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56岁。
后来人们称这位最先现甲骨文的人荣誉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现9o周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乡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建成王懿荣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功绩。
王懿荣殉难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鹗（即《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刘鹗又进一步收集，所藏甲骨增至5多片，于19o3年拓印《铁云藏龟，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不久，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的资料，又写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
甲骨文被现之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直到19o8年，学者罗振玉才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先后共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于1913年精选出2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甲骨学。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称为“甲骨四堂”，被誉为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
甲骨文是中国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oo多人，表的专著、论文达3多种。它对历史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
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后，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o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
从一片殷商甲骨的现和认定，由此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多年、长达多年的朝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现！这样就把本世纪2o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
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风之盛。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oo年到公元前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1899年甲骨文次现到现在，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多片，其中大6收藏97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o2oo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我国共收藏1279oo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oo多片。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45oo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个左右。
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展，到了商代，我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解字》。甲骨文比解字》要早15oo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展，纠正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
从甲骨上的，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
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o年的15次考古掘，不仅先后现了总计249oo多片甲骨，而且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o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宫殿附近现了两座甲骨文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殷墟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
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米处，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o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妇好墓是殷墟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唯一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对殷墟7o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现：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o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掘时坑中还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掘出甲骨715o片，其中刻字甲骨5o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甲骨文的现以及由此引的殷墟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的学者，只是在书斋中研究碑文和铜器铭文，从不去田野里考察和掘。中国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掘，然后是1927年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早期掘。但当时对这两处的掘，不是由我国学术部门独自承当的，而是由当时政府聘请外国学者主持，或由中外学术单位合作进行。真正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是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次掘开始的。它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由他们培训出来的。因此称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地，确属当之无愧。
甲骨文商代的历法与地理
殷墟甲骨刻辞的现亦为研究商代历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数十年来在这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历谱》是董作宾以12年时间利用甲骨文等资料撰写的研究殷代历法与周祭祀谱的巨著。在本书第一卷中提出商人采用干支纪日，一直连续至今日而未间断；商人之月为太阴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o日），过14或16月后连置两大月；他认为当时采用阴阳合历之年，故有置闰月之法，19年而7闰，并依其新旧派之分的见解，指出旧派（如武丁）年终置闰（设13月），新派（如祖甲）则为年中置闰。在第三卷他还讨论了卜辞所见日、月食，企图证明当时已有古四分术与正月建丑之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进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说法，同时作了修正，认为年终或年中置闰在一个时期（祖庚、祖甲）内曾并行。但陈氏批评董氏所提出的殷代历法为古四分术及正月建丑之说，认为“是完全错误的”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学家撰写的《中国天文学史》肯定了董、陈氏对阴阳合历与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纪日从殷代至今未间断的看法，并肯定了年终置闰，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闰的可能性＇142＇。
殷代以太阴纪月，治甲骨文的学者如董作宾过去多认为是朔日为。上举《中国天文学史》与1984年张培瑜等表的论43＇均认为应是以新月出现为。同样的看法，日本学者薮内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144＇。但199o年冯时表《殷历月研究45仍认为殷人是以朔日为月，因为相对疏阔的朔还是可以通过观测取得。由此可见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有关商代地理的知识对于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殷墟甲骨文现以前，文献中有关的记载寥寥可数，因此殷墟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便格外引起学者的注意。开殷墟卜辞地理研究之先河者为王国维，他在1914（或1915）年撰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从当时已能见到的2oo余地名中选了8个距今安阳较近而又见献的地名，考释了其地望。此时还谈不上地名间系联。真正为卜辞地理研究创立了一种行之有效而又科学的方法的学者是郭沫若。他在1933年出版的《卜辞通纂》（日本文求堂）中以商王田猎卜辞为研究对象（此种卜辞多附记当日占卜地名，即田猎驻地），通过同版几条卜辞干支之日差计算地点间的距离，而后又通过异版同名联系其他地名，从而结合文献记载建立起地理区域构架。此后，虽有不少学者继续开拓商代地理研究领域，但采用的方法皆本自于郭氏的干支系联法。至8o年代末，治商代地理成绩突出的有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岛邦男、松丸道雄与钟柏生＇146＇。董氏的成绩在于将黄组卜辞的征人方卜辞中经过地点系统地收集起来，按干支系联，借以考释其地望，并绘出路线图。陈氏则较全面地讨论了商晚期诸种地理结构，如大邑商所在之王畿地区与沁阳田猎区，勾画了卜辞地名网，并在伐人方路线上修正了董氏之说。李氏的专著将沁阳田猎区作了更细致的区域分划，更正了郭沫若将“衣逐”之“衣”释为地名的错误，指出“衣”当读为“殷”，训“同”或“合”。松丸道雄的著作则从理论上讨论了田猎地之间距离的推定方法，这是他出其他诸家之处。钟柏生的论文集将卜辞地名作了分类，分为田游地理、农业地理、部族方国地理等。他详细评析了以前诸家研究的成绩与方法、观点上存在的问题，在田猎地名研究上虽仍主要采用干支系联法，但对辞例的条件作了较严格的规定＇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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