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尼教盛行于中国，是其先天（其教产生时即受佛教影响，并接受部分佛教内容）和后天（中亚和东亚的摩尼传教士和经卷翻译者努力使摩尼教教义和仪式佛教化）两方面条件共同造成的。摩尼教善恶二元理论，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并无冲突，反而和阴阳两极概念很有貌似的地方（虽然他们的实质差别不
摩尼教的极强生存适应能力，使其教义在中国传播时，尽量符合汉人的思维习惯。通过摩尼传教士们的大量努力，使摩尼教与中国本土已存的佛道各教之间距离日益缩小。
在佛教方面，除了上述在西域及中亚地区的考古现外，善恶二元论能在佛经里找到对应：魔是梵语“魔罗”的简称，与佛对立，他们分别居“魔界”与“佛界”，佛须“摧伏众魔”、“以破诸魔”（见《楞严三昧经》鸠摩罗什译）：“三际”理论十分契合弥勒观念的三世论：“初际”、“中际”、“后际”可以正好附会青阳燃灯古佛（过红阳释伽牟尼（现在），白阳弥勒佛（将来），而宇宙的终极目标，明教声称的光明世界，被普遍认为即弥勒佛所居信的兜率宫（佛教教义中六欲天中第四天界）。另外，摩尼教的光明之国有时也被附会成弥陀净土观念的“安养极乐国”（或讹传为“安阳国”）。摩尼教后来也合于禅宗，《摩尼教残经》有明使种十二明王宝树的说法，与达摩栽菩提子的禅宗传说十分近似，因为禅宗为上层知识分子所喜好，摩尼教也想借此跻身其中。需要指出的是，摩尼教与弥勒净土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上文已经指出的几点以外，还有一个间接的证据：武则天695年自称弥勒佛化身，并以此名义建立和统治周朝（69o－7o5），其伪造的经典名为《大云经》，并诏令全国各地建立大云寺庙。上文已提及，8o6年回鹘入唐，长安建立的摩尼寺庙为“大云光明寺”，恐怕这种名称上的雷同不仅仅是巧合。究其原因，摩尼教在中土传播时，正是中土弥勒净土大行其道之时。以摩尼教官方传入的唐朝为例，许多高僧（如玄奘、窥基师徒人（如白居易）都是弥勒信徒，摩尼教攀附其中是自然而然的，以至摩尼弥勒的角色合二为一了。
进入中土，摩尼教也和本土宗教道教逐渐溶合。“三际”观点也体现出了道教三清的概念中（查一查三清名讳）。当然摩尼教与道教关系最重要的物证还数法国学者伯希和（pe11iot世纪初在敦煌现的佚失已久的《老子化胡经》之一的《老子西升化胡经》讲述老子化摩尼的情况：“我乘自然光明道气，从真寂境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中，降诞王室，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末摩尼，转**轮，说经诫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教化天人，令知本际。上至明界，下及幽涂，所有众生，皆由此度。摩尼之后，年垂五九，金气将兴，我法当盛，西方圣像，衣彩自然，来入中洲，是效也。当此之时，黄白气合，三教混齐，同归于我。”
据信其成书于唐开元天宝以后，目的无非提高道教身价。是继晋代王浮杜撰《老子化胡经》后道教徒们的又一次表演。《老子西升化胡经》被摩尼教徒默认，并以此为契机，加快摩尼与道教合流。
许多学者认为84o回鹘被戛黠斯击破，被迫西迁，唐廷以回鹘不再有利用价值，故摩尼教（回鹘国教）卒被禁止流行。但事实是，845年“会昌法难”禁止包括摩尼教、佛教、景教一切外来宗教，唐武宗下诏毁天下寺46oo区，并且“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并令还俗，不杂中华之风。”但其主要目标还是在中国流传之久并根深蒂固的佛教，武宗颁《毁佛寺勒僧尼还俗制》，意图纯洁中国宗教，并收回寺庙产业。
“会昌法难”再加上此后中国与中亚交通日趋不便，在中土的外来各宗教不再能获得外部的支持和影响。所有的西来宗教于此时都走到了十字路口。只有能完全被汉人接受符合汉人思维习惯的宗教，才有可能生存下去。景教就此告别中土，直到蒙古人入主中土再次引进，说明景教无法“华化”。但像佛教和摩尼教却顽强生存下来。佛教接下来仍占据中土宗教的最主要地位，这与其终为士大夫阶层所接受这一事实密不可分。摩尼教虽然不如佛教地位显赫，但毕竟没有被连根拔去。伯希和、沙畹有一种观点，即会昌年间灭绝的只是外来的摩尼教，而散于民间的华化摩尼教却存活了下来。从唐代以后，摩尼教便经常换了一个中国化名称出现：明教。
