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根本不要回信,”他对他说:“让他们等到我死后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他时刻盼望气候改变的迫切心情几乎到了让他发疯的程度。如果气候潮湿,他便希望干燥;如果气候寒冷,他便希望温和,如果是山地气候,他便希望海洋气候,这种心情始终使他处于烦燥不安的状态。他一会儿要人把窗户打开通空气,一会儿又要人把它关上,一会儿要人把安乐椅背光而放,一会儿又要人把它移到另外的地方去。只有当他躺在吊床上有气无力地摇动着的时候,他才似乎感到轻松些。
将军在圣玛尔塔的日子变得如此凄惨,以致当他稍微恢复了一点平静后,他又提出了要到米耶尔先生的别墅去。雷韦伦多第一个鼓励他这样做,因为他明白,那是将军一去不复返的生命征途的最后征兆。将军在出发前夕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在两个月内肯定不在人间了。”其实,这话可说是他对所有人发表的声明,因为将军在他的一生中,尤其在他最后的年代里,极少提到他死亡的事。
佛罗里达?德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距圣玛尔塔城约五、六公里,座落在大雪山支脉,那里是一个甘蔗种植园,并设有一家炼制红糖的糖厂。将军乘米耶尔先生的双轮四座轿式马车沿着尘土飞扬的道路前往,十天之后,他的尸体将裹在一床荒原地区使用的毛毯里躺在牛车上送回来。在看到别墅之前,他便感觉到了浸润着热糖浆气味的柔风,于是一阵悲凉又袭上了他的心头,他情不自禁地叹息道:“这是圣马特奥糖厂的气味。”
距加拉加斯 132 公里的圣马特奥糖厂是他多年乡愁的中心。在那儿,他三岁丧父,九岁丧母,20 岁失去爱妻。他曾在西班牙跟一个秀丽的美洲姑娘结为伉俪。这姑娘是他的亲戚,他跟她结合的唯一幻想便是在圣马特奥糖厂当好厂长,管好资产,增加他的巨额财富,夫妻安居乐业,美满地白头偕老。他一直没有弄清楚妻子仅仅在结婚后八个月即与世长辞是由于恶性热病还是由于家里的一件偶然事故。对于他来说,那是一次历史的新生,因为在这之前,他是出生于委内瑞拉一个西班牙血统的土著贵族之家的花花公子,整天沉湎于世俗的灯红酒绿之中,对政治丝毫无兴趣。自从失去爱妻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位伟人,直至他去世为止。他没有谈起过他死去的妻子,从没有想起过她,也从没有打算续娶。在他的一生中,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梦到圣马特奥故居,梦到他的父亲和母亲,梦到兄弟姐妹们,但一次也没有梦到过妻子,他一直把她忘记了,仿佛是跟她一刀两断似的,似乎没有她也能够继续活下去。唯一能稍微拨动一下他的记忆的是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糖厂制糖后飘出的糖浆味儿——,糖厂里表情冷漠、甚至连一道怜悯的目光都不曾向他投来过的奴隶,以及为了迎接他而刚刚粉刷得雪白的房子及它周围的参天大树。这是另一座糖厂,在这里,一种难以逃脱的命运将把他推向死亡的深渊。
“她叫玛丽亚?特雷莎?罗德里格斯?德尔托罗?伊?阿莱萨。”
将军没头没脑地突然说道。
米耶尔先生正在出神。“谁?”他问道。
“我从前的妻子。”他说道,但他马上又反应过来:“不过,请把我刚才说的话忘掉吧,这是我青年时代的一件伤心事儿。”他再没说什么。
当他仔细地审视了给他安排的房间时,他觉得每一件东西都显露出一种含义,因此又陷入了种种遥远而纷乱的回忆之中。卧室里除了那张带帷帐的大床之外,还有一个桃花心木的衣柜,一张大理石贴面的床头柜也是桃花心木的,一把大安乐椅则罩着红天鹅绒套子。在窗户旁边的墙上,挂着一个罗马数字的八角钟,指针停在一点零七分上。
“我们从前在这儿住过。”他说。
后来,当何塞?帕拉西奥斯上好弦把钟拨正之后,将军躺在吊床上想睡一会儿,哪怕是一分钟也好。直到那时,他才从窗户里看到了那巍峨的雪山,那雪山清晰而透明,呈兰色,酷似挂在天空的一幅巨画。回忆又把将军带到了他一生住过的其他房间。“我从未感到过离家这么近。”他说。
