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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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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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币本位、中央银行之后,金融网络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第三大支柱。



由于晋商贸易网络覆盖面庞大,在交通极不发达的时代,资金往往一年才能周转一次,严重制约了生意的扩大。同时,远程运送现银时间过长,路途也不安全,因此客观上需要一种便捷的远程资金调动方式,这就是票号起家的核心业务:远程汇兑。



最初的汇兑业务只是为了方便。例如,山西平遥的“西玉成颜料庄”在四川、北京、山西等处设立了分庄,北京的亲友要将一笔银子汇到四川,只需将银子交 予北京分庄,然后北京分庄写信通知四川分庄,而在四川的亲友可到当地分号取到银子。没想到这一汇兑模式一出现,立刻引来了大量业务,而且人们愿意为这样的 服务缴纳1%的手续费。颜料庄掌柜雷履泰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潜在能量巨大的商业模式,立刻放弃了传统的颜料庄生意,于1823年前后,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票号 “日升昌”。



鸦片战争前,中国贸易总额就已高达每年3亿两白银,如果其中1亿两白银需要远程汇兑,其利润将高达100万两白银。经?过几年的经?营,日升昌票号 在专营汇兑、存放款业务中获得了巨额利润。据说从道光到同治50余年的时间内,财东李氏从日升昌票号获得的分红竟超过200万两白银。受日升昌票号成功的 鼓舞,山西商人纷纷设立或改营票号,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展。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山西票号基本垄断了当时清朝的汇兑业务,获得了“汇通天下” 的美誉。



票号主要业务是远程汇兑。其发展呈现出由北向南扩张,由山西向四方辐射的基本态势。前期因华北、华中与蒙俄贸易与年俱增,票号依据经?济形势,在内 陆30多个城镇设号200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中期则海陆并重,在边疆和沿海大设分号,京、津、沪、汉成为票号集中的四大中心。光绪前 期,票号的总号、分号已达400多家,构成了一张巨大的金融网络。无论是商业,还是政府,或者私人的资金,最终由于票号快速、安全和便捷的特点,无不纷纷 涌入这个辐射全国的金融高速公路系统。到20世纪初,全国22家主要票号汇兑总金额大约为亿两白银,利润总额约820万两白银,大约相当于清政府 一年财政总收入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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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钱庄:为什么没能发展为国际金融帝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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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的汇兑网络形成了巨大的金融网络优势,在此基础之上,原?本有希望发展成为类似于犹太金融家在西方所奠定的“金融高速公路体系”,从而垄断信用 与资本流通的大动脉。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缺乏地利,没有在国际国内贸易的中心——上海,建立自己的总部,从而使决策远离了最具增长潜力的 贸易金融服务的中心,丧失了主导新兴的商业汇票交易和其他金融市场的机会;二是没有能够创造出类似欧洲的战争债券和国家债券的融资系统,仅仅将业务局限在 汇兑领域,固步自封,最终被外国银行和官办银行逐步侵蚀了作为生存根本的汇兑业务。



金融市场,尤其是形成国家融资的核心力量——国债和各类票据的交易市场,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第四块基石。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票号与钱庄,都没能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使命。



钱庄的起源非常类似于同时代犹太金融家族的主营业务:货币兑换。



世界犹太金融家族的核心力量几乎都能从德国找到他们的源头。德国作为现代金融家族的发源地是有原?因的。从地理位置上看,德国是欧洲东部和西部之间 的连接点,特别是柏林,更是处于欧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枢纽的位置,南来北往,东行西去的客商都云集柏林。因此形成了欧洲的各种货币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从罗 马帝国开始,柏林就是货币兑换的中心。到拿破仑占据这一地区之后,对货币兑换的需求变得更加旺盛。两千年深厚的金钱买卖经?验的积累,与现实货币兑换迫切 的市场需求,使德国成为了犹太金融家族繁衍壮大的天然沃土。



