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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跟外祖父蔡金鼎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外祖父没受过正规英文教育，也不曾同英藉船长或华族糖王打过交道。他出身低微，1865年诞生在新加坡一个来自马六甲的福建人家庭里。他是经过一番刻苦奋斗，省吃俭用把钱储蓄起来之后，看准时机，投资在树胶和房地产而致富的。
他连续娶过三个妻子。头两个先后谢世，第三个就是外祖母梁亚顺。她是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健壮的客家妇女，来自荷属婆罗洲的坤甸。外祖母日常讲的是客家话和印尼马来语。她跟外祖父结婚时，是个育有两个孩子的年轻寡妇。她的第一个丈夫，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不久逝世。她总共给蔡家生了七个孩子，在1935年离开人间。外祖父则于1944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撤手归西。
我母亲是这桩婚姻的最早结晶。1922年在她15岁结婚时，两家的财力还算不错，她甚至有个小丫环陪嫁，作为嫁妆的一部分。这个丫环的工作，包括服侍女主人洗澡洗脚，同时给女主人穿鞋脱鞋。等到我四五岁开始懂事时，所有这些财富的象征，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而我早年的美好记忆，却残留在我的旧照片中……我穿着从英国进口的过度讲究的西式童装，或是坐在价钱不便宜的童车里。
外祖父在直落古楼的住家，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大浮脚楼，分成两部分。他和第三个妻子所生的孩子全部住在这座浮脚楼里。我母亲作为长女，跟父亲和五个孩子占用了一间大睡房。
我不肯用功读书，父母亲很担忧。于是母亲给庆喜舅父一项任务，要他每天监督我准备隔天的功课。这样，每星期三次，晚餐过后我就得跟他一起坐上一个小时。就连当时的我也觉得在几个舅父当中他最没有学问，可是居然奉派来监督我做功课，那是多么荒谬啊。我也说不出这样的监督对我有什么好处。可是他毕竟是唯一有空的人，而且又是我舅父……华裔家庭通常是很讲究辈分的。
在一个传统的华裔家庭里，结了婚的女儿，同丈夫和子女住在外家，通常不为社会所容。因为女儿的子女属于外孙，不能成为外家的成员。不过，在来自马六甲的土生华人当中，女儿住在娘家却是常有的事。外祖父一家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的家庭是一个相当快乐的大家庭。大家和和睦睦地住在一起，有时也免不了会发生摩擦，那多数是由孙儿们的顽皮和吵架引起的。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同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和七个表弟妹一起长大的。由于他们年纪比我小，因此我经常去跟邻近村落的华族渔民和马来人的小孩玩游戏。这个村子就在外祖父住宅对面的一条小巷里，有二三十间用亚答叶或锌板盖顶的木屋。平日，村里的渔民在大约200米外的实乞纳近海捕鱼。捕了一天的鱼后，他们会把缀上一个个软木浮子的渔网挂在我家后面的空地上晒干，然后用一种深褐色的液体染渔网。这种液体是用一种红树的皮榨出来的。
小时候，我们取乐的方法很简单。我们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体光滑的〃叩头虫〃。这种虫的习性很怪。当你把它放在火柴盒上按它的背时，它便会磕头似地敲响火柴盒，发出〃托托〃的声音。我们的乐趣就在看谁的〃叩头虫〃发出的〃托托〃声最大。然而我们的时间却大部分花在比较粗野的游戏上。
