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自传- 第38部分

〃当然，我赞成共产主义，〃第五位答道，〃不过还应当明白除了我这种真正的共产主义之外，还有五种不同的共产主义。无论如何，斯大林分子已证明了他们屠杀自由人，同法西斯分子一模一样。〃

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了，不过不如内战期间那么尖锐了。对这些人具有意义的嘈先是闹革命。什么还没说的泥瓦匠工头做了结论：

〃你们愿意我向你们讲这一切会如何结束吗？这将由一位军事独裁者来结束，他将使找们大家缩成一团，让我再也没有喘息的机会……〃

找们一到巴塞罗那，就了解到形势要变糟了。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的炮弹几乎到处爆炸。午后宣布了总罢工，城市显出了极其阴森不祥的样子。曾把现代艺术介绍到巴塞罗那的老画商达尔茅，在那天组织了我的演讲会，钟敲五点时，他叩着我们在卡门街租的房子的门。

〃请进厂找喊道。

我从忘不掉达尔茅突然出现时的样子，他的白胡子乱糟糟的，头发竖了起来，呼吸急促。显然，他有急事要告诉我们，可他却一动不动呆立在门前，他裤子的开裆大敞着，他在那里面放了一份我请他带给我的杂志。我在封面上能看到〃超现实主义革命〃这几个字，稍微歇息了一会儿（这一暂息使他能欣赏到他没扣扣子的出现造成的惊异效果），他通知我们：

〃你们得赶快溜走，巴塞罗那就要下雹子了。〃

我们把下午余下的时间用来找一位肯开车把我们送到边界的汽车司机，再就是为弄份通行证进行一些必要的活动。街道上，民众拿着武器，一群又一群闹事者跟假装没看到他们的骑在马上的阴沉的国民卫队交错而过。在内务部，我为了通行证不得不足足等了两小时，不时人们停止打字，在窗口安置机关枪。妇女们用卡塔卢尼亚的旗帜缝制着担架布。传来了孔帕尼斯将宣布卡塔卢尼亚共和国成立的消息。

每时每刻都有可能遭到雹子的猛烈袭击，尤其是如果军队首先采取行动的话。我在等待证件之际，认出了办公室里的两位卡塔卢尼亚分离主义的领袖巴狄亚兄弟。他们两人一顿一顿的悲剧性动作和预示着死亡的苍白肤色，使他们跟布斯特·基顿相似得很。事实上，几天后无政府主义者就杀死了他们。

我的通行证到手了。我又见到了达尔茅，他花了极大一笔钱，好不容易才替我们找到一位司机和一辆汽车。我、加拉、达尔茅、无政府主义司机，我们都被迫呆在一个小便处，来确定旅行的费用。

〃我预先考虑了一切，〃这个男人从口袋里抽出一面卡塔卢尼亚小旗，对我们说，〃这面旗去时用。〃

接着他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拿出一面小小的西班牙国旗，补充道：

〃这个回来时用，因为正规军肯定会把革命镇压下去。再者这个问题也与我们无关，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不过是西班牙和卡塔卢尼亚之间的算帐罢了。我们的时刻还没到来。你们听到的这些炮弹声是我们的，但我们爆炸它们只是为了练练手艺。在那有尸体的地方，我们定要为了我们的名声给它添加一些尸体。仅此而已。伟大的重磅炸弹的日子还没到来呢围…··〃

我们出发了。平时只用四小时的旅程，由于经常碰到一群一群要我们出示安全通行证的武装人员的拦截，我们花了三倍的时间才走完。大多数闹事者处在一种危险的狂热状态中，我们之所以能继续我们的行程，这主要得归功于这位无政府主义司机的能盲善辩。中途，找们停车在海边的一个小村庄加油。人们在这儿的一个大〃盎沃拉特〃②下狂舞着，一个临时乐队演奏着（蓝色的多膨河》。有些少女和小伙子拥抱着在散步。布满灰尘的白色公路上，翻倒了一个黑色的酒桶。从咖啡店敞开的门能窥到两个成年人聚精会神地打着乒乓球。加满了油，司机对找们说：

〃现在请你们原谅，出发前我得去换一下橄榄水围。〃

他消失在咖啡店里，回来时一只手扣着裤子，另一只手背擦着下巴。他刚一口喝干了一杯首香酒。一个打乒乓的人没接到球，他把球捡起来，跟另一位打乒乓的人熟练地打了几板，然后朝我们走来。

