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北四行”联合准备库副主任钱永铭等大银行家，以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两家最大的华资银行代表，汇集了 当时中国金融业几乎所有的头面人物和大机构代表。
上海的银行与钱庄，于4月1日～4日，向蒋介石提供了300万银元的财政援助。4月8日，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得知江？浙财阀已给蒋介石提 供了300万银元，但条件是，“坚持除非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员，否则他们就不再给他支持”。银行家毕竟是商人中的最高境界，虽然给蒋介石画？了 个6000万大洋的大饼，但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付，只有把活儿干漂亮了，才会接着给。
蒋介石拿到这笔钱后仅一周，就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四一二”政变！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工人、农民和左翼人士。
蒋介石提出了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口号，银行家觉得很“给力”，马上又向蒋介石提供了700万银元。一时间，大 江？南北，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蒋介石用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头颅？，为自己投靠国际银行家势力集团缴纳了一张血淋淋的“投名状”！
蒋介石的“再融资”
此时完成“项目考察”和“一期融资”重任的虞洽卿退居幕后，“蒋介石项目”的投委会主任，换成了江？浙财阀中生代的代表陈光甫。陈光甫早年毕业于美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回国后不久创办了在中国金融史上独树一帜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1915年吸收的存款万银元起家，到1933年达到存款 3330万银元的惊人规模，堪称金融奇才。
另外，陈光甫与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关系密切。陈光甫在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时候，一共募集到7万元股本，其中孔祥熙就有1万银元的股份，宋家以 宋老夫人倪桂珍的名义也投了5000银元，北伐之前，孔祥熙就多次写信给陈光甫，邀其南下。有了这层关系，陈光甫俨然成为蒋介石最倚重的银行家。
陈光甫不辱使命，发动“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专门替蒋介石承销公债，为严重缺钱的蒋介石进行大规模融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国 库券”。当时打着“国民革命”旗号的蒋介石政权，为了凸显其“革命性”，继承以前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政策，在洋人控制的海关关税5％ 之上，另行加征的附加税，也就是所谓“二五附税”，以期保护民族工业。当然，在洋人同意之前，这个“二五附税”还只是一句口号，但是这并不妨°；？银行家把 这笔“莫须有”的未来收入作为抵押，来发行蒋介石政府的公债。
上海金融界、工商界认购“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是为了“防范军阀与共产党”。他们在政治上，选择了南京国民政府，并在经？济上支持蒋介石。债 券的发行明定还本付息，确立政府债务信用。为了监督发行公债所得资金得到合理运用，江？浙财阀还专门成立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主 任由江？浙财阀的另一巨头、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李馥荪担任。这个基金保管委员会加强了蒋介石和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的合作关系。
“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的发行总额为3000万银元，月息七厘，从同年7月起，分30个月摊还。这笔公债由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及江？浙两省共同 负担，此外加派两淮盐商300万银元。在所有认购蒋介石政权公债的人士中，江？浙财阀占了8成，其中，中国银行承购的数额最多。