在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别墅的第一个晚上将军睡得很好,第二天似乎身上的疾病都消失了。甚至他去参观了糖厂。他对糖厂的良种黄牛赞不绝口。品尝了糖厂的蜜,他在榨糖技术方面的渊博知识使大家惊叹不已。看到将军的这些变化蒙蒂利亚将军委实感到莫名其妙,便要求雷韦伦多大夫告诉他将军的实际病情。大夫对他解释说,将军这种思维想象的好转在垂死者身上是屡见不鲜的,他的死期已指日可待,也许是几小时的事。蒙蒂利亚将军被这一坏讯息弄得慌了手脚,在光秃秃的墙壁上重重地捶了一拳,结果手被划出了血。在他的余生中,他再也不会是昔日的那个蒙蒂利亚了。以前他曾多次欺骗将军,但那是出于好心和无足轻重的政治原因。而从那天起,他欺骗将军便是出于恻隐之心了,并且他还叮嘱所有接近将军的人都这样做。
那天上午,有八位由于反政府活动而被从委内瑞拉赶出来的高级军官到了圣玛尔塔,他们中间有几位是在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尼克拉斯?席尔瓦、特里尼达 ?波托卡雷罗、胡利安?因方特。蒙蒂利亚不仅要求他们别透露坏消息,而且还要他们报告些喜讯,以使那位正在遭受沉疴折磨的孤苦病夫得到一点安慰。于是这些军官便走得更远,他们把他们国家的情况说得如此令人欢欣鼓舞,以致将军的双目又象昔日一般闪烁出了欣喜的光芒。关于里奥阿查的事,将军已有一个星期不提了,现在他又重新挂在了嘴上。他也重新谈起了委内瑞拉,仿佛那里的事情马上便可成功。
“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来重新沿着正确的道路开始,”
他说,接着他又信心百倍地下结论道:“当我重新踏上阿拉瓜谷地的那一天起,全委内瑞拉的人都会起来支持我。”
一天下午,将军当着来访军官的面制订了新的军事行动计划,而这些军官则出于怜悯之心表现出眉飞色舞的样子,给予了他帮助。可是,整个晚上他们不得不听他宣布如何重新建立他们想象中的辽阔的帝国,他从这个计划的起源讲起,一直讲到此次的永久打算。蒙蒂利亚是唯一敢于训斥那些在听将军讲话时昏昏欲睡者,因为他们以为是在听一位狂人胡说八道。
“注意,”他对他们说,“将军现在讲的跟他在卡萨科马湖讲的话一样。
不错,谁也没有忘记 1817 年 7 月 4 日将军不得不泡在卡萨科马湖里过夜的情景。当时是他带着为数不多的一伙军官,其中包括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在内,逃避西班牙军队的追捕,他们险些在旷野里被获。将军半裸着身子,烧得浑身发抖,忽然,他开始高叫着慢慢地宣布起将来一步步要作的事情:“立即攻占安戈斯图拉,翻越安第斯山,直至解放新格拉纳达,解放委内瑞拉,以便建立哥伦比亚共和国,最后是征服直到秘鲁的南方广大领上。到那时,我们将登上厄瓜多尔的钦博拉索山,把永远统一、自由的大美洲三色旗插在雪山顶上。”最后他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当时听他讲这些话的人也以为他发了疯,但他的这一预言却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一字不差地逐渐实现了。
可惜将军在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的预言只不过是厄运临头前夜的幻觉。第一周推迟到来的折磨和痛苦突然象一阵飓风似地同时向他袭来,完全把他摧垮了。将军当时的身体抽缩了那么多,以致人们不得不把他衬衫的袖子挽起来,把他的灯心绒裤剪掉一寸。夜里他只在开始时能睡上三个小时,尔后便一直被咳嗽憋得透不过气来,或神智不清,处于幻觉之中,或被在圣玛尔塔复发的越来越顽固的打嗝症弄得烦躁不安。到了下午,当别人在打瞌睡时,他却透过窗户两眼直直地盯着高耸的雪山顶上,以减轻一点自己的痛楚。
他曾四渡大西洋,骑马走遍了解放的领土,这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但是他从未写过遗嘱,这在当时是罕见的。“我没有任何东西留给任何人。”他常常这样说。当他在圣菲准备这次旅行时,佩德罗?阿尔坎塔拉?埃兰将军曾经提醒过他,理由是一切外出旅行者留下遗嘱以防不测是件正常事。而将军严肃多于玩笑地对他说,死亡还没有纳入他的近期计划。尽管如此,在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别墅他还是主动口授了遗嘱的草稿和最后的公告。永远没有人说得清那是一种神志不清醒时的自觉行动,还是他那颗痛苦的心使他迈出了失误的一步。