中国钱庄的兴起也不例外。自明代确立银本位后,一直实行银两与铜?钱并行的流通局面,银两与铜?钱之间的比价随行就市。由于银两价值过高,对于普通 老百姓来说,在市面上直接使用银两购买商品价值太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铜?钱是真正流通的货币,而银两则主要用于大额交易、官员俸禄、兵饷和财政税收 等。同时,银两本身也非常复杂,各地银两重量不等、形状各异、成色不均,再加上各种外国银元的大量涌入,形成了巨大的银钱兑换和银两成色评估等业务需求。



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后,上海作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交汇之处,其货币兑换的需求更为迫切,以宁波…绍兴…上海为中心的宁绍帮钱庄就应运而生 了。为解决国内商人银两的折算和外国商人带来的银元计价问题,从1856年起,上海钱庄业开始采用一种虚拟的银两记账单位,名叫“规元”。这一发明,极大 地便利了各地商人的商业记账。



除了货币兑换的基本业务外,宁绍帮的钱庄业充分利用了上海国际国内贸易中心的优势,创造性地发展出中国特色的商业汇票体系,在内外贸易之间,将外国金融资本和中国的贸易市场,整合成一个灵活而有效的平台。



五口通商之初,洋行进入上海采购中国土特产并销售外国工业制成品。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就是对中国的供货商和采购商缺乏商业信任。采购中国商品 担心付款后收不到货,销售外国产品害怕发货后收不到款,这种情形与13世纪意大利商人所遇到的问题完全一样。宁绍帮的钱庄抓住了这一巨大的商业机会,创造 出了“庄票”这一汇票工具,从而大大促进了国内国际贸易的迅猛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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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钱庄:为什么没能发展为国际金融帝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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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票在19世纪前期就已经?在上海出现了,但当时的庄票从本质上看就是银票,“庄票者,钱庄因放款或商家之请求,而发出之无记名式,付款与持票人之票据也”。它的主要特点是即时性,而不是商业汇票中的以真实贸易为基础的延期支付。



真正的商业汇票在时间轴上拉?长了支付期限,同时可以贴现,所以当商业汇票被作为支付手段时,在其期限之内,相当于扩大了信用的规模。最重要的是,它是以真实贸易为基础的信用扩张。



商业汇票的本质,就是以贸易为抵押发行的短期贸易货币,这有别于以债务为抵押发行的债务货币。商业汇票构成了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最重要的信用扩张手 段。而后陆续出现了以国家债务为抵押的殖民资本主义的信用扩张、以工业债务为抵押的工业资本主义信用扩张和以个人债务抵押为主的后工业化时代的信用扩张。



宁绍帮所发明的庄票是由华商向钱庄申请“以贸易为基础”的5~20天兑现的汇票,采购洋行货物时,即以庄票支付。洋行一般不信任华商,但对于钱庄, 特别是有实力的钱庄,还是相当认可的。其原?因在于洋行普遍采用的洋买办制度。洋买办不仅对当地钱庄的实力非常熟悉,而且一旦出现意外必须承担无限责任。 如果到期华商不能支付货款,则钱庄负责向洋行垫支,然后钱庄再去找华商算账,也可以由钱庄向洋行直接支付,再向华商收款。这样一来,洋行的货好卖了,钱庄 签发的庄票是要收利息的,于是扩大了钱庄的利润并增加了新的业务。华商则获得了短期融资,扩大了业务量。这是一个三全其美的金融创新。而且,这些庄票的持 有人可以在很多钱庄或外国银行进行打折贴现,随时得到现金。



当汇丰银行进入上海时,它面临的是一个外国银行与当地钱庄并存的格局。外国银行的优势在于资本雄厚,完全控制了国际汇兑业务。而钱庄的优势在于了解 市场,占据着对内贸易签发商业汇票的信用中介地位,特别是基于国内货币制度的银钱兑换基础业务利润丰厚,无可替代,因此也能占有一席之地。



既然汇丰银行有一统金融江?湖的雄心壮志,就必然会以其实力将当地各路金融诸侯降服。当横扫其他外国银行的汇票大战以汇丰完胜结束后,它将关注的重 点转向了本土钱庄。由于汇丰能够以很低的成本拉?来中国富人们的存款,加上鸦片贸易融资所获得的高额利润,到19世纪末,其资产总额已高达亿港元,建立了 远东首屈一指的金融霸权。汇丰充分利用了自身资金雄厚的优势,开始大规模使用拆票的办法来控制钱庄的资金。



