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顾问。北京市选举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抗美援朝分会副主席。中朝友协副会长。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副团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协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北京市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文艺》主编。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与亚非作家常设事务局联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老舍曾对兼职过多表示过看法，“少叫我开会，多鼓励我写作”。对频繁的社会活动，他其实内心是很苦恼的。
三、政治与艺术
旧社会的知识分子里，有的自居清高，不问政治；有的关心政治，而以个人名利为出发点，想升官发财。我大概应属于前一类。不问政治使我感到清高，这也是一种优越感。在作人上我们都耻于巴结人，又不怕自己吃点亏。这样，在那污浊的旧社会里，就能够独立不倚，不至被恶势力拉去作走狗。我们愿意自食其力，哪怕清苦一些。
独立不倚的精神，在旧社会里有一定的好处。它使我们不至于利欲熏心，去趟混水。可是它也有毛病，即孤高自赏，轻视政治。莘田的这个缺点也正是我的缺点。我们因不关心政治，便只知恨恶反动势力，而看不明白革命运动。我们武断地以为二者既都是搞政治，就都不清高。在革命时代里，我们犯了错误——只有些爱国心，而不认识革命道路。细想起来，我们的独立不倚不过是独善其身，但求无过而已。我们的四面不靠，来自黑白不完全分明。我们总想远远躲开黑暗势力，而躲不开，可又不敢亲近革命，直到革命成功，我们才明白救了我们的是革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独立不倚！从而都愿随着共产党走，积极为人民服务，关心政治，改造思想。
正因为我一向不关心政治，所以今天我写不出政治性强烈的作品来。不错，看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我的确有了政治热情。可是，政治热情只能是创作的鼓动力量，而不能代替政治斗争经验，也不能代替对政策方针的正确认识。政治热情促使我欲罢不能地去写作，可是写什么呢？这就成了问题。
要描写今天的社会，而不知道今天的政治，就连一个人物也写不出来。这是我的经验之谈。看吧，以前的沿街打小鼓、收买旧货的，不是讲究买死人、卖死人吗？今天他们怎样了？他们有的已改为沿街代废品公司收货、公平交易的服务员了！他们怎么变的？是自发的？不是！在他们的改变过程中有许多许多政治工作。好啦。想想看，作家而不关心政治，找不到打小鼓的如何改造的来龙去脉，怎么去创造这类的人物呢？打小鼓的如是，理发师也如是！一切人都如是！光提艺术性怎能解决问题呢？这个人进步，那个人落后，拿什么作标准？还不是政治觉悟？这样，今天要谈艺术性，就首先应该谈政治性。艺术应该为政治服务，而且非此不可。除非我们看明白新社会的政治力量与影响，我们就无法明白每个人与社会的正确关系，也就写不出人物来。写不出人物就没有艺术性。我们不能再用旧眼光看何谓艺术。每个人，在今天，都受了程度不同的政治思想教育，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按照老一套的创作方法，怎能够写出反映出今天的现实的作品呢？政治是理解新社会生活的钥匙。
我想：一个作家若能够克服知识分子的狂傲的优越感而诚诚恳恳地去向人民学习；丢掉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并且勤恳地学习政治，改造自己，或者才可以逐渐进步，写出一些像样子的作品来。
四、找到自己位置①
我虽然同情革命，但我还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并不真正理解革命，而对不理解的东西是无法写出有价值的东西的。
……………………
①这是1966年春老舍与英国人斯图尔特·格尔德、罗玛·格尔德的谈话（舒悦译）。是他对自己一生思想、对中国革命认识的总结。这里有老舍深刻的历史反思，有一丝几乎从未有过的对自己的信心不足。
我写过《骆驼祥子》。那是因为，那时的世界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自己位置的世界。那时人与人的关系很明显，界线划分得十分清晰，有人一贫如洗，有人富甲天下；有人被剥削，有人剥削人。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作家可以描写这些现象，就像一个人可以用相机把它们照下来一样。祥子不一定真的像我写的那样感觉和思想，但当我创造这个人物时，我可以设身处地，想象如果我在祥子的位置上，我会怎样做。这种经验是读者也可以分享的，读者可以想见自己拉着洋车，而不是坐在洋车上。任何没到过北京的外国人也可以想象自己在同样处境下的感觉。
从写作角度看，那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情景，贫富差距十分明显，饥饿和疾病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而那些应该负责的人却对此漠不关心。在中国，一个被接受的现实是千百万人生存的价值就像一群牲畜，他们存在的理由仅仅在于为少数人服务，他们是消耗品，他们的性命一文不值。一些外国人也不把中国人当做和他们自己有一样情感，一样痛苦或悲伤的人类看待。
在那种时代，你要么和那些认为社会现实是自然秩序的人同流合污，要么就站在他们的对立面。这就是革命的实质。如果你相信普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那你也就没什么别的选择了。你就是一个革命者了，你就会支持那些有勇气、有决心改变社会现状的人了。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了，我们也不是科学的改革家。当年参加五·四运动时，毛泽东并不是共产党人，他也不可能是。当时，中国没有人知道共产主义。但对毛泽东和我们大家来说，当时的状况已经发展到让人无法忍受了。革命开始唤起了大众对自身处境的认识，他们被外国列强踢进了苦难深渊。从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以来，他们第一次看到，外国列强并不是中国统治阶级的敌人，而是他们的同盟。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的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一丘之貉。
所以，我们必需先赶走那些剥削和欺辱中国人的外国人，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那些依仗洋枪洋炮、做着同样坏事的中国人。
革命的第一阶段是爱国主义的。第二阶段是爱国主义和要取得推翻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反动派的胜利。所有人都能理解所发生的事情，连没有文化的祥子都能明白。现在，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重点是要改变思维方法，而不是改变生活条件了。