由于费尔南多患病,开头他向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口授一些颇为零乱的要点,那些话既无法表达他的愿望,也无法表达他的失望和痛苦:美洲是难以驾驭和统治的,进行革命等于在大海上耕耘,这个国家将无可救药地落在一群乌合之众手中,之后将被形形色色的令人难以察觉的暴君掌握。将其他一些阴暗的思想已分散出现在致各种类型朋友的信件中。
一连几个小时,将军不停地口授着信件,仿佛在处理一件具有远见卓识的事,甚至咳嗽时都不停顿。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跟不上他的速度,而安德烈斯由于用左手写字不能坚持时间太长。当所有的书记官和副官都疲倦了的时候,骑兵中尉尼科拉斯?马里亚诺?德帕斯站了起来,他用秀丽的字体一笔一划地抄录着将军的话,直到写满了手头所有的纸。他要求别人再拿些纸来,但是好久都没有拿来,他只好继续在墙上写,直到把墙壁几乎写满。将军对中尉极为感激,慷慨地把洛伦索 ?卡卡莫将军为爱情决斗的两支手枪赠送给了他。
将军在遗嘱中交待:他的遗体要送到委内瑞拉安葬;曾经属于拿破仑的两本书要保存在加拉加斯大学;要送给何塞?帕拉西奥斯 8000 比索,以感谢他对将军的终生效劳;他交给卡塔赫纳的帕瓦热先生照管的文件全部烧毁;玻利维亚议会授予他的勋章物归原主;苏克雷将军赠给他的镶着宝石的金剑归还给这位元帅遗孀;其他的财产,包括阿罗阿铜矿,分给他的两个姐妹和他亡兄的孩子们。除此以外,他再没有别的遗产,就是提到的这些遗产也还要把几笔大小债务还掉,包括拖欠兰卡斯特尔教授的 200 杜罗,这件事一直象恶梦般困扰着他。
在依照法律写出的条款中,将军特别额外加了一条以感谢罗伯托?威尔逊先生的美好表示,和他儿子对他的耿耿忠心。将军给予威尔逊先生这样的荣誉并不奇怪,但他没有把同样的荣誉给奥利里将军却令人不解,因为后者之所以在他临终时没有守在他的床边,只是因为他未能从卡塔赫纳及时赶到,因为他正是根据将军的命令呆在卡塔赫纳为乌达内塔为总统效劳的。
威尔逊和奥利里这两个名字将永远同将军的名字联在一起。威尔逊后来当了大不列颠帝国驻利马大使馆的代办,尔后又驻加拉加斯代办,并且站在第一线继续参与两国的政治和军事事务。此后,奥利里将在金斯顿定居,后来迁到圣菲,在那儿长期任他的国家驻波哥大的领事,并把他在将军身边的生活经历撰写成了 34卷的巨篇回忆录,51 岁阖然长逝。他的晚年无声无息然而却富有成果。他自己将自己的暮年概括为这样一句话:“解放者死了,他的伟大事业夭折了,于是我隐居到牙买加,整理材料,并撰写我的回忆录。”
自从将军立下他的遗嘱之后,医生施展其全部才能,利用减缓剂千方百计地延长他垂死的生命:脚上涂抹芥子泥,对脊椎施行按摩,全身使用安第斯泥罨敷剂。用十分厉害的速效灌肠剂为他通便。因为担心他出现脑溢血,便给他使用起庖剂消除他脑颅里的慢性黏膜炎。这种治疗法是贴一块班蟊膏药,班蟊是一种腐蚀性的虫子,将它捣碎之后,贴在皮肤上可使之起泡以吸收药物。雷韦伦多大夫在奄奄一息的病人颈部贴了五处起疮剂,小腿部贴了一处。过了一个世纪后,许多医生都仍旧认为将军死亡的直接原因正是这些腐蚀性的膏药,它引起泌尿系统紊乱,便溺失控,不停地溢尿,继之撒尿疼痛,最后便血,直至膀胱干枯.贴在骨盆上,雷韦伦多大夫在解剖时证明了这一点。
将军的嗅觉变得那样敏感,以致他强迫医生兼药剂师奥古斯托?托马辛站得远远的,以避免嗅闻他身上散发出的药味,他让人在卧室里洒着大量香水,并且继续梦幻般地洗澡,自己刮脸,疯狂地刷牙,以超人的毅力防御死亡的污秽对他的侵袭。
12 月的第二个星期,上校路易斯?佩鲁?德拉克鲁瓦途经圣玛尔塔,他不久前一直是将军的副官,现在是拿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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