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宁- 第4部分

“至少，”——我们这位倒楣的朋友想给“至少”这个词汇注入多么庄严的讽刺意味啊——“我希望尊夫人平安无事吧？”

“没事儿。我猜想，她得明天才能生呐。”

“哦，”普宁说，“那么，请问公用电话在哪儿？”

那个家伙没有动窝，斜着身子用铅笔朝远处指了一下。

普宁拎着旅行包朝那边走去，可又给叫了回来。铅笔这时指向街头。

“嗨，瞧见那边有两个小伙子在装卡车吗？他们正要去克莱蒙纳。跟他们说一声是鲍勃？霍恩叫你去的，他们就会让你搭车。”

有些人——我也算在内——不喜欢圆满的结局。我们感到上当受骗。伤害才是准则。厄运不应该给堵住。雪崩滚滚而来，却在抖抖缩缩的乡镇上方几英尺之处突然停住，这种情况不仅反常，而且不近情理。我要是在阅读有关这个温和的老头儿的事，而不是在描写他，倒宁愿让他到达克　

2莱蒙纳时发现约定演讲的日期其实不是本星期五，而是下星期五。不管怎么说，他确实不但安全抵达，而且还赶上了晚宴——水果杂拌酒打头，薄荷冻加一道不知什么肉作的肉菜，最后是巧克力汁和香草冰淇淋。紧接着，他又填了不少糖果，然后就换上那身黑礼服，把三份报告耍弄一遍，把它们一块儿塞进上衣口袋，到时候需要哪份都拿得出来（从而以数理必然性挫败任何失误），随后他就在讲坛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来；这当儿裘迪丝？克莱德，一位看不出年龄的金发女郎，身穿水色人造丝衣服，扁平的大腮帮子搽了一层甜甜蜜蜜的胭脂，两只亮晶晶的蓝眼珠在一副无边夹鼻眼镜后面炯炯放光，走上讲坛介绍演讲人：　“今天晚上，”她说，“我们的演讲人——顺便提一下，这是我们第三次星期五晚会，上一次，想必大家都还记得，愉快地听了摩尔教授就中国农业问题讲了他要讲的话。今天晚上，我们请来了，我很荣幸地说，出生于俄国而又是本国公民，普——唷，不大好念——普－尼恩教授。但愿我没念错。他当然无须乎介绍，我们大家都高兴他大驾光临。我们将有一个迢迢长夜，一个漫长而受益良多的夜晚，我相信大家一定希望讲演结束后有时间向他提提问题。顺便提一下，我听人说他父亲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医师，他本人曾在铁幕内外旅行，到过许多地方。所以，我不想再占用大家宝贵的时间，只想再简单说两句我们下星期五计划当中的报告。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高兴知道，有一件要使我们全体都大为惊讶的事，那就是我们下一次的演讲人是著名诗　

2人和散文作家林达？莱斯弗尔德小姐。大家都晓得她写诗啦，散文啦，一些短篇小说啦。莱斯弗尔德小姐出生在纽约。父母的祖先曾在革命战争中分别在南北两方作战。她大学还没毕业就写下了第一首诗。她的许多诗作——起码有三首——登载在《反应——美国女诗人所著爱情抒情诗一百首》中。一九二二年，她获得一次奖金，是由——”

可是普宁并没在听。前不久发作的那场病泛起的涟漪，夺走了他恍恍惚惚的注意力。这种现象不过持续了几下心跳的工夫，加上这儿那儿几阵抽搐——最终，几声无害的回响——临到那位高贵的女主人请他发言时，也就在严肃的现实面前消失了。但是就在那一瞬间，多么清晰的幻觉啊！他看到自己的一位出生在波罗的海一带的姨母坐在前排正中间，穿着绣花边的衣服，戴着珍珠项链和金色假发，她当年每次去观看那位了不起的、演技火爆的演员考多托夫的戏时都这样打扮，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近乎疯狂。她身旁坐着他的一位已故情人，羞答答地冲他微笑，歪着她那光溜溜黑发的脑袋，温柔的褐色眼睛在两道天鹅绒似的眉毛下面百般献媚地凝视着普宁，还用一张节目单在扇风。除了象有礼貌地坐到前排位子上去的克莱德小姐那样的许多新朋友之外，还有许许多多被谋杀了的、被遗忘了的、尚未报仇的、正直的、不朽的老朋友，分散在这间昏暗的大厅的四处。一九一九年因为父亲是个自由派人士而在敖德萨①①　　敖德萨：苏联乌克兰南部的港市。