我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希望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无法描写这一斗争。我也无法和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学生一样思维或感受世界，他们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世界的。
你们大概觉得我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资产阶级老人，一方面希望革命成功，一方面又总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我们这些老人不必再为我们的行为道歉，我们能做的就是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为那些寻找自己未来的青年人扬手送行。我们把描写新社会的任务也移交给青年一代，他们可以根据他们的经验改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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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滚滚横流水①
“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很好……。”②
“我这些天，身体不好。气管的一个小血管破裂了，大口大口的吐血。遵医生的命令，我烟也不吸了，酒也不喝了。市委宣传部长告诉我不要去学习了，在家休养休养。前些天，我去参加了一次批判大会，其中有我们不少朋友，嗯，受受教育……”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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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老舍没有再写什么文字。本章所录都是他与亲友说的话。这些话情感复杂、压抑、愤懑。
②这是1966年7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会上老舍对巴金说的话。这时，许多人已受到了冲击。
③1966年7月中旬的一天，老舍给臧克家打电话，说了这些话。
“是谁给他们的权力？”
“历史上，外国的文化大革命，从来都是破坏文化的，文物遭到了大损害。”
……
“又要死人了！”
……
“尤其是那些刚烈而清白的人。”①
“我没有说违心的话，我相信，毛主席，周总理是理解我的，人民是理解我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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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以“扫四旧”为名，在国子监（孔庙）大院中烧戏装、道具。下午，老舍被人从北京市文联办公室押往孔庙，和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荀慧生等三十多位著名作家、艺术家一道被批斗，遭污辱。老舍抗争，被毒打，当场晕倒，血流满面。
1966年8月21日，老舍在家中与儿子舒乙、女儿舒雨谈话，对红卫兵的行为感到愤慨，说了这些话。
②1966年8月24日凌晨2点，老舍被接回家时，对胡絜青说了这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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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茫茫末世人
“再见！”①
……………………
①这是老舍最后对小孙女说的两个字。
1966年8月24日，老舍在太平湖边坐了一整天。25日清晨，人们发现他死在了水里。参见舒乙《父亲最后的两天》。
小！说
附录：再谈老舍之死
舒乙
这次，到台湾去，在老舍先生的有关问题上，发现台湾人对老舍之死普遍感兴趣，但所知甚少，基本上仍停留在我们十多年前的认识水平上，所争论的问题，也是我们早已解决了的。
在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举行的两岸文学座谈会上，台湾作家姜穆先生发言，说他一直认为老舍先生之死是他杀所致，理由有三：一、他死后腹中无水；二、脚下无泥；三、鞋袜都在岸上，结论是他并非投水自杀，而是被谋杀之后将尸体运来摆在了太平湖边。
我当时在会上说：这个问题早已有了一致的看法，大背景是“文革”的残酷迫害，具体死因是投水自杀。我举了五点理由，略加说明，并说我写过两篇比较详细的文章，可以参考，一篇叫《父亲最后的两天》，另一篇叫《死的呼唤》，后来又编了一本专门的书，叫《老舍之死》，说得更为详尽，台湾方面也早就有了盗印本。
会上没有来得及展开讨论。看来，我并没有说服姜穆先生。我回北京之后，看到他在《中央日报》长河版发表了一篇题为《被“文革”烤“文火”——老舍真是自杀？》的文章，还是重复了“他杀”的说法，这才使我觉得，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还是有再讨论的必要。
其实，“他杀”和“自杀”的讨论之所以必要，与其说对解开老舍之死的迷至关重要，还不如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了解老舍这个人更有意义。
冰心先生如是说
——特质
一次，和冰心先生聊天，她突然冒出一句：
“我知道你爸，一定是跳河而死！”
我问：“您怎么知道？”
她不假思索地说：“他的作品里全写着呢，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
像《四世同堂》里的第二代，祁天佑老爷子，受辱后，没有回家，直接走到西直门外，一头扎进护城河里。
像《茶馆》里的王掌柜，受尽人间折磨之后，说了一串耐人寻味的话，诸如对小孙女说：“来，再叫爷爷看看！”“跟爷爷说再见！”“万一我晚上就死了呢！”最后上吊而亡。
像《猫城记》里的小蝎和大鹰，后者把自己的头割下悬在大街上，为了唤醒群众。
像《火葬》里的王排长和石队长，前者重伤后举枪自尽，后者用尽了子弹，放火自焚。
像《四世同堂》里的钱太太，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贤妻良母，丈夫被捕，儿子一个阵亡一个被害，她不哭，不说话，一头碰死在儿子的棺材上。
像《老张的哲学》，这是老舍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它的时候，作者不过二十六岁，它的女主人翁，叫李静，是一位可爱的文静姑娘，最后也是自杀而死。
在写李静自杀之前，小说中有这么一段伏笔：
“人们当危患临头的时候，往往反想到极不要紧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尽的对着水不但哭，笑，而且有时候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那自问自答的结果，更坚定了他要死的心。”
这里说的是自尽，而且偏偏是跳河。
冰心先生的话极对，极准确。她深知老舍先生。他们是老朋友，知根知底的。
一个作家的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和他本人的命运，当然，用不着去划等号；但是，这些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