我们斗打架鱼。我们通常在樟宜路两旁的浅沟里抓打架鱼。抓鱼时用的是一种用柳条编制的〃畚箕〃。筑路工人用它来搬运泥土，我们却用它来抓鱼，然后把鱼装进玻璃瓶子里。打架鱼身长25毫米到40毫米，呈深红和紫色，一被激怒就把鳍张开，展现出耀眼的红、橙、蓝三色，异常美丽。我们把两个各装着一条打架鱼的玻璃瓶并排放在一起。两条鱼一触目，搏斗的本能便引发出来了。接着，它们仿佛跳起战舞，拍打着鳍，摆出准备战斗的姿态。这时候，我们便把这一条倒进另一条的玻璃瓶子里，让它们厮杀到其中一条惨败而逃，在惊慌失措中，身上耀眼夺目的色彩顿时消失。打胜的那条鱼的主人，把打败的那条当战利品，其实并没有什么战利品可言，因为它全身伤痕累累，不但鳍被咬断，连身上的肉也一大块一大块被咬掉。经此一败，它的战斗精神很难恢复过来。
我们也斗风筝。我们用两根细长的竹片和特别的风筝纸，自己制作互斗用的风筝。要做一只轻盈而能操纵自如，又均衡得当，不会侧向一边的风筝，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我们把风筝线拉在两根木杆之间，把掺了碎玻璃的浆糊小心地涂在线上。碎玻璃越粗糙，越呈砂砾状，涂在风筝线上时，就越有可能割破自己的手指，也越有可能割断对方的风筝线。斗风筝的目的就在于此。断线的风筝飘落地面时，谁捡到就是谁的。后来，我在剑桥大学念书时，才得知罗马法把这样的风筝称为〃无物主的财物〃。
我们比赛陀螺。陀螺是从店里买来的，最贵的一种用硬柚木制成，经得起对手陀螺的撞击，不会留下任何深凹痕。为了增强陀螺的防卫力量，我们用铜制图钉给陀螺的外表钉一层装甲，使它能挡住对手的攻击。
我们也比赛弹子。在一片坚实的沙地上，我们挖三个排成一线的洞，以便轮流把弹子弹进每一个洞里。比赛的时候，是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把弹子放在适当的位置，然后用右手食指把弹子弹出去。你也可以攻击对手的弹子。如果弹子靠近洞口，你尽可以用自己的弹子大力把它撞开，最好是把它撞破。便宜的弹子通常是用灰泥做的，也有用水泥和石膏混合做成的。这种弹子一经撞击，很容易裂成两半。只有贵的那种，是用坚硬的石块或是真正的大理石做的。
这些游戏，能培养一个人的战斗精神和争取胜利的意志。我不晓得这是否为我日后从事政治活动预先做好准备，但这对于一个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种很好的训练。何况我们并不软弱，也未被宠坏。当年我没有花哨的衣服和鞋子，今天我的孙子却样样有。他们所穿的轻便运动鞋，仿照成人所穿的最新款式，鞋后跟还装上电池和灯泡，能够发出绿色、琥珀色和红色的闪光。我这一代人所穿的是简单的树胶底帆布鞋，每双四五角钱，多数是本地鞋厂制造的。后来，霸打鞋公司生产了一种质地较好的胶鞋，每双一块钱。每年正二月华人农历新年到来之前或是年中，如果幸运的话，父母亲就会到密驼路的鞋店给我买双质量很差的本地制造的皮鞋。鞋内底，甚至那未外露的后跟，都是用硬纸板充数的。如果皮鞋给淋得透湿，就会扁松开来。
当年的世界比较简单。我们不穷，也不富裕。我们没有大量的玩具，更没有电视机，要使自己富于机智，得靠多阅读和发挥想象力。这对我们的求知大有帮助。可是当时没有那么多的图书可供儿童借阅，而且书的价钱又很贵。我通常购买廉价的惊险小说，并追读哈里·沃顿和比利·邦特等一伙男童在格雷菲尔斯的奇遇故事。每个星期五，我总是怀着热切的心情，等待从英国开来的邮船开进丹戎巴葛码头。邮船载来英国的杂志和画报，这些出版物的价钱并不便宜。等我稍微长大时，我便开始利用莱佛士图书馆。每次从那里借来的书，可以阅读两个星期。我以兼收并蓄的态度阅读，但是比较喜欢西部小说，不大喜欢侦探小说。
谈到度假，我们一家人往往到外祖父蔡金鼎坐落在菜市的树胶园木屋去，在那里逗留几天或一个星期。我们乘坐牛车从樟宜路前往树胶园。牛车由两头牛拉着，负责赶车的是外祖母的园丁。牛车的木轮用铁圈箍着，但没有消震器，所以车子在布满辙印的泥路上行走时，总是颠簸得很厉害。50年后，也就是在1977年，当我搭乘协和客机，以三个小时的时间从伦敦飞越大西洋到纽约时，我不知道同机的搭客，有谁体验过乘坐牛车的乐趣。