从摩尼教到明教有唐一代，很少有人称摩尼教为“明教”，人们宁愿采用音译名称如摩尼，末摩尼rmani意即摩尼师），末尼，牟尼等等。直到宋朝开始，“明教”，这一称呼才真正被广泛应用。“摩尼教”与“明教”虽然只存在音译和意译的区别，但从历史背景来看，其差别就不是如此简单了。使用“摩尼教”这一名称，说明在民众的意识中，它只是外来宗教，而“明教”这一名称一旦被承认，足可见其已经被视作中国宗教的一派了。
“会昌法难”以后，摩尼教和佛教都加快了“华化”的进程而得以存活。摩尼教未能如佛教一样获得官方承认的正统地位，所以只在一部分地区（浙江、福建一带）小规模地传教展。
从宋朝到元朝有许多次明教活动的记载见诸史籍，虽然这些记载往往只是蛛丝马迹，有时并不准确，但大体上能够反映这些时期明教的一些情况。
《宋会要辑稿》刑法门二记载：“明教之人所念经文，及绘画佛像，号日《讫思经》、《证明经》，《太子下生经》……。已上等经佛号，即于释经藏并无明文记载，皆是妄诞妖怪之言，多引尔时明尊之事，与道释经文不同。至于字音又能辨认，委是狂妄之人，伪造言辞，诳愚惑众，上僭天王太子之号。”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对明教的经卷列举比较详细，而且从中可以看出明教依附于佛教的传统。宋代明教不但继续了以前佛化摩尼传统，而且更积极广泛地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结合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张君房《云笈七签》序记载：“臣于时尽得所降到道书，并续取到苏州旧道藏经本千余卷，越州、台州旧道藏经本亦百余卷，及朝廷续降到福建等州道书明使摩尼经等，与道士商较异同，铨次成藏，都四千五百六十五卷，题曰大宋天宫宝藏。”
记明明教经典已经进入道教，《佛祖统记》卷四八录《夷坚志》记载有人贿赂《道藏》主编，编入明教经典：“其经名《二宗之际》。二宗者，明与暗也。三际者，过去、未来、现在也。大中祥符兴《道藏》，富人林世长赂主者，使编入藏，安于亳州明道宫。”
明教经典进入《道藏》是事实，但贿赂一事却不一定是信史，不能排除宋朝道教兴盛，明教主动归附，遭到佛教徒忌恨，终有贿赂一说的可能性。
无论怎样，宋元之际明教以前所未有之势与道教合流，显示了其“华化”的决心与成果。甚至有一些摩尼寺庙已经完全道观化，使外人难以分辨。元代陈高的《不系舟渔集》卷十二《竹西楼记》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记载了温州平阳潜光院的情况：“温之平阳，有地曰炎亭……，潜光院者，明教之始，相传以为自苏林国流入中土，欧越人多奉之。其徒斋戒持律颇严谨，日每一食，昼夜七时，咸暝拜焉。”
潜光院以道观面目出现，实际上是明教庙宇。宋代黄震描绘的崇寿宫也是一样，这两处都是有明确记载的道教化明教庙宇。其余散于民间而不见于史籍的更加不可胜数。
虽然历史上对于中国明教活动的记载片断很多，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明教在个中国传播的历史，大部分时间是在民间进行的，官方及半官方的正统记录往往是道听途说而不可尽信的。并且许多其他民间宗教的活动事迹也混人间，真伪不辨。
最著名的例子，是研究明教者最常引用的127o年《佛祖统记》志磐记载：“梁贞明六年，陈州末尼聚众反，立毋乙为天子。朝廷兵擒毋乙斩之。其徒以不茹荤饮酒，夜聚淫秽，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方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