2被枪毙的万尼亚？贝尼亚什金，坐在后排兴高采烈地向他这位老同学招手致意。巴威尔？普宁大夫和他那心神不定的妻子尽管容貌有点模糊不清，但总的说来还是从他们湮没无闻的消亡当中奇妙地复现出来，在不引人注意的位置上瞧着他们的儿子，一九一二年他俩就曾怀着现在这种消耗生命的激情和骄傲注视他（一个单独站在台上的戴眼镜的男孩）在小学纪念打败拿破仑的晚会上朗诵一首普希金的诗。

短暂的幻觉消逝了。那位退休的历史学教授、《俄罗斯的觉醒》（一九二二年）的作者，年迈的赫林小姐，伛着身子，越过中排一两位听众的脑袋，听完克莱德小姐的讲话，正向她表示敬意，同一时刻，另一位眨眼的老家伙在那位女士背后举起尽是皱纹的双手不出声地鼓掌，以引起克莱德小姐视线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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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小　说＋网
清晨，温代尔学院著名的钟声正在和谐地鸣响。

劳仑斯？格？克莱门茨是温代尔的一名学者，他讲授的唯一受欢迎的课程是手势哲学，他的妻子琼是潘代尔顿三十年代的校友，夫妇俩新近刚跟女儿伊莎贝尔分离，她是她爸爸的最好的学生，念到三年级就跟该校一名毕业生结婚了，那个小伙子目前在遥远的西部一个州里干技术活儿。

钟声在银白色的阳光下响得悦耳动听。朝窗户望去，嵌在窗框里的温代尔小城镇的景色——用白漆漆过的房屋，黑黪黪的树枝——就象是小孩用一种缺乏空间深度的简单透视感所绘制的一幅以青灰色山峦为背景的图画；样样东西都蒙着一层漂亮的白霜，一些停着的汽车光亮的地方闪闪发光；丁瓦尔小姐那条身子象小公猪那样圆滚滚的苏格兰种老狗，已经在瓦伦大街和斯贝曼小巷兜了一圈回来；但是，不管邻居多么和蔼可亲，景致多么美，钟声多么变化无穷，也没法使这个季节柔和；两个星期后，这个学年经过一段沉思般的歇息就将进入顶顶郁闷的阶段——春季学期，克莱门茨两口子总到沮丧而忧虑，孤零零地住在他们那　

2所通风良好的老住宅里，如今这所房子就好象某个减轻三分之一体重的傻瓜，皮肉松弛，衣服宽肥，在他们周围晃荡似的。伊莎贝尔毕竟太年轻，太不成熟，他们对她的姻亲也确实不大了解，只在那间租用的大厅里见到一些经过挑选的参加婚礼的宾客，个个长着杏仁饼似的白脸，新娘子没戴眼镜，什么也瞧不见，身上直冒热气。

校钟在音乐系积极分子罗勃特？特莱伯勒博士热心管照下，还在优美的空中鸣响，而且越来越响；劳仑斯，金发碧眼，秃顶，胖得影响健康，正在吃他那顿桔子加柠檬的简朴的早餐，同时在批评那位法语系主任，琼今天晚上就要把他请到家里来跟戈德温大学的恩推斯特教授见面。“你究竟为什么，”他斥责道，“要请那个干巴讨厌的家伙，教育界的一根灰泥支柱，布劳伦吉到咱们家来啊？”

“我喜欢安？布劳伦吉嘛，”她说，还连连点头加强她这种肯定和感情。“一只俗不可耐的老猫！”劳仑斯喊道。“一只叫人可怜的老猫，”琼喃喃说——就在这当儿特莱伯勒博士的钟声停了，电话铃声却又接过来在过道里响起来了。