由于钱庄自有资本有限,对于吃下更多的商业汇票蛋糕,心有余而力不足。汇丰银行正是看准了这一弱点,才将廉价的多余资金拆借给上海的钱庄,钱庄只需 将庄票作为抵押交给汇丰,就可以得到信用贷款。因此,上海钱庄纷纷向汇丰银行大量拆借资金。汇丰也可以直接收购市场上已经?被打折过的庄票,进行再贴现, 利用存款与再贴现之间的息差获得收益。各钱庄在打折收购其他钱庄的庄票后,本可持有到期获得收益,但为了加快资金周转获得更多利润,只要汇丰出价合适,就 毫不犹豫地把这些庄票转卖给汇丰,将利润落袋为安后再去做新的贴现买卖。



如此一来,虽然上海的钱庄可以获得汇丰的资金将生意做大,但同时也由于资金来源受到汇丰的控制,而不得不变为汇丰的附庸。汇丰银行可以通过拒绝拆票 或提高拆息来紧缩银根,也可以调高再贴现率,即对钱庄想转卖给汇丰的庄票进行深度打折,使得钱庄无法获得两次打折之间的利差而无利可图,从而迫使他们减缓 或停止第一次贴现行为。这将导致全体钱庄由于商业汇票周转放慢,而不得不减少对贸易的融资。最终的后果就是,资金匮乏导致华商无法收购茶农、丝农等土特产 品,农民和手工业者被迫降价出售自己的劳动成果。而此时,汇丰背后的洋行股东们“正好”能够廉价吃进,然后在国际市场上高价抛出,获得丰厚利润。



胡雪岩所代表的中国金融势力在与外国金融势力进行殊死抗争时,汇丰银行可以通过拧紧货币供应的水龙头,制造银根紧缩,轻易打垮一切贸易抵抗联盟的反抗。



在汇丰银行把持着清帝国中央银行大位的情况下,任何本土的金融机构都不可能发展成为足以挑战国际银行家核心战略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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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导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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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明治维新能成功,而洋务运动会失败?



为什么日本没有洋买办阶层?



为什么外国银行携强大资本登陆日本,最后几乎全军覆没?



为什么日本能够守住自己的金融高边疆?



历史给中国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忆,也为后来的中国人提出了许多非常尖锐的问题。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以及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国带来的刺激和纠结,远比败于大英帝国更令国人抓狂。



日本金融的历史,远比大多数中国人想象的更久远、更先进。三井家族的金融从业经?历,比英格兰银行还早10年,比山西票号早了100多年;日本现代 银行体系的建立,比中国领先了30多年;日本中央银行的成形,比中国早28年;日本的统一货币日元,遥遥领先中国的法币70多年;日本在亚洲最早确立了金 本位的货币基石;日本的金融网络,完全控制了本国的经?济体系;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帮助本国贸易商一举夺回了定价权。



日本成功地守住了金融高边疆,击退了外国金融势力的染指,这正是日本明治维新得以成功的关键前提。



日本最终发现了银行信用的秘密,在金银货币有限的情况下,以金融的高倍杠杆,充分调动起全国的资源,撬开了近代工业化的大门,而工业和贸易创造的惊人财富,驱动着日本经?济的车轮驶入了世界强权的快车道。



反观中国,以汉冶萍钢铁联合公司为典型代表的洋务运动,却在极端恶劣的金融生态环境中艰难生存,尽管具备着关键的先发优势和良好的资源条件,却最终断送在日本手中。



历史的经?验表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制高点,金融高边疆是现代国家的第二国防!



王政复古与金钱崛起



1867年12月26日深夜,寒风瑟瑟。在日本京都三井家族的庄园里,家族掌门人三井三郎助正襟危坐,在他的旁边是一个装满金银的木箱。仆人们屏住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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