我们三餐吃得比较简单，也比较健康。当时没有汉堡包和意大利馅饼之类的快餐，也没有不健康食物和特许经营的餐馆，更没有外国的小甜饼，有的是本地烘制的糕点。每年一次，母亲和阿姨们为了准备农历新年除夕和往后两个星期的节庆所需，会一连几天烘制糕饼，然后把一个个玻璃瓶装得满满的。当年也有本地生产的〃和和〃饼干，是仿制英国亨特利和帕尔默饼干厂的产品。至于英国饼干，只有英国老板和本地富有人家才吃得起。我们都吃得饱，从没挨过饿。在我记忆中，当年在家里，在渔村里，或是后来（1930年一1935年之间）在直落古楼英校里，都没见过肥胖的孩子。
母亲是个勇敢的女人
儿时的生活并非完全充满欢乐。父亲偶尔会怀着恶劣的心情回家来，这一般是他在安珀路中华游泳会会所赌21点或其他纸牌输了钱。他要母亲把一些首饰给他，让他典当后再回去碰碰运气。这时候，两人会发生可怕的争吵。父亲有时变得很狂暴，但母亲却是个勇敢的女人，无论如何都要保住父母亲给她当嫁妆的首饰。她性格很坚强，精力充沛，足智多谋，15岁出嫁太早了。在她那个时代，女人的任务就是做个贤妻良母，多生孩子，把孩子抚养成未来的好丈夫、好妻子。如果她晚一代出生，而且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那她轻易就能成为精明能干的商界执行人员。
她穷尽一生的精力抚养孩子，让他们受良好的教育，成为自食其力的专业人士。为了孩子们的远大前途，她毅然挺身跟丈夫对抗。我和弟妹们深知她为我们作出了不少的牺牲。我们觉得无论如何不能使她失望，所以尽我们所能，做到无愧于她，更不辜负她对我们的期望。由于我是家中长子，在我稍大时，她便开始跟我商量家庭的重要决定。所以说早在少年时代，我便成为事实上的家长。这倒教会我平时遇事如何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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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学业竞争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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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学年有三个学期，期末都有考试。第一学期数学考试成绩我高居榜首，考到90多分。但英文和经济成绩最好的不是我，我排名第二，落在一个名叫柯玉芝的小姐后面，分数差了一截。这使我十分震惊。我在莱佛士书院见过柯小姐。1939年由于她是这所男校中的唯一女生，校长叫她在年终颁奖日颁奖，我从她手上领过三本奖给我的书……
外祖母对我的教育有她自己的一套。1929年我还不满6岁，她坚持要我跟其他渔民的孩子一起，到附近一所学校上课。学校设在一栋木屋里，地面是坚实的泥地，屋顶盖上亚答叶。教室只有一间，里面摆了用木头做桌面的课桌和长凳。还有个房间，那是骨瘦如柴的中年华文老师的家。学生年龄从6岁到10岁，都用同一种简单的课本，一齐跟着老师诵读。按说我们学的是华语，但大概是老师没受过良好的教育，教的福建话比华语多。事实上他根本没教，只叫我们跟着他背词语，也不解释词语的意义，即使解释我们也听不懂。
我向母亲诉苦，她就向外祖母提意见。但母亲当时只是个22岁的少妇，外祖母却是个48岁的经验丰富的家长，养大了两次婚姻所生的九个子女。她决心让我受一些华文教育，于是把我送到离家一英里，在如切台的浚源学校。我每天走路上学。这所学校像样得多，是座两层楼的木结构建筑，大约有10间教室，水泥地面，学生每人一张书桌。每班35到40个学生，6到12岁不等。但是华文课依然叫人头痛。我在家跟父母讲英语，跟外祖父外祖母讲巴巴马来语（混杂华语词汇和语法的马来语），跟渔民子弟朋友讲马来语掺点福建话。学校所教的华文对我来说陌生得很，跟我的生活沾不上边。老师所讲的大部分我听了摸不着头脑。舅父也帮不上忙，因为他们受的不是华文教育。
两三个月后，我再恳求母亲让我转英校，这回外祖母答应了。1930年正月我转到直落古楼英校。学校离我家也是一英里左右，在我家的另一边。我仍然走路上学和回家，不只走的方向不一样，学校也有所不同。这是一所政府小学，只用英语教学。老师说话我听得懂，不费多大气力便有所进步。学生多数是华人，有三几个印度人，一些马来学生是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