中国银行的总经？理是另一位金融奇才张嘉？h。张嘉？h早年就读于日本庆应大学，1914年，年仅28岁就当上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在张 嘉？h的领导下，中国银行拒绝与北洋政府合作，向江？浙财阀各大银行、交易所、大企业募集股本金近600万银元，于1923年买下北洋政府的500万银元 官股，将北洋政府的股份挤出了中国银行的体系，使中国银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完成了中国银行的私有化。
声名大振的张嘉？h与上海金融界的实力派人物李馥荪、陈光甫等人成为莫逆之交。为使上海银行界同行联合对外，他发起成立由各行经？理参加的星期五聚 餐会，借以交流金融信息，联络感情，交换意见。张嘉？h利用这个聚餐会，广交朋友，分析各种信息，传播科学的经？营方式，很快打开了局面，使得这个聚餐会 逐渐扩大，后来演变成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银行公会以三个人为核心，即为蒋介石融资最多的张嘉？h，组织融资的总负责人陈光甫和监督资金去向的李馥荪，三人 关系密切，被视为江？浙财阀的“三鼎甲”。
1927年4～5月，仅仅两个月间，蒋介石就获得了4000万银元的融资，大大超过整个国民政府在1924～1927年间从苏联获得的3000万金卢布的资助。蒋介石的“投机生意”，看来大获全胜了。
他“剥离”了国民党内苏联和共产党的“危险资产”，拉？来了规模更大、更有背景的风险投资——江？浙财阀及其背后的国际银行家。然而，他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就是依然受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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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汉合流”背后的“资本重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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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9日，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汪寿华收到杜月笙派人送来的一份请贴，邀请汪寿华4月11日到杜公馆赴宴，有要事相商。 汪寿华因为与青洪帮常打交道，认为“他们还讲义气”，就决定前去赴约。4月11日晚上8时许，汪寿华来到杜公馆后，一阵不祥的预感忽然涌上心头，杜月笙并 没有出现。周围逼近的打手，目露杀气。汪寿华暗叫不妙，转身想走，已然来不及了。几个打手一拥而上，手法娴熟地将其打？？在地，干净利索地装进一只麻袋， 塞进汽车运到龙华郊区活埋。
紧接着，12日凌晨3点，杜月笙手下的青帮流氓配备了手枪，组成有特定攻击目标的分队，穿着有“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装，乘车冲出青帮大本营法租界。 同时，几百名白崇禧部队的士兵也同样伪装穿过公共租界，分赴闸北、南市、沪西等处，袭击了南市工人纠察队的驻地。二十六军周凤岐的部队在晚上已进驻靠近工 人纠察队集结地和总工会总部的阵地，这时借维持秩序，调节冲突之名，将工人纠察队强行缴械。
当天中午，上海市总工会发动全市工人总罢工，游行示威抗议暴行。结果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向游行“国民”开枪，大屠杀开始了。两天之 内，300名工人被杀，500人被捕，5000人“失踪”。随后，在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广东、常州等地发生大规模血腥镇压，大约25000名共产党 人和左翼人士被屠杀。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公然背叛了国民革命。
消息传到武汉国民政府，立刻引发了一场政治大地震。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宣布立刻解除蒋介石的一切职务，开除其国民党党籍， 并下达通缉令，捉拿蒋介石。这时的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着一个重大战略抉择：要么继续北伐，消灭依然盘踞在黄河流域和华北、东北的北洋军阀；要么东征讨蒋，国 民革命将面临分裂。
武汉政府下属的实力派军人们，比如唐生智、张发奎，大都与蒋介石存在派系矛盾，因而力主东征讨蒋，希望趁机除掉蒋介石，吞并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而苏联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周恩来则主张继续北伐，待打倒北洋军阀后，再掉转枪口收拾蒋介石。
鲍罗廷认为：“我们现有的兵力不可能东进……？东进不仅将促使蒋介石与帝国主义乃至北方军阀公开结盟，而且我们将会被打倒和消灭。”【22】
鲍罗廷的顾虑是有道理的。
