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旅馆吃蚝，或是在史丹福餐馆和阿达菲西餐厅吃t骨牛扒，都是用黑啤酒和白啤酒把食物冲下肚。有时他中午喝得醉醺醺，以致下午不能有效地工作；晚上他则喝威士忌，往往喝到酩酊大醉。跟着他，我吃的东西过量，喝的酒也过量。他一定以为我会成为他的进步党的新党员，可以帮他做事，所以1951年2月要我担任他参加立法议会选举的代理人。我答应了。这将使我有机会粗略地了解新加坡的选举情况和惯常做法。
提名日定在3月8日，市面上却看不到什么令人激动的现象。这也难怪。上届立法议会选举在1948年举行时，20万名合格的选民，只有23000人前往投票，当中将近一半还是印度人，而印度人最多只占新加坡总人口的6％。
黎觉以极少的多数票当选。进步党总共赢得六席，劳工党两席，独立人士一席。竞选活动是依照我在英国所看到的模式进行的，只是模仿得很差。黎觉角逐加东选区的议席。这个选区在东海岸，是他的老家所在地，聚居着大批讲英语的海峡土生华人，他们都效忠英王和英帝国。作为他的竞选代理人，我雇用一批助手在选区内张贴竞选标语，上面有他的照片、名字和〃请投进步党候选人黎觉一票〃的字样。他也指示我安排夜间集会，并聘请马来职业舞女跟男人配搭，跳爪哇舞，同时还给观众提供食物和饮料，尽管法律禁止这样做。
选举总监在呈交英国殖民部大臣的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报告书中说：〃那些负责任的政党领袖了解，当大约25万名合格选民只有24693名投票时，要立即大步迈向自治的基础并不存在。〃一般认为这些投票的选民都是新加坡海峡土生华人和印度人。前者多数受英文教育；后者来自印度，是英籍民。新加坡岛上的大多数人对选举既不参与，也没有兴趣。理由很简单，他们没有投票权。何况选举一概以英语进行，他们根本不会讲英语。
我觉得，殖民地这个虚幻世界。是脱离现实的。政府官员只顾自己和受英文教育者的利益。受英文教育者可以通过英文报纸对政府官员施加若干压力，但他们不是新加坡社会的经济原动力。我感到极度不安。我把这些想法埋藏心田，只跟贝恩讨论过。我必须继续我的律师生涯，但我也想看看在律师生涯中，是否能够打开通往政治生涯的大门。
一个很小的世界
1951年8月7日，一年的见习律师期结束了。为了参加获颁律师资格的仪式，我和芝穿上深色的服装，再披缀有白色垂片的律师长袍，而我还得加上一条翼状硬领。这是一个重要的场合。新加坡律师公会共有会员14o名，每年只有10名新律师获准人会。一位备受敬重的欧亚裔老律师雷内·伊巴代我们提出入会申请，并发表措辞优美的简短演讲。共产党秘密党员约翰·伊巴就是他的儿子，在七个月前被捕了。新加坡的确是一个很小的世界。
由于我出生证中所列的英文名字是harry lee kuan yew，我没法子叫中殿法学协会或剑桥大学把我注册名字中的harry去掉，所以在我的剑桥大学文凭和律师证书中，我的英文名字是harry kuan yew lee。1950年我决定在新加坡取得律师资格时，只用我华文姓名的拼音，并把姓氏移到名字的前面，改成lee kuan yew。这一次，我成功了。从此lee kuan yew便成为我在公开场合所用的名字。它代表我的主张，并且是我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左翼民族主义分子的标志。此后，报纸报道我出庭的新闻时，都称呼我为lee kuan yew。然而在这些日子里，我太太和一班知心朋友，依然叫我harry。50年代我开始涉及政治时，偶尔看到报上称呼我harry lee，总是有点生气。在政治上，这种称呼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不过，到60年代中期，我经过政治的磨炼屹立不倒后，便克服了不舒服的感觉。其实这个名字并不反映我的为人和价值观，它也不是我自己取的。我始终没给自己的孩子取洋名，我的孩子也没给他们的孩子取洋名。
