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 第40部分

我之所以会对英国人推心置腹，是因为需要他们支持或至少保持中立，以便推行自己的计划，向东姑证明扶持任由他摆布的林有福政府上台是愚不可及的。我告诉穆尔，我打算在新加坡选举中全力打垮林有福和人民联盟，让东姑和敦拉扎克看清他们非跟人民行动党进行政治交易不可。我准备在马来西亚协议于2月间在伦敦签署之后，并在1963年8月落实之前，立即在新加坡举行选举，以选出在联邦国会里的15名新加坡议席代表。我会把现有51个选区三四个拼成一个，划定15个选区。相信巫统会赢得一席；其余14席，人民行动党可能赢得8席甚至9席，比社阵多。

我也告诉穆尔，敦拉扎克和陈修信要在新加坡加强联盟实力的行动毫无进展。他们犹豫不决、不晓得往后该怎么办，但无疑是想教训人民行动党。例如，《海峡时报》刊登评论说，编辑们知道新加坡政府接受不了他们，这只能意昧着他们获得东姑的全力支持。这是他们向我宣战，时机适当我会报复。还有，吉隆坡要控制新加坡的广播和电视，虽然双方已经同意新加坡自行负责有关的行政工作和每天的节目。他们的目的是要约束新加坡政府的政治能力，尤其是在选举时期。与此同时，陈修信决心显示财政方面他说了算，代表联邦政府索取高于双方所同意的税收百分比。在组织共同市场方面他处处为难我们；有关决定只好推迟，让专家们去研究。

11月27日会见兰斯多恩勋爵时，我把在合并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坦率地告诉了他。在征税方面，新加坡完全同意掌管财务是联邦的责任，却不能同意让吉隆坡来征税，然后才把应得的份额拨给我们。必须由新加坡来征税，然后把联邦应得的份额交过去，否则我们会受到冷落。至于新闻和广播的控制权．任何政府要同人民沟通，这是最重要不过的。在联邦手中，处理华人问题的手法将欠敏感，会犯严重错误，造成政治上的重大失误。我追述了东姑的一个例子，说明他在印度的时候如何给自己制造了麻烦。1962年发生的中印边境战争，谁对谁错很难判断，他却谴责中国是侵略者。有人指出这对马来亚华人的影响很坏，只有在这之后他才改变所用的词语，把争端说成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印度民主党派之间的问题。

提过其他争议点之后，我告诉兰斯多恩，我跟东姑的个人关系不错，政治上他却要让更合自己口味的人控制新加坡。接着我解释了要选出我们在联邦国会的15个议席代表的打算。他担心这样做东姑可能有反应。我说东姑不会高兴。但是哪怕他感到非常不满和失望，也会因此了解他在新加坡培养的人政治上完了，无论他怎么照顾和公开支持他们，都不可能使他们复活。兰斯多恩促请我开诚布公地跟东姑谈这些事情，以便改善彼此的关系。我说我很想这样做，可东姑这人就是不能开门见山地谈。跟他谈话，他往往会支吾其词，打趣收场，不了了之。

当时我所发挥的对英国人至为重要的影响，反映在穆尔12月5日写给殖民部的华莱士的一份报告里：

〃他让新加坡同联邦合并的计划，是以假定能跟东姑作出工作上的安排，让联盟政府接管在新加坡维持治安的责任，而人民行动党将掌管新加坡的州政府为基础的。这个计划的前提是，东姑愿意跟他进行政治交易。〃

〃他急于在马来西亚计划落实之前举行选举，因为到时他仍然全面控制着政府机构，特别是警察和广播……李光耀说过，他情愿在东姑同意下举行选举。他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跟东姑宣战，但是认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证明联盟不能指望在新加坡赢得政权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东姑不同意在1963年8月31日之前举行马来西亚选举，李光耀声称，他可以根据新加坡的法律举行选举。不管是否合法，这会在政治上产生必要的冲击。他要求我们对他要在1963年8月31日之前举行选举的想法严加保密，尤其是不让联邦任何人知道……