就军事形势而言，武汉政府处于四面楚歌的不利境地。北面是虽败未垮的直系军阀和实力依旧强劲的奉系军阀，东面最富庶的省份被蒋介石及其同盟桂系李宗 仁的军队所占领，南面两广则是被桂系和亲蒋的李济深所把持，上述这些敌人都在磨刀霍霍，随时准备扑上来。而武汉政府统帅下的军队，大都是出于一些现实考虑 才站在武汉政府一边，他们或是需要武汉政府的粮饷供给，或是因为与蒋存在派系矛盾和野心冲突，但事实上，他们大都认同蒋介石的反共“清党”，只要价钱谈 拢，随时可以像蒋介石一样出卖革命。真正能够与武汉政府同呼吸、共命运的只有叶挺的一个师。
至于经？济形势，那就更加困难了。事实上，武汉方面也在争取上海金融界与工商界的支持。武汉国民政府曾于3月27日特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到上海，全权 办理财政事宜，电令所有江？苏、浙江？两省财政均归其主持，凡一切税务及向中国商界银行筹款事宜，必须由财政部长统一管理。【23】宋子文于3月29日抵 达上海，第二天即和蒋介石协？商统一江？浙财政事宜。然蒋介石已先一步和上海金融界与工商界建立关系。31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建立了“江？苏兼上海财 政委员会”，由上海金融界大佬负责具体事务。结果，宋子文到上海后，工作竟一时无法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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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汉合流”背后的“资本重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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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政变之后，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彻底？？脸，宋子文的人身安全都一度受到威胁，更遑论为武汉政府融资了。最后连宋子文本人也被孔祥熙、宋霭龄夫妇策反，投靠了蒋介石。
随后，蒋介石于4月18日正式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公开否认武汉政府，进而于28日发出公告，声明将与列强一起对武汉实施经？济封锁。把持着中国 金融命脉的江？浙财阀已经？一屁股坐到了蒋介石一边，切断了对武汉国民政府的一切融资渠道，上海的银行、钱庄、票号全部停止向武汉汇款，坐等武汉政府倒 台。
此时武汉的物价已经？上涨到天文数字，武汉政府所发行的各种币券、信用一落千丈。政府每月收入不过150万银元，支出竟达1300万银元！全市失业 人口及家属已超过总人数的1/3，加上各省前来投奔武汉的革命者、避难者，以及几次战役的伤兵数万人，整个武汉政府已经？到了四面楚歌、风雨飘摇的危急时 刻。
武汉方面，不管是苏联、中共，还是汪精卫，事实上都把宝押在了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身上。
冯玉祥是一位典型的燕赵壮士，初时是在外国传教士的怀抱里教养长大的，在成为军阀后，他命全军受洗信教，以基督教赞美歌为所部军歌，以基督教教条为 蓝图制定军规，因而被世界舆论称为“基督将军”。然而，这位基督将军却凭借善变和对时机恰到好处地拿捏，获取了西北的地盘。1924年，他发现苏联人很慷 慨地拿东西补助他人，便投奔了苏联的怀抱。
现在，冯玉祥在1600万金卢布和军火的培植下，雄踞潼关，虎视中原？，静候在中国政治天平发生倾斜的关键时刻，投注自己的筹码。
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1927年6月，冯玉祥与汪精卫举行郑州会议。在会上，汪精卫列举了蒋介石的种种恶行，企图说服冯玉祥反蒋。开出的价码是，以武汉国民政府的名义把 河南、陕西和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部交给他。冯玉祥当然不傻，上述三地已经？在冯玉祥国民军的实际控制之下，汪精卫的价码等于只是事后加以背书，冯玉祥 并没捞到什么实际好处。看来在汪精卫那里是榨不出什么油水了，那就挤挤蒋介石这块老橘子皮，看能不能拧出些许橘汁来。
于是郑州会议结束仅仅一周，冯玉祥就于6月20日与蒋介石举行了徐州会议。在会上，蒋介石敦促冯玉祥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并厉行反共“清党”。蒋介石 开出的价码是，从1927年7月起，每个月给冯玉祥所部250万银元的津贴。会议结束后，蒋介石立刻返回上海落实这笔款子。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尔敦爵士在 6月30日的报告中说，在6月份的最后两个星期，上海曾出现一次大规模的集资活动。他推测这正是为了执行蒋介石资助冯玉祥，以取得冯玉祥的支持，反对武汉 国民政府的徐州协？定。【24】
获得江？浙财阀支持的蒋介石果然出手不凡，每个月250万银元的数额远远超过了武汉能够开出的价码。每个月250万银元！这就像是有人在冯玉祥面前 念出了“芝麻开门”的咒语，一个巨大到超乎想象的宝藏出现在冯玉祥眼前。冯玉祥不假思索，立刻决定扔掉金卢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