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台架构完整，属官分为监察司法的治书侍御史、维持朝殿威权的殿中侍御史和监督官吏是否渎职的侍御史。
律令方面，由于《魏律》内容繁杂，早在司马昭执政时即命贾充、羊祜、杜预、裴楷等人参考《汉律》及《魏律》来修编新法律。267年完成新律，次年颁行全国，此即《晋律》。因於泰始年间颁行，又称《泰始律》。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唯一实行全中国的法典。张斐、杜预各别又为《晋律》作注本《律解》（张著）及《律本》（杜著）。经晋武帝批准後，该注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所以又与《晋律》统称「张杜律」。这种以注辅文的立法方式影响後世，如唐代的《永徽律疏》。
第一四三章 晋朝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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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制度
西晋的军事制度沿袭曹魏，采用世兵制。｜/｜晋武帝颁布去州郡兵及封国制，并任众王都督诸州军事。东晋兵制袭用世兵制，并以募兵制补充兵力。由于中央衰落，军力外重内轻，地方方镇较不受朝廷管辖。谢安为了巩固中央，建立北府军。
西晋军队分为中军、外军和州郡兵，中外军全部兵员都来自军户。中军直属中央，编为军、营，主要保卫京师，有事出征，兵力不下1o万人。驻防城内宫殿宿卫、宫门及京城宿卫为宿卫军。驻防京郊，有事出征为牙门军。中军统帅为中军将军，後改为北军中侯或中领军。外军为中央直辖的各州都督所统率的军队，都督一般由征、镇、安、平等将军或大将军担任。州郡兵是地方军备，西晋灭孙吴後，为避免东汉末期诸州割据再度生，裁撤州郡兵。并改置武吏，大郡1oo人、小郡5o人，用以维持治安。但是实际上取消的州郡兵甚少。
西晋军镇及八王封国分布图晋武帝颁布封国制，诸王分封郡国，大国三军5ooo人、次国二军3ooo人、小国一军15oo人（实际未能执行，详见晋朝诸王列表）。并任一些王室都督诸州军事，如汝南王亮督豫州、楚王玮督荆州、河间王顒督关中。晋武帝任诸王都督诸州军事是为了提升宗室力量避免权臣专政，但却使得地方宗室掌握军权，权力有逐渐凌驾中央的趋势。西晋都督为持节使臣以督诸军，持节都督分为三级，都督中外诸军事为最高统帅，监诸军次之，都督各州诸军事居末，和将军分统外军。东晋沿袭西晋军事制度，但已有变化。因为皇权衰微，中军往往有名无实，同驻京师的还有扬州都督所属军队。外军大多由世族的军队组成，统军将领称霸一方，其中荆州军甚至越中央。东晋多次北伐，确有助巩固偏安之局，但如果方镇具有野心，往往借此篡位。关于兵源方面，因为战乱军户大减，兵员改以募兵补充，或直接征兵。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组成的北府兵，屡次击败强敌，在东晋后期等级如同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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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西晋建国后人口在统一时达到一千六百万，太康三年达到三千万，最多时有五千万，但仍未恢复到东汉水准，八王之乱及五胡乱华更使人口数下滑。五胡乱华时生数次大屠杀，例如刘聪、刘曜、石勒及石虎在华北的屠杀。战乱带来的瘟疫及饥荒，也造**民大量死亡，甚至生「人相食，饥死者十五六」的惨事。除战乱因素外，两晋人口数也因为种种因素被隐瞒。政府赋税繁重，使得百姓依附在大族或寺庙下逃避课税；当时军人及部曲、僧人、道士及奴婢是属於别籍而不入户；此外，因为战乱使大量人口外移或是迁入後隐瞒户籍，两晋时期人口多数时间大约有两三千万左右。
由于北方战乱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动。滞留北方的汉人则依靠坞堡自卫。当时主要流亡潮有六次，296年晋惠帝时期关中生齐万年之乱，数万人民由关中经过汉中，抵达蜀地，之後协助李特、李雄立国。另一股经汉水、宛至淮河，後为石勒吸收。巴蜀动乱後，人民逃至荆湘地区，因受土豪欺压而叛乱，最後为王敦、陶侃平定。并州饥民向冀豫地区乞食，後由田甄率领，称为「乞活贼」。凉州少受战乱，众多人民前往避难。由于保留大量汉人文物制度，形成「河西文化」。华北动乱时，众多人民逃往辽东，由慕容皝设侨郡收留。後来这些侨民协助慕容皝建立前燕。
