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第9部分

但最糟糕的还是下大雨。有一次天降大雨，屋顶漏雨不说，由于没有什么排水设施，院里的水开始灌进屋里，最后放在地上的脸盆都漂在水面上。床也差一点被淹了。整个大队只有总部那一排房子是砖瓦房，而且有台阶，比较高，不怕水淹。孙泽福政委派警卫员把我接到了他的住处外的办公室才解了我的围。第二天，水退了，我那小房间的泥地湿透湿透，踩下去一个个脚印。人就睡在这满是潮气的房间里，这日子也就过来了。　

外语教学改革就在这样的干校开始了。军宣队成立了一个教改领导小组，组长是留下来的一位原海军军宣队的王政委。他倒是一个好人，不过8341军宣队进院后，原海军军宣队也就没有权了，凡事都由8341军宣队的领导决定。我被任命为副组长。各个系也派了代表参加。　

记得我们开了许多会统一思想。进入8月份时，教材组就开始编写新教材了。我和8341军宣队关系的危机也开始了。　

为了保证党的领导和教材的政治性、思想性，所编教材都要经过8341军宣队审定。而8341军宣队的领导又没有一个人懂外语。于是，只能把编出的教材全部翻译成汉语送审。　

第一批送审的教材就出了问题。孙泽福等8341军宣队的领导把我找去说要讨论教材的政治思想性的问题。他们一开始就讲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次招收新生，必须体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体现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等等的大道理。　

然后，他们指出这批新编教材政治性、思想性、阶级性都非常薄弱，应当加强认识，统一思想后再重新编。　

我请他们举出具体实例。他们说：“譬如说有一课是讲家庭成员，其中介绍了‘这是我父亲’，‘那是我母亲’，还有兄弟姐妹，叔叔阿姨等等。可是人都是有阶级性的，革命的战士有父母，反动派也有。你们只讲父母兄弟，这不是模糊了人的阶级性吗？”我问他们如何突出这个阶级性。他们说：“你们至少应当说明：我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我的母亲是农民。”我说这是编新生的教材，而且未来这批学生都是工、农、兵学员，没有任何外语基础，我们必须合理控制词汇量。我可以考虑他们的意见，但编教材首先要考虑的是外语教学的科学性。　

8341军宣队很不以为然，接着又指出我们的教材中教了一日三餐和三餐的内容。他们说，孤立地教给学生早餐、午餐、晚餐以及每餐吃什么，这是完全抹杀了政治思想内容，至少要说譬如“晚饭后，我们开展谈心活动，互相帮助”。　

更无法接受的是，他们要求在三餐内容中删去面包、黄油以及刀叉等餐具的出现。他们说，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能编入教材。　

这种讨论使人啼笑皆非，也完全违背外语教学的科学性。我试图向他们解释初学者的词汇量的问题，也试图说服他们在西方国家，资本家主食吃面包、黄油，工人、农民吃的也是面包、黄油，这里没有什么阶级性，甚至语言本身，斯大林也说过是没有阶级性的。这就更炸开锅了。在那个年代，谁敢说有什么事是没有阶级性的？！8341军宣队坚持新生上的第一课应该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他们说：“就这么几个字怎么会学不会？”　

教材问题还未解决，很快又出了校舍问题。当时在去干校前，先遣的基建队只造了宿舍和少量的办公室。此时要在全国招生，新生和已在沙洋的原有学生都要在沙洋干校上课，教室问题是当务之急。我提出来做个计划，立即建造一批简易的教室。没想到这个提议又遭来反对。军宣队说：“要发扬延安作风。当初延安抗大的学员都是拎了马扎在露天上课，现在就要恢复延安风气。复课并不是全面恢复旧的教育制度，为什么一定要教室？学生可以在室外地边上课！”我问他们如果天下雨怎么办？湖北的夏天是多雨的，难道让学生和教师冒着倾盆大雨上课？他们说：“下雨可以到宿舍内上课。”我们宿舍是休息的地方，而且脸盆、毛巾、晾洗的衣服，琳琅满目，总不能在这种环境上课，何况一个宿舍往往住十多个人，万一有人生病，一边在上课，一边有病人在呻吟，这怎么能安得下心？然而军宣队对这些问题统统归之为“资产阶级办学路子”。　