〃李光耀说，兰斯多恩勋爵、薛尔克勋爵等人劝东姑基于自身的利益同人民行动党进行政治交易，他非常感激，认为我们做到了他单独做不到的事……任务是艰巨的，尤其鉴于东姑非常不信任李光耀，而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内部保持政治稳定的最大希望，仍然在于两人是否能做出有效的工作安排，否则新加坡不是出现社阵政府，就是在社阵因党人被逮捕和放逐而被摧毁的情况下，出现一个敌视联邦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李光耀反对吉隆坡的马来人，公开争取华族沙文主义分子的支持。联邦政府是否全面了解后一种局面的危险性，我有所怀疑。他们也许认为，作为同僚，李光耀极难应付。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但是联邦政府将发现，作为对手，李光耀的危险程度会大得多。〃

幸好英国人了解我的观点并且同情我。他们看出吉隆坡管辖联邦华人的那一套在新加坡行不通。新加坡华人是吓不倒的。他们习惯了英国殖民地的那一套，从没受过马来人的统治，采取强制策略肯定会引起暴力反抗。我需要英国人的支持，以便在伦敦通过〃枢密令〃颁布新加坡州宪法的方式，让我能在新加坡举行15个议席的选举。

就在穆尔提呈报告后三天，形势出现了新的一面。12月8日文莱爆发叛变活动。自称为〃北婆罗洲国民军〃，声称实力多达3万人的武装叛军攻占了诗里亚石油城。英国迅速做出反应。两连辜加兵和300名英军空运到文莱，随后是两个营的其他部队。英军迅速收复诗里亚，打死了一些叛军，俘虏了5o0人。与此同时，机灵的英国籍警察总监把文莱市内的第一批叛军包围在自己的网球场内，不让他们行动以免再制造麻烦。48小时内叛乱便以失败告终。辜加兵和英军收复诗里亚之后，扫荡行动跟着展开。

社阵发表愚蠢声明

但是就在叛乱消息传开后，社阵发表了愚蠢的声明，欢呼这是反对殖民主义的民众起义，值得所有真正的反殖民主义者给予支持。声明宣布新加坡和联邦两地政府不反对英国的话，就会受到谴责。作为未来事态发展的前兆，马来亚政治部逮捕了50人，其中多数是华人，包括马来亚人民党的组织秘书；新加坡逮捕了同这个集团有联系的当地亲社阵的人民党的三名成员。为了显示团结一致，我们要跟马来亚一起采取行动。

但是文莱叛乱牵涉的范围大得多。东姑于12月11日在联邦国会发表讲话时，提到了阿扎哈里发动叛乱所获得的财政支持。东姑说，阿扎哈里跟好些马来亚邻国的人有联系。他指的是印尼。印尼国防部长纳苏顿将军已经宣布，文莱起义后，他的政府将更为关注接近英属婆罗洲的地区。印尼总统的政党印尼国民党已经表明支持文莱人民党，支持显然来自苏加诺。

英国人深知个中的危险，应付阿扎哈里显然比应付背后支持他的人简单得多。英国驻文莱最高专员丹尼斯·怀特爵士深信，叛军有把握获得印尼的协助，否则不会进攻林梦（地理上林梦位于文莱中间），因为林梦是英国殖民地沙捞越的一部分，英国肯定会反击。他相信印尼人正在鼓动叛军，作为破坏马来西亚的手段。他指出，这场叛乱绝非报上所说那样是可笑的非专业行动。它在最初几个阶段是成功的，尽管基于种种原因，准备得并不充分。叛军占领了好些警署，夺取了许多武器，攻占了电力站，切断了电力供应，并扣留了英国专员的秘书，在林梦俘虏了英国驻扎官夫妇和其他欧洲人。幸而英军和辜加兵迅速开到，才把局面扭转过来。

东姑公开表示怀疑之后数天，苏加诺加以证实。苏加诺说：〃那里（文莱）发生的事情跟新兴力量的斗争分不开，我们站在进行斗争的人民一边。〃几天后苏加诺在雅加达发表现场广播，呼吁印尼人支持叛乱。他说，不支持的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印尼人民在烈火中诞生，曾为争取独立受苦受难，同情为自由而战的人们是天经地义的，不像获得帝国主义恩赐独立的其他国家（指马来亚）那样。东姑回应时指出，尽管文莱叛乱现在结束了，印尼政府和政治领袖仍然在发表激烈的演讲，目的显然是要煽动婆罗洲三邦的人民反对当地的政府，这会导致大灾难。