最後也是最大的一股是在永嘉之乱後由中原流向江南，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於东晋时期共有五次，分别为司马睿移镇江东时期；祖逖、祖约北伐失败南撤时期；後赵灭亡，桓温北伐时期；淝水之战後前秦崩溃时期及刘裕北伐失败时期。南迁侨姓世族成为东晋朝廷与南朝的支柱。侨民渡江後主要分布在荆扬梁益四州，有些深入闽广之地。侨民主要先安置在侨州郡县，入白籍，可以减免赋役。由于侨州郡县迁徙不定、侨民与当地人民混杂，户籍难於管理，影响了政府赋税收入。所以安定後实施「土断」，将侨民就地入户（黄籍）以裕财实兵，并使官吏丧失免税特权＇12＇。在东晋时共实施四次。当时人民为重要资产，战争时不论是侵略者或是被侵略者，往往强迫人民迁移，以防资敌，尤其在华北或江淮地区常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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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农业方面，由于兵事将休，西晋废除屯田制，将民屯田给予农民，实施占田制及荫客制，并以课田法课税。占田制及荫客制使世族占田有法可依，平民也拥有一定大小的土地，但世族大量并购土地的问题并未解决。虽然课田法使地租比曹魏时重一倍，但由于农民由赋税更重的屯田农民构成，所以负担比屯田制稍微减轻。＇14＇由于被荫庇的农民只需向荫庇者交租即可，国家税收得由其他编民齐户承担，这使更多的农民转荫至大地主名下。最後政府税收短缺，世族获得经济特权。
东晋时期庄园经济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比北方更大。早在孙吴时期，江南经济日益开。当时吴姓世族即拥有众多的庄园。晋室南迁後，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改善南方地广人稀的问题。侨姓世族大量开无主地，建立方圆数十里至数百里的庄园，有效将劳动力组织起来。由于世族垄断土地，占夺田园山泽，使得贫富差距极大。所以王导曾於晋成帝咸和五年（33o年）实施度田收租，以改变西晋时将田租与户调合一征收；咸康二年（336年）颁布「壬辰诏书」，禁止占山护泽。这些都意图减轻百性负担＇15＇。当时庄园除了有部曲、佃客外，还有门生及奴隶。中原人士带来北方精耕细作的技术，推广牛耕加快耕田度。东晋南朝重视水利，代有修筑。最後，南方的水田普遍开，农作物品种增加、生产量提高（如岭南地区一年可两熟）。长久下来使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
《采桑图》魏晋墓砖画手工业主要由官府专营，设置少府及作部。冶炼业得到了展，灌钢技术的明，把生铁和熟铁混杂在一起，工艺简便，生产效率更高，钢铁的品质也更好。在热处里技术中明了油淬，使铸铁可锻化，最後锻件成为主导地位。纺织业用麻织成的布，马钧改良纺织机，品种及品质皆提升。当时制纸业除麻纸外也利用藤做出「藤角纸」。纸张已经可作出雪白纸及五色花笺，到南朝完全替代竹简和绢锦。制瓷业在制成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并广泛在南方地区扩散。例如浙江就形成越窑、瓯窑、婺州窑及德清窑。制茶业方面，由于晋代士人习惯饮茶并提倡以茶代酒，使需求提高，种植区域进展到东南沿海。造船业归官府管理，当时大船载重达万斛以上。由于江南水路繁多，所以十分兴盛。
商业方面，晋室南渡後，中原财富大多转移至江南地区，商业仍然兴盛，最大商业中心为建康、次为江陵。由于战乱与铜量不足，铸钱不足，币值处於混乱状态。贸易也有展，南北互市和海外贸易主要由官府掌握，私人经营商业的很多，交易的大宗物品是粮食、布帛、鱼、盐等生活用品和一些奢侈品。广州海上贸易达，进口明珠、翡翠、犀象、香料，出口以丝绸为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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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此时期是一个文化开创、冲突又融合的时代。由于儒教独尊的地位被打破，使得该时期的文化走向多元展，不断的开新领域与新学说。当代学派除儒教外还有由本土展的玄学、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其中道教及佛教在该期间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边疆民族的南下带来草原文化，东晋结合中原文化及江南文化，之後南北双方形成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两晋的社会问题主要围绕在世族上，世族是构成社会的统治阶层，深深影响该时期。当代文化脱离儒教影响而展出纯哲学、纯文学、纯艺术、纯史学及新的科学技术。