我实在忍无可忍，我说难道我们革命成功就是为了一切都倒退到缺衣少食，什么也没有的旧时光去吗？共产党革命的目的难道不是要摆脱贫穷，使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吗？我们今天已不是当年的延安，为什么要形而上学地去模仿延安？　

我无法说服这些质朴的军人，他们当时完全是教条式地追寻着所谓彻底革命的模式。最后我对他们说我永远无法与他们取得一致。我说这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尽管我与8341军宣队争论十分激烈，但在初期，我们的关系却仍是很友好的。会上争论完毕，会后仍是热热闹闹围在一起吃大锅饭。这在当时的“扣帽子”风气盛行的时代已是很不容易的了。为了影响他们，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对孙泽福说：“我说服不了他们是因为他们不懂外语。假如他们学一点外语可能他们的观念就会转变。”我建议在晚饭后给军宣队开设英语班，由我任教师。　

孙泽福欣然同意，还热情支持，带头报名。于是，我的军宣队外语班开张了，学生很多，大部分都参加了。一周三次，晚饭后就在军宣队的总部会议室里上课。应该说他们学得非常认真。我逐渐忘却了我是为了这场争论而开设的英语班，我真的很喜欢这些非常认真、非常用功的学生，这大概是我作为一个教师多年来养成的一种感情。　

如果一切照这样发展下去，也许我们同军宣队之间是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的。然而，那毕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孙泽福的这种态度可能在他们8341军宣队内部引起了争论。从9月中旬左右，我明显地感到气氛渐趋紧张。终于有一天，孙泽福派警卫员叫我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去。我到了那里，他却不在屋里。桌上放了一份题目大致是外国语学院教改中存在的问题的报告。我并不认为那是秘密文件，因为我是教改组的副组长，我以为那是一份总结，于是随手翻阅。出乎我的意料的是，这份文件旁边有许多批注，大致说目前教改中的两种意见分歧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企图利用教改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进攻，抵制毛主席亲自派遣的军宣队的领导，大肆进行串联活动，企图全面复辟外语教学领域的修正主义路线……等等。报告最后部分充满斗争味道说只有发动群众，把这股复辟的逆流打下去，教改才能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前进。　

多少年来，我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猜测孙泽福是有意把这份报告“忘”在桌上而自己却出去了，被我“偶然”见到。从后来他的不得志，被替代，直至最后撤离外国语学院之后不久被派遣回山东的一连串对他不公平的处理看，也许当时孙泽福并不真正反对我们的意见。而当他们内部意见分歧尖锐化时，他是故意让我看到这份他们的内部报告，从而给我一个警告。为此，尽管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这些事，但我心里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孙泽福是个能理解知识分子的好军人。可惜好人常常没有好报，他的结局并不好。在他被替代架空之后，听说他犯了心脏病，很危险。以后就被派回山东一个岛上去当了一个驻岛部队的政委。我到外交部的初期接到过他的信，但后来就音讯全无了。　

当我看到这个警告之后，我立即意识到我的处境不妙。虽然我有“钦差大臣”的身分，是毛主席派来的，但一旦群众被“发动”起来，再加上原来两派的派性，我在这“山高皇帝远”的沙洋，恐怕就插翅难飞了。我和朋友们商量后决定立即回北京向周总理汇报。　

因为当时我所具有的特殊身分，同时这场“反复辟”的运动还未发动起来，因此当我向军宣队提出我要回北京汇报工作时，尽管他们十分不情愿放我走，但也无法阻拦。当时的情况下我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过我的走是为了再回来把教改工作真正落实而不是一走了之！　

