃息”。三是暴风雪等自然灾害造成大量死亡。历史上屡见不鲜，最严重的几次是在1o82年（辽大康八年），因大风雪，“牛羊多死”。次年四月，又因大雪，“马死者十六、七”。肖陶苏斡在辽道宗乾统年间任漠南马群太保，因“大风伤草，马多死”，被免官。由于契丹人经营畜牧业一直是令“其自就水草”，马“蹄毛俱不剪剃”，未越过自生自长阶段，无防御自然灾害能力，不能不使其畜牧业展受到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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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
契丹人在荒漠的草原上筑起都城、市镇。而其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捺钵（契丹语“行宫”的音译）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辽设南面官和北面官双轨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使汉人为其开垦农田，形成契丹特有的农牧混合经济。辽代的冶铁业达，掘出土铁制的农业工具、炊具、马具、手工工具可与中原的产品相媲美。辽代的鎏金、鎏银、染织、造马具、制瓷以及造纸等手工业门类工艺精湛。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被并列为“天下第一”。陈国公主与驸马墓、耶律羽之墓等贵族墓葬出土的精美金银器都反映出契丹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高度的工艺技术水平。辽瓷在中国陶瓷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缸瓦窑村窑是一处目前所知辽代最大的古瓷窑遗址，可生产白釉、单釉和三彩釉瓷以及宫廷所用的官窑器物。瓷器的造型可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类，中原式仿造中原的风格烧造，有碗、盘、杯、碟、盂、盒、壶、瓶等，契丹式则仿造本族习惯使用的皮制、木制等容器样式烧造，器类有瓶、壶、盘、碟，造型独具一格。如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乡辽墓出土的双猴绿釉鸡冠壶和龙绿釉鸡冠壶就是仿契丹族皮囊容器的模式，在壶体侧边作出仿皮革缝制的痕迹，此类壶是契丹民族特有的生活器皿。目前分散到世界各地博物馆，并作为博物馆规模标志的，高达两米的大罗汉瓷像，就是辽代产品，是从河北省易县附近山洞中被外国人盗走的。
教育方面实行设学养士和科举取士。契丹的诗词既有气势磅礴之句，也有清新优美之词。辽代盛行佛教，从山西应县木塔佛像中现的丹藏、佛经、和佛画，河北丰润县天宝寺塔现的佛经，内蒙古巴林右旗释迦佛舍利塔中现的佛经，堪称佛教艺术瑰宝。绘画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耶律倍画的《射骑图》、胡环的《卓歇图》、无名氏的《秋林群鹿图》、《丹枫呦鹿图》等名画，均为旷世珍宝。雕塑作品刀法遒劲，栩栩如生。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佛塔和佛寺。山西省灵丘县觉山寺西塔院中的觉山寺塔、北京市天宁寺塔、辽宁省辽阳白塔、海城析木城金塔造型美观，是辽代最流行的密檐塔中的杰出代表河北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兼唐代和宋朝之长处，雄健壮丽。辽的医药久负盛名，《脉诀》和《针灸书》中的治疗方法至今仍应用在临床实践中。
契丹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与汉人迥然不同。服装通常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裤脚放靴筒内。女人袍内著裙，亦穿长筒皮靴。腰外系蹀躞带，上挂金玉、水晶和琥珀等饰件，还有随时可用的火石、筷子、餐具刀等。契丹人型怪异，无论男女皆髡。男子在两鬓各留一绺头，别处的头全剃光。妇女仅剃沿前额边的头。契丹人住所为毡帐，皇帝的御帐称为捺钵。婚俗特点是娶亲不论辈分，近亲结婚、离婚和再嫁均不受限制。契丹贵族盛行厚葬，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是迄今为止现的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契丹大贵族墓葬，出土的两套有金花银枕、鎏金银冠、金面具、银丝网络、金花银靴组成的殡葬服饰，完整的体现了贵族的殡葬习俗。耶律羽之墓室豪华富丽；天下奇珍瑰宝尽汇其中。
辽朝契丹人犯法，原有投崖、生瘗（活埋）、射鬼箭（乱箭射死）、木剑（杖背）、大棒、铁骨朵、沙袋（拷打）及鞭、烙（刑讯）等刑。圣宗以后，采用汉人刑名，有死、流、杖、徒四等。死刑有绞、斩、凌迟。
契丹文字
在文化上；契丹人依照汉字创造了两种类型不同的文字，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契丹族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民族，据史书记载，契丹原先没有文字，建立的辽王朝后，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展的需要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曾参照汉字的形体结构，先后创制了两种契丹文字，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用以记录契丹语。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区别不是因为字写得大小，而是因为创制时间的先后和拼音程度的强弱。先创制的拼音制度不太完备的称大字，后创制的拼音形式比较完备的称小字。
公元92o年春正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令创制契丹大字，秋9月制成，诏令颁。这种大字是采用汉字加以简化或增添笔划而成的。解放前辽庆陵出土的“哀册”上所写的文字，都是大字。后来在庆陵壁画上和许多辽代陶器上，也现这种契丹大字。
契丹小字，据史载是皇子迭刺创制的。解放后，辽宁锦西县狐山辽萧孝忠墓所出土的墓志和义县、建平县所出土的铜器、银器上的契丹文字，就是这种契丹小字。
契丹文字使用了好几百年，但因通读不易，所以并没有深入民间，可是，它极大地影响了西夏和女真文字，是契丹族对文化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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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与后裔