接着双方展开了舌战。印尼人再度对他们魅力十足的领袖的豪言壮语做出反应，通过演说和媒体鼓动公众的情绪，以便引发示威行动。这是苏加诺策略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久前雅加达要求荷兰归还西伊里安（新几内亚岛西部），证明这项策略收效。现在他需要另一个问题来吸引群众的注意，转移他们对经济困难的视线。12月23日数千人聚集在雅加达独立广场，焚烧两具模拟像：一具是西方人的；另一具是个马来人，头戴宋谷，架着一副角质眼镜，那就是东姑。印尼人以支持文莱、沙捞越和北婆罗洲独立为表面理由，正准备发动反对马来西亚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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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冷藏与最后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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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逮捕当晚我写信给林清祥，表明同意让他到印尼或他所选择的其他地方去。我说，他跟其他人不一样，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目的，从没瞒过我。1958年他曾经在樟宜监狱里告诉我，如果他在新加坡会妨碍我争取赢得下届选举，他准备离开新加坡……做出这样的表示对安全没多大害处，我认为是有必要的，所以向报界发表了这封信。

文莱叛乱爆发五天后，内部安全委员会应东姑的要求召开了紧急会议。我在会上说，我了解东姑的立场：文莱的事态发展使对付共产党人的行动势在必行，社阵发表支持叛乱的声明提供了机会。但有关行动给人的印象必须是：为了捍卫所有即将加入马来西亚的地区。我不能以英国傀儡的姿态出现，我要给人以同马来亚合作的印象。

定于12月16日凌晨展开的逮捕行动，后来由于东姑改变了逮捕两名联邦议员的主意而取消了。但是事情还没了结，因为社阵领袖还在煽动情绪。在社阵的新年献辞里，林清祥说，马来亚正在走向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的道路。李绍祖医生说，文莱的斗争将继续下去，直到人民重新获得自由。他们把破坏马来西亚计划的希望寄托在文莱叛乱和印尼反对马来西亚上面，这些声明肯定会刺激东姑要求采取行动。东姑正在变得不耐烦。他告诉英国人说，除非逮捕新加坡的亲共分子，否则他将取消整个马来西亚计划。穆尔多次找过我，敦促我采取行动，他认定这是实现合并的唯一办法。这一点叫我怀疑，但是英国人比我更有条件了解东姑的真正意图。我和同僚们讨论后得出结论，我们冒不起忽视他的论点的风险。于是定名为〃冷藏行动〃的保安行动，定于1963年2月2日进行。

当天370名警官在新加坡准备行动，另有133名马来亚警官在柔佛州警察野战部队的营房待命。前一天的晚上，内部安全委员会在吉隆坡的会议上批准了这个行动。（我们从逮捕名单中删除了六个社阵议员的名字，因为东姑仍然反对逮捕两名搞颠覆活动的马来亚国会议员。）第二天凌晨三点，65队人员到新加坡各处逮捕169人，只找到115人，其余都不在他们预料能被找到的地点。追捕共产党人总会遇到这个问题。他们知道自己处境危险，不断改变过夜的地方。

逮捕行动展开后没有发生暴乱，没有流血，没有实行宵禁。人人都料到会有大逮捕，公众了解共产党人是自找麻烦。对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严重的挫折。这次行动抓走了他们搞统战最有经验的一些领袖。从此只有让更多领袖从地下冒出来，他们才能恢复实力，而是否有时间在更多人被捕之前建立同基层的联系，他们又没把握。过后我密切关注他们是否派人填补空缺，却看不到迹象。他们不愿或无法让更多干部出面搞统战工作。

经内部安全委员会同意，大逮捕当晚我写信给林清祥，表明同意让他到印尼或他所选择的其他地方去。我说，他跟其他人不一样，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目的从没瞒过我。1958年他曾经在樟宜监狱里告诉我，如果他在新加坡会妨碍我争取赢得下届选举，他准备离开新加坡。林清祥不是个共产党里的重要人物，却是个重要的煽动家。做出这样的表示对安全没多大害处，我认为是有必要的，所以向报界发表了这封信。不出所料，他不接受，他不能被看成一个离弃自己同志的人。但是在政治上我达到了目的。这封信也向马共全权代表发出了信号，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我对过去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有一定的规矩，也守信用。我没说的是，希望他们也这样做。全权代表知道我晓得他有锄奸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