例如王羲之及王献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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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南朝大墓砖画。由上至下，左至右分别为春秋隐士荣启期及竹林七贤阮咸、刘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涛、王戎。晋朝的学术思想，已由经学转为玄学为主。清谈则於士大夫之间广为流行。魏晋交替之际，司马氏意图夺取皇位，政治压抑，社会动汤，时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节礼法流於虚伪或鄙视。此时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怀忧虑，遂以清谈代替，抛开现实，专尚理辩。儒学展到最後已破落琐碎，著重考据而轻视义理，使得思想处於空窗期。玄学就在这些原因下，於24o年－249年间展并盛行。
玄学与道教并非同物，主要书籍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思想核心为「无」，玄学家认为「万物皆产生於无」。「无」无法感应＇16＇，但能主宰一切。玄学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并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为一体，提倡「名教出於自然」。该论点认为天下尊卑、上下关系本来即有，不可否认。由于要求老百姓「顺天知命」，受到当道者欢迎而大力提倡。
早在曹魏时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於自然」说。西晋初年，玄学思想的代表为竹林七贤，思想各有轻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为代表。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的态度，主张「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司马氏集团虚伪的「名教」外衣，对所谓「名教」礼法唾弃之。但因「任自然」观点过於极端展，呈现出声色犬马的放荡生活。到西晋後期，玄学代表为斐頠及郭象。斐頠对「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展至此已臻终结。此时清谈之风亦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
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於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於偏安。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汤。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斐頠、江敦、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范宁甚至著有「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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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六道轮回」，与「因果报应」的佛教学说抚慰当时的人心。两晋时期，宗教以佛教、道教为主，但佛教的势力较道教强盛。关於佛道冲突，江南道教附儒，玄佛合流，分成两个集团，仅清谈争辩，未涉及政治权力，与北方不同。
佛教於东汉即传入中国，当时儒教兴盛，人民安定，所以少有展。两晋时期战乱年年，豪族欺压百姓。儒教衰落，思想空虚。以致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精神缺乏寄托。由于佛教所主张的「神不灭论」、「因果报应」及「六道轮回」抚慰人心。佛教就藉由深邃的义理，逐渐在中国盛行。但对於佛学内容6续仍有争论。东晋後期，庾冰、桓玄与名僧慧远为沙门是否敬王者（行跪礼）生争论。後来南朝梁范缜还提出《神灭论》及「偶然论」以反驳佛理「神不灭论」与「因果报应」。
当时东晋流行清谈，于是僧侣就藉由清谈将佛理传播给士大夫，使佛教得以在南方传播。其中以支道林最擅长谈玄。南北佛教到後来形成不同学风，北方重行业，崇尚禅学、律学及净土信仰。南方重义理、注重在涅盘佛性的探讨。东晋晚期时，慧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