我是9月30日离开沙洋的，那天有一辆卡车去武汉，我可以搭车。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天发生了一件悲剧事件。早饭后，我出于礼貌，去向军宣队告辞，却发现他们那几间屋子空无一人。我在廊下转悠了一会儿，见通信员小董神色慌张地跑回来。我问他出什么事了，他说英语系的教师吴道生在树林中上吊自尽了！　

吴道生是当时英语系中年讲师中极有才华的一个。我记得他毕业于原南京中央大学，好像是最早一批参加华北革大从南方来到北京的。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才华横溢，却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极右”。他被送去劳改，听说在那吃不饱肚子的大跃进之后的自然灾害年代，吴道生承受着最繁重的搬石头的劳动。大约四五年后．他终于回到了外国语学院教书。但那时，他的家已破碎了，带着一个儿子住在一号楼进门第一间的小宿舍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自己被批斗，所以也弄不清吴道生处境如何。也许那时的造反派要抓“活老虎”，对“右派”这样的“死老虎”并不太感兴趣。可是军宣队进院后，他却被点名说他幕后煽动学生造反派。在沙洋，他在英语系所在的二队，听说也被勒令交代问题。也许他最后走这一步是不奇怪的，因为命运对他太不公平，他失去的太多了。　

我和吴道生并不熟悉，但我在读四年级时参加排演了一个萧伯纳的短喜剧“augustus　does　his　bit”（“奥古斯塔为国效劳”），吴道生是我们的导演。他不仅英语水平很高，还非常懂戏剧，是一个很好的导演。他劳改回来后，我与他分在同一教研室教同一个年级。我常常请教他一些备课中的问题，知道他的学识很有根底。可惜他大概只在人世间逗留了四十多个年头，而其中相当长的时间是经历苦难。　

作为吴道生的学生和同事，我和他来往并不密切。后来在80年代，他的儿子出于尽管不合情理但我却能够理解的怨恨情绪把当时英语系教师中的党员都看作是对他父亲的自杀负有责任，因而莫名其妙地对我也有一种仇视。但这又怎能责怪他呢？他本应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才华出众，都很会生活。在我1953年入学之初他们当时是英语系教师中的佼佼者。然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毁掉了这本应很美满的知识分子家庭，最后真正地是“家破人亡”。吴道生在沙洋的树林中告别人世至今已是二十七年了。在这漫长的二十七年中，大概没有人为他写过悼文。我虽称不上是他的朋友，但我仍想以这段文字来悼念一位学识渊博却命运不济的知识分子，愿这类事情如同我的同学吴璞的不幸，永远永远不要在我们的生活中重现！　

我在国庆节那天从武汉乘上火车，急匆匆赶回北京。回来等了几天才见到杨德中同志和周恩来总理。我向他们汇报了我们与军宣队在教改问题上的争论。当时，我的目的也只是希望周总理说一句话，要8341军宣队心平气和，尊重知识分子，不要乱扣帽子，动不动就要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万万没有料到，周总理如此重视外语教改的问题，他以外国语学院的教改为实例，进行仔细的解剖分析，从而为全国的外语教改指点了方向。　

周总理当时正忙于准备接待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但他却指示说他要亲自听取争论双方的汇报，并且命令沙洋的8341军宣队主要领导回北京参加汇报。我们这边除了我之外，也调回了另外几位参加教改的骨干教师。争论双方旗鼓相当，汇集北京，摆出一副决战的气势。　

当时，北京的高等学校差不多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只有北京大学，不知为什么，招了一部分新生在北京上课。周总理布置我们去北大西语系听英文班的课。除了我们和8341军宣队的人员之外，周总理说他很忙，没有时间亲自去，但是他派他的代表，我记得好像是张大夫去听课。周总理说听课回来，他要听我们汇报。　

我们这些人天天去北大听课，大概有一周时间。这时，周总理已接待完叶海亚？汗总统，通知我们准备开会。大约在这年的11月下旬，周总理每天召集我们双方在西华厅会议室开会，他竟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认真地听取我们教师代表和8341军宣队的意见。在听完双方意见后，周总理说他想实地听一听北大的课。但他没有时间在上午去北大，因此就调了北大西语系英语组的一个班级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