虽然引文中明确表示是“末尼”聚众选择，而且其行为确实有类似明教的地方，但如果仅就此这是明教无疑，显然是证据不足。从其文最后一句：“方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这一说法，十分类似当时民间流传颇文的三阶教的上乘上上乘一说。考虑到北魏延昌四年（515年）弥勒大乘教暴动，其教义也有类似的地方，可以认为这些聚众造反的教团很有可能在信仰上一脉相承，明教只是他们利用的一面旗帜。虽然明教努力将自己向佛教靠拢，但佛教内部人士却对明教十分嫌恶，称其“魔教”，取“摩”与“魔”谐言，并对其多有诋毁。《佛祖统记》这些记载只是其中之一。“魔教”这一称呼虽然并未取代“明教”这一称号，却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明就里的人会误认为出现了一个新教派，Janetet在其《中国的日常生活》一书中描述了十二世纪在浙江和福建一带流行的“魔教”，对其教义，仪式都略有描写。其实他描写的正是明教。这已足够证明明教被指成“魔教”这一现象并不罕见。再加上明教徒供奉的“先意佛”、“夷数佛”画象都是西亚或中亚人种，非常不容于一些中国正统人士，便认为他们崇拜魔王。官方人士对于流行于民间的诸宗教教派并不详加甄别，难免张冠李戴，他们对于行动诡异，不食荤酒的各个教派，都污蔑为“吃菜事魔”，其中也包括明教。
虽然明教在宋元之际始终无法扬光大，只能在少数地区展流传，但并不意味着明教完全不为官方容许。相反，在这些时期中的大部时间内，明教仍然拥有合法地位。尤其在元朝，蒙古朝廷对于中国本土及外来的各个宗教都采取容忍和保护的立场。这个时期的明教，已经相当“华化”。蒙古统治者一视同仁加以管理。这一点中国史书很少提及，但西方却有史料加以佐证。1951年学者L。o1ki表“manieism，Buddhismandneta”一文，引用了一段1928年拉丁文抄本《马可波罗游记》（2mi1ione）以住不曾公开的一段记载：马可波罗在福州访问过一伙与世无争的教徒，他们不信奉基督教，不事火，不是偶像崇拜者（即佛教徒），也不崇拜穆罕默德，人们不知他们所属何教，马可波罗对他们进行访问，并参观他们的壁画、经卷后，判定为基督教并建议他们北上向忽必烈争取合法地们。终在他们的一番努力下，大汗允许他们归于基督教管辖。o1ki认为他们就是摩尼教徒。凑巧的是，五十年代中国学者吴文良和庄为玑在泉州现了一块元代墓碑，其中的汉文部分如下：“管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
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贴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此碑由英国学者刘南强及其夫人朱迪思（Judith）解读，认为马里哈者牙为叙利亚语mariia音译，意为最尊敬的，马里失里门为人名，阿必思古八是主教，也里可温是景教（秦教为”献给江南诸路的明教，景教的管领者，最尊敬的基督教主教马里失里门。“此碑的记载与《马可波罗游记》正好互相印证，足以说明明教在元代完全合法存在，完全不是想像中那样心怀不满秘密结社。经常有研究者以《元史。刑法志》中关于禁止”白衣善友“活动来论证元代也曾禁止明教活动，但纵观其整段刑法条文，不难现，《刑法志》中所禁止的主要是那些秘密结社民间，假托佛道，伪造经文的一些民间宗教，这些宗教具有很强的反抗性，并且组织能力较强，严重危及元廷统治，事实上正是这些团体组织，最终挑起元末农民战争。至于”白衣善友“一名，王见川在《从摩尼教到明教》一书中解释颇为切中要害，他认为”白衣“指在家佛教徒，相对于缁衣，并非指白色衣服，”善友“指教友。由此可见，”白衣善友“不是特指明教徒。
元代明教的合法地位，使其和中国民间宗教，尤其是最终起事的弥勒教派有着很大的距离。并且明教入中土以来，虽然出现的面目经常变化，不断依附佛道各教，但其最基本教义和修行方式却始终如一。前文提到的《竹西楼记》记载“明教之始，相传以为自苏邻国流入中土，瓯闽人多奉之，其徒斋戒持律颇严谨，日一食昼夜七时咏膜拜。”明教这一保持本色的能力，自始至终，所以它不可能在整体上与民间弥勒等教混和。而且明教徒的行为和思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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