在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扶摇而起一个搏击长空的鹰之族－－契丹。这个民族建立的大辽国，雄跨长城内外，以今我国北方辽河流域为核心地区，在中华大地轰轰烈烈地拓创了2oo余年的辉煌，奇迹般地留下一个个惊奇、一个个谜团后，突然消失得杳无踪影。
从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家，到耶律延禧于公元1125年被俘辽亡，辽存国共2o9年。辽灭亡后，阿保机第八世孙耶律大石又于1124年建立了西辽，存国9o多年，1218年为元朝所灭。但令人不解的是，伴随着大辽帝国的灭亡，最多时曾拥有12o多万人口的契丹民族也随之消失得无踪无影。
那么，这个曾经创造了众多文明的优秀民族到哪里去了呢？
史学界只能推测几百万契丹人的命运大致有三种：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
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
第三，金、蒙战争爆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我国史学界以往认为，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大都融入其它民族之中。辽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随耶律大石西迁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东北地区。这些契丹人虽大都与女真、高丽、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还是以集团形式保留着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金、蒙战争爆以后，许多契丹人起事，参加反抗女真人统治的斗争。这部分契丹人有的被女真人镇压，有的投靠蒙古人。投靠蒙古人的这部分契丹人，随着蒙古人东征西讨，契丹人也随之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而随耶律大石西迁的这部分契丹人，在西辽亡后到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一个起儿漫王朝，俗称后西辽。但这部分契丹人的传统习俗已不见，被完全伊斯兰化了。但他们对西方的影响至今仍在，以至现代俄语和拉丁语一直把中国称为“契丹”。
黄斌在《大辽国史话》中记述了一件有趣的事：13世纪蒙古族南征中亚、西亚等地，将中国火药和管形火器的制作使用方法传到阿拉伯国家，此时契丹已灭亡了1oo余年，但成书于13世纪晚期著名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还把火药配方记为“契丹花”，把管状火器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
达斡尔人是契丹人吗？
是否还有没被其他民族融合的契丹人呢？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人源于契丹人的说法，现代学者也认为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我们来到达斡尔人聚居的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进行实地采访，现这里的达斡尔族有许多传说、习俗、语言等，与史料上记载的契丹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佛，而库烈儿是8oo多年前契丹北迁领的名字。据史料记载，辽亡后，这个不肯降金的契丹将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来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风俗，组织氏族部落定居下来。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带的达斡尔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鹰、驯鹰、捕鱼方式也与史料记载中的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人爱下围棋，他们的围棋和棋盘与我们所见过的围棋及棋盘有很大区别，但与辽墓中出土的围棋及棋盘很相似；达斡尔族至今保持着“同姓可为友，异姓可为婚”的婚俗，同姓间不管疏远了多少代，绝不通婚，这与契丹族同姓不婚的习俗也相同；达斡尔族的祭天仪及其神树与契丹族的祭天及“树君”有相通之处；达斡尔族过去盛行火葬和风葬，萨满死后将尸体放在木架上，过几年再将遗骨埋入土中。契丹人也是“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两族同属阿尔泰蒙古语系，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相同处；两族都信奉萨满教，“烧饭”致辞骨卜，崇尚黑色，崇拜太阳，行跪拜礼等。
此外，辽代把皇帝的宫帐称为“斡尔朵”，守卫斡尔朵和保护皇帝的军队叫斡尔朵军。皇帝死后，斡尔朵就归守这个皇帝的陵寝。守卫阿保机的军队称“迪斡尔朵”。专家推测，很可能“迪斡尔朵”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成现在的“达斡尔”。
云南现了契丹后裔
辽亡时，还有一些契丹人南下或北投大漠，千百年来音信渺茫，踪迹难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民族研究所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距我国北方万里之外的南部边陲云南省施甸县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现了15万契丹人的后裔，其中以居住在施甸县的为多。
据两个研究所199o年以来的调查，这些契丹人就是当年随从蒙古军队远征云南而落籍于此的。他们历经元、明、清和中华民国及新中国几个历史时期，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现在，他们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仍使用契丹小字，统称“本人”。他们的体质特征也与当地人明显不同，长得比较高大。这些人有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姓，明清以来已改为蒋、李、赵、何、茶等姓。
在这些契丹人的后代中，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蒋家云所珍藏的《勐板蒋氏家谱》中记载的蒋氏家族变迁史最具有代表性：“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