我的第一个男孩于2月10日星期日诞生，我请最高法院的一位翻译给他取名字。这位翻译帮过许多律师的孩子取华文名字。我的孩子出生于龙年正月十五日，是农历最吉祥的一个出生日期。因此我们决定给他取名显龙。他是个瘦长的婴儿．体重约37o0克，绘我们带来了莫大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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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邮差罢工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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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差罢工使我受到公众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千上万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线上升，又没吓坏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和朋友们现在深信，我们可以在工会中建立群众基础，并因此而进一步获得政治力量，我们找到了动员群众支持的方法。
1952年某天下午，三个马来人和一个印度人身穿邮差制服，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找我。这时候，我已经不在黎觉的办公室里工作了，我在办公室外边自己的桌子旁跟他们谈话。这里没有冷气设备，闷热、潮湿，车辆来往的声音和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他们告诉我，邮电制服职工联合会前些时候提出的改善待遇要求，迄今仍未被接受。他们获准聘请一位律师，今后代表他们进行谈判。市议员a．p．拉惹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但他因为工作太忙，建议他们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同我接洽。当时黎觉与王律师馆是进步党的联系网络之一，因此推想律师费不会太多，我征求黎觉的意见，问他是否应该接受。他说为了表示友好，应该接受。于是我接受下来，完全不考虑律师费的问题。
p．哥文达三美给我很好的汇报。他是邮政局职员，比普通邮差高一级，所受教育不多，英语讲得还可以，是个十分可靠和说话中肯的人。谈判从2月持续到5月。但是政府对工会的要求，只答应调整到跟马来亚邮电工友相同的薪金率。我反驳说，新加坡邮电工友的工作比马来亚的邮电工友繁重，而且新加坡的生活费也比马来亚高，但是徒劳无效。
我们已到了摊牌的地步。邮电工友决定在麦士威路宿舍举行罢工前的一次大会。那是一个星期天上午，大约450名邮电工友到场，全体会员几乎都出席了。工会代表事先要求我在会上讲话。我出席大会的目的，就是要鼓起他们的勇气，同时保证他们有一个了解他们所有要求的律师正准备替他们出头。如果我跟他们说英语，恐怕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于是我用巴刹马来语讲话，证明好处很多。他们了解我所讲的话，因为出席大会的以马来人占多数，只有20％是华人和印度人，他们都听得懂马来话。我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们决定依照紧急法令的规定发出罢工通知书。
罢工行动预定于5月12日下午六点开始。当天下午三点，政府发出一封公函，做了一些小让步，但拒绝了邮差的主要要求……调整薪金制和新薪金制的生效日期。虽然公函寄出时密封，用大写黑体字在两个地方盖上〃机密〃宇样，但是就在当天晚上，邮政总监却到新加坡广播电台广播政府的建议，并说工会方面已经拒绝接受。
我代表工会回答说：〃新加坡公众联络部事先没通知工会，便发表跟工会来往的机密信件，同时压制工会的答复。我惊奇的是，它居然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工会认为本身的要求是公平合理的，它劝请公众在工会和政府双方的理由全面公布后，判断该支持哪一方。〃
就在5月13日罢工开始前，已经从英国回来的吴庆瑞安排我在安珀路中华游泳会会见《新加坡虎报》副总编辑拉惹勒南。拉惹勒南是马来亚人，原本是斯里兰卡贾夫纳地方的泰米尔族，在伦敦逗留了12年，1947年才离开。他曾经跟一群印度和非洲民族主义者以及英国的左翼人物来往，一直在写反对殖民主义的小册子、短文。我就在游泳池旁边向他解释了罢工的背景，四周不时传来音乐和泳客的喧闹声。他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课题，借以向殖民地政府挑战。邮差罢工是一项正义事业，他急于投入战斗。