〃赶快上路吧，〃他说，〃收音机刚广播了孔帕尼斯宣告成立了卡塔卢尼亚共和国，巴塞罗那街头已经打了起来。〃

在盎沃拉特下面，乐队第三次开始演奏《蓝色的多膨河》，除了在一辆汽车旁争论的一群武装人员外，一切都显得平静正常。争论的声音很大，连我们都能听到，争论的问题是要弄清向我们开枪好不好。无论如何，他们一致同意从加拉精子的性质上寻到挑衅的因素。可我们的司机设工夫等他们做出决定，开始非常愤怒地破口大骂起来，结果他们恭敬地散开了。

第二天，我们在法国边境的塞尔白水车站的一家旅馆中醒来。报纸宣布起义已被镇压下去，那些首领不是死就是被关进了监狱。卡塔卢尼亚共和国只活了几小时。我们刚经历过十月六日这历史性的一夜。从此以后，我只能把历史性的一夜想象成如下的一种面目：你险些因一点小事就被枪杀的一夜，有人打乒乓球，而低级乐队不倦重复演奏《蓝色的多赵河》的一夜。达尔等往巴黎给我u］写了封信，告诉那位司机在返回的途中于巴塞罗那城关被一阵冲锋枪扫射死了。

显然，我没有历史的灵魂和感情。事件越发展，我就越感到自己不关心政治、越成为历史的敌人。我既太超前又太落后了，但可以肯定我不是那些打乒乓球的人的同代人。内战的预感亲绕在我心间。我一回来，就动手画了一幅题为《内战的先兆》的画，我在这幅画上表现了一个巨大的人体，它的手臂和大腿乱堆在一起，发狂似地交缠着。

在伦敦、在萨伏依吃宵夜的期间，内战的最初一些消息赶上了我。我点了一些清水炖荷包蛋，它们让我想到那个海边村庄的乒乓球。那些打乒乓球的人和他们的乒乓球不断纠缠着我。我跟坐在旁边的伊戈尔·马尔凯维奇说用清水炖荷包蛋打乒乓会多么可悲，甚至要比用死鸟打网球还糟。鸡蛋进行了报复，它们让我用牙咬得咯咯响，就像它们掺了沙子一样。萨伏依的厨师与此毫无关系。爬上我嘴的是造反的西班牙的非洲沙子。只有一种利用它的办法，那就是痛饮香按酒！

然而我并没喝香槟酒。我进入了一个艰苦的禁欲主义时期，它将决定我的风格、我的思想和我痛苦的生活。燃烧中的西班牙将以一种美学照亮这文艺复兴的戏剧。它将给受到各种意识形态的戏剧和各种道德与艺术的不安折磨的战后欧洲摆上祭品。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举着写有〃死亡万岁〃的旗帜扑向火焰，而他们的对手则在只需两个字母〃fe烟的传统旗帜指引下向前冲去。一下子，从被意识形态的蛆和害虫啃了一半的西班牙的尸体中央，突然显现了隆起的伊比利亚的生殖器，它就像一座塞满了仇恨的白色炸药的大教堂那么巨大。埋葬、挖掘！挖掘、埋葬！要重新挖掘！这就是在这个焦急不安的西班牙中产生的内战的肉欲。人们将看到西班牙能受苦、能让人受苦、能埋葬、能挖掘、能杀人、能让人复活。要找寻传统就得扒开土地，要做到重受国家藏在它深处的珍宝的诱惑，就得糟蹋一切。人们会在挖掘特鲁埃尔地区的情人们时使肉体复活，人们会在相互残杀中相爱。总有一天，一位民兵会带着一名十二世纪修女的木乃伊进入一家咖啡馆。他再也不愿跟这个木乃伊分离，将把它作为壕沟中的吉祥物拿走。我的一位老朋友会看到下葬的高迪身体，一根绳子套着他的脖颈，由兴高采烈的一个顽童拖在巴塞罗那的街道上。他可能会补充一句，高迪好像涂了防腐香膏，保存得很好，哪怕他脸色显得不太好。其实，这并没什么可让人吃惊的，因为他已经死了二十年了。在维奇，士兵们每天下午把大主教的头当足球踢……

整个受难的西班牙升腾起一股气味，这是香火的气味、烧焦神甫的气味、受破刑宗教肉体的气味，它混合着私通人群的汗水的强烈气味，并伴随着死神。无政府主义者体验了他们从不相信的梦想。他们走进公证人的办公室，在桌子上大小便。在许多村庄里，人们建立起极端自由的共产主义制度，烧掉了钞票。