罢工第一天早上，邮差进行和平纠察，政府派出大批佩带手枪和阔头弯刀的辜加兵，前往红灯码头附近浮尔顿大厦内的邮政总局。并有警车和无线电巡逻车不断开到那里。副警察总监宣布，他们会一直守卫下去，直到罢工结束。
第二天，各报刊登了辜加兵和警察的照片。形成对照的是，报上也刊登了工会主席的声明。声明说：〃为了避免跟邮政总局四周的武装警察发生冲突，我们不在总局进行纠察。但在表明了意图不致因误会而发生危险之后，从今天开始，我们准备在总局和其他邮政局进行纠察。〃公众立即转而同情邮差。第二天，政府撤走辜加兵，纠察恢复进行。
《新加坡虎报》是本地报纸，销路比亲英国的《海峡时报》小得多，但在这场斗争中，它发挥了作用。跟《海峡时报》相比，许多本地人更爱看《新加坡虎报》，这就迫使一些殖民地官员也非看不可。拉惹勒南在他所写的社论中，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尖锐地抨击了殖民地政府的种族偏见，对外来的英国人有权获得比本地人更好的待遇进行质疑。政府给外来的英国人每人1000元的津贴，却拒绝邮差每月10元的加薪。
罢工期间邮件堆积如山，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不便。由于邮差采取温和的姿态，外加我替他们起草的声明，以及拉惹勒南在《新加坡虎报》所撰写的社论，对争取人们支持邮差起了很大的作用。马来文报《马来前锋报》支持罢工者，因为多数邮差是马来人。华文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也同情他们……两报记者和编辑当中有许多共产党同情者，他们经常反对政府。
《海峡时报》属于英国人所有，由英国人管理，主笔阿林顿·肯纳德是个写作高手，表面上以中立姿态出现，却很难不支持政府。他在社论中提出了巧妙的辩解，例如：〃新加坡工会提不出证据，以证明新加坡邮差的工作跟联邦的同行有什么不同。〃
第二天我通过《新加坡虎报》回答说，新加坡邮差每天派三次邮件，联邦邮差只派两次；新加坡邮件数量多，工作节奏也比较快。
拉惹勒南的评论
这场斗争使拉惹勒南越战越兴奋。他的评论发挥了最大的作用……替被践踏的群众出头，反对一小撮狠心的白人殖民地剥削者。他的评论风格是坚决有力的。我在剑桥工党俱乐部跟友善、富有同情心的英国学生练习辩论的结果，使我的表达方式跟他不一样，我是宁可轻描淡写，也不言过其实。于是我们两人成了好搭档：拉惹勒南的笔触是强有力的，我的虽然一针见血，却是彬彬有礼，总是悲哀的成分多于愤怒。我打电话给他提建议，向他传达街头支持者的反应。他要我检查他的社论的力度，并把社论的校样送到我家请我提意见，并且通过电话交谈，往往谈到午夜过后，在他的报纸快要下版时才结束。
如果拉惹勒南不在《新加坡虎报》做事的话，《海峡时报》就会完全不登邮差和我的消息，我们恐怕很难得到公众的支持。事实上，《新加坡虎报》起了推动的作用，最后《海峡时报》不得不刊登我的来信，以维持中立的姿态。
罢工接近一星期时，公众舆论变得更强烈反对政府。政府惊惶失措。辅政司建议〃一旦雇员恢复工作便继续谈判〃。我回答说，要是工人取消罢工，谈判又失败，他们就可能得进行第二次罢工。〃这种局面重复多次的话，罢工就会变成闹剧，而罢工是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最后武器。〃
辅政司的反应是答应5o0名罢工邮差和电报信差，如果他们报到上工，他会亲自同工会代表谈判。我劝工会领袖采取新的立场，宣布停止罢工三天，〃以消除政府所认为的使它无法进行谈判以立即解决纠纷的唯一障碍。〃
这就给辅政司和他的官员挽回了面子。谈判在5月26日上午10点恢复，持续了五个半小时。争议中的六点，有四点当天就解决了，其余两点第二天也解决了。工会和政府接着签署协议备忘录。
这是1948年6月紧急法令实施以来的第一场罢工。一切完全根据法律行事，没有威胁，没有动用暴力，甚至也没有不守秩序的纠察，斗争目标是争取公众支持。工会胜利了。这次罢工暴露了英国殖民地官员的无能。两个星期的事态发展，不但改变了职工运动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改变了反殖民统治宪制斗争的未来发展趋势。
报上的报道和宣传提高了我的专业声望。我不再只是个从剑桥回来获得学术荣誉的莽撞的年轻律师。人们眼看我怎样跟罢工工人打交道，怎样领导他们，怎样替他们说话，没有造成什么破坏便取得了胜利。我指出了政府前后矛盾和不合理之处，我以理服人而不积怨。邮差罢工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