内战既没能改变我各种观念的进程，也没能改变它们的升华趋势。它只是更强烈地把整个革命的可怖深嵌在我心上。我也不想成为一个〃反动派〃，因为我像惰性物质一般无所反应。我想仍旧成为达利。在我周围，舆论的旗狗狂吠着，希望我表态：成为希特勒分子还是成为斯大林分子；不，一百次不。我是达利分子，只是达利分子！到死我都是这样！我不相信任何革命。我只相信传统的崇高品质。要是革命有利于某种事情的话，那就是通过它抽搐的痉挛，重又恢复了传统失掉的各种因素。通过内战，人们将重新恢复西班牙特有的真正的天主教传统。大家怀着信仰的骄傲和勇气战斗，无神论者和教徒、圣人和罪犯、挖掘者和埋葬者、刽子手和受难人，全都是如此。因为大家都是西班牙人，来自属于各民族中的贵族的这样一个种族囫。

从战争一开始，我伟大的朋友，〃不幸死亡〃的诗人费德里柯·加西亚·终尔卡就在佛朗哥分子占据的格拉纳达遭到了枪杀，这座城市是他的故乡。赤色分子贪婪地夺走了这一事件，为着他们自身的利益，不择手段地利用它。太无耻了！尤其洛尔卡是大地上最不问政治的诗人。他作为革命混乱的赎罪牺牲品象征而死去了。这三年间，人们并非出于观点而杀人。人们是因个人的理由而杀人，因个性的理由而杀人。在我看来，洛尔卡具有转卖和出租的个性，这尽够使他在所有别人之前被随便哪位西班牙人射杀的了。

他的死和内战的各种反响令巴黎激动不已，这些情况使我决定离开一阵子。我动身去意大利，在我的祖国察看死亡和毁灭时，我则在察看未来之谜、文艺复兴之谜。这场战争过后、显露在天际的欧洲大灾难过后，我应当成为第一位宣布文艺复兴这一词汇的人。

我的意大利之行，被接近我的人愚蠢地解释成是我思想轻浮和我浅薄的一个例证。只有几位密友猜到了，恰恰是在这次旅行期间，我的灵魂投入了一些最严酷和最关键的战斗。我在罗马漫步，手里拿着本司汤达的著作，为我本人也为司汤达，对想重视凯撒的城市的现代罗马平庸的资产阶级深感气愤。新城市的各种都市化的需求毁掉了各个时代真实的活生生罗马的不可思议的神话。人们刚开辟出一条直达梵蒂冈的长长的现代林荫大道；过去要经过一些迷宫般的肮脏小巷，才能面对梵蒂冈的雄伟规模，从而使心灵受到震撼，这种情况不见了；现在人们提前一刻钟就瞥到它了，这就像国际博览会建筑师的可怜头脑构想的那样。

我在罗马度过了漫长的一季，诗人爱德华·詹姆斯邀请我到他家去，他的家在一座花园旁边，据说瓦格纳就是在这座花园里获得他仍b西发尔》的灵感的。我已想到我的幽灵般的《疯狂的特利斯坦河。随后，我移居到古罗马广场的贝纳斯爵士家中，我在这儿度过了两个月；接下来在西西里岛短暂的逗留期间，我找回了一些我的卡塔卢尼亚和非洲的记忆，我画了（非洲印象》。我根本不了解罗马社交界的生活，我的孤独以及加拉几乎就是一切了。我仅仅见过几位难得的英国朋友。葛莉塔·嘉宝由列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陪同，当时正在意大利旅游；一天晚上，我碰到她独自一人参观朱理教皇别墅的伊特鲁里亚博物馆。她缺乏优雅的样子和她相当皱巴的大农让我吃惊，昨夜，在贝纳斯家中有人谈到过她缺少媚态。我不认识她，没向她问好，是她首先非常可爱地朝我微笑，使我不得不低头致敬，接着继续在博物馆里参观。刚一出来，我就发觉她跟在我身后。我特地随意转了几个弯，可我发觉她一直在我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我觉得这种不像真的情形有点太滑稽了。该跟她重聚还是该逃掉？人群这时向墨索里尼演讲的威尼斯广场拥去，夹在骚动的人群中，我们很快就动弹不得了。在阳台上，领袖讲完了结束语，人群在每一停顿时就朝他热烈的欢呼。看到嘉宝满怀激情行法西斯礼，我感到非常惊讶。她坚持不懈地望着我，仿佛在责备我不伸直手臂敬礼、仿佛在责备我太扭捏。终于人群闪出个缺口，她来到距我不过一米的地方，一些大腹便便的罗马人墙挡住了她。嘉宝向我做了个我不理解的手势，拿出一些明信片，从那些举起的手臂缝隙中向我展示它们。我觉得整个这件事就是反常和令人烦恼的。那些明信片表现了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