从技术上来讲，叙述者把电话两头的对话巧妙地结合起来的艺术手法，尚远远落后于那种处理古老城镇陋巷里房间对房间或窗户对窗户之间的对话的艺术手法，那种古老的城镇里，水可宝贵得很，驴子受罪，街头贩卖毛毯，还有伊斯兰教寺院的尖塔啦，外国人啦，甜瓜啦，以及清晨荡漾的回声。琼轻快地跨大步赶到那个催人去接的电话机前，拿起耳机说了声“哈罗”（眉毛挑起，眼睛转动），对方是个空　

2洞、沉静的声音；她只听到一阵不拘礼节的、平稳的喘气声，接着那位喘气的人用一种谨慎的外国口音说：“请稍等一下。”——这可太荒唐了，他接碴儿喘气，也许还哼啊哈的，甚至于微微叹气，同时伴随着翻小本的窸窸窣窣的声音。

“哈罗！”她又说了一声。

“您是，”那声音小心翼翼地问道，“费尔太太吗？”

“不是，”琼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何况，”她轻松地扭回到厨房，又冲她丈夫说，后者正在尝她那块准备自己吃的咸肉，“杰克？考克瑞尔认为布劳伦吉还是一位头等行政管理人员呐，这点你也没法否认吧。”

“谁来的电话？”

“有人找什么福尔、法尔太太。你瞧，你要是存心不听乔治的忠告——”（指他们的家庭医师奥？乔治？海姆大夫）

“琼，”劳仑斯吃完那块乳白的咸肉，心情觉得舒坦多了，说道，“琼，亲爱的，你忘了昨天对玛格丽特？赛耶说过你想找个房客吗？”

“哎呀，怎么给忘了，”琼说——电话铃又勤快地响了。

“很明显，”还是方才那个声音，轻松自在地接着刚才的话碴儿说，“我错用了通知人的姓名。您是克莱门茨太太吗？”

“对，克莱门茨太太，”琼说。

“我是，呃，”接着出现一个挺怪的“噗”的爆破音。“我在俄语班任教。眼下在图书馆工作半日的费尔太太说——”

“对——赛耶太太，我知道。那么，您想看看那间房间　

2吗？”

他想看看。半小时左右就过来瞧瞧，行吗？行，她可以在家中恭候。喀啷一声，她把耳机挂上了。

“这回是谁打来的电话？”她丈夫一边扭头问，一边用他那长满雀斑的胖手扶着楼梯栏杆，正打算到楼上书房里去寻求宁静。

“一个破裂了的乒乓球。俄国佬。”

“普宁教授，老天爷！”劳仑斯喊道。“‘我很了解他：他是那枚饰针——，不行，我绝对不允许那个怪物住在我家里。”

他粗暴地嗵嗵爬上楼。她在背后问道：　“劳尔①，你昨天晚上写完那篇文章了吗？”

“差不多了。”他已经在楼梯拐角那儿转弯了——她听见他的手在楼梯栏杆上蹭出来的吱吱声，接着又是一阵捶打声。“今天就得把它完成。首先我还得准备那个该死的‘eos’②测验。”

eos　是指他讲授的那门最了不起的课程——“意识的演变”（十二名学生选修了这门课，可是连一位冷漠的信徒也没有），开场和结尾都是这句注定早晚有一天会被人滥加引用的词儿：意识的演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胡闹的演变。

①　　劳仑斯的昵称。

②　　eos：英语evolution　of　sense（意识的演变）三字的第一个字母。

2半小时后，琼朝几盆放在日光室①的窗户格扇里受阳光照晒、发蔫的仙人掌扫了一眼，看到邻居漂亮的砖房大门前有一个身穿雨衣、没戴帽子、脑袋瓜子铜球般锃亮的男人乐呵呵地在按铃。那条苏格兰种老狗在他身旁，样儿跟他一样老实。丁瓦尔小姐手里拿着拖把走出来，先把那条慢性子而气派轩昂的狗叫进屋去，然后把隔墙克莱门茨的住处指给普宁看。

铁莫菲？普宁在起居室里安顿下来，两条腿po　ameri…　kanski②（照美国人那种方式）搭起来，开始说些无关紧要的细节。简单扼要地报了报履历。一八九八年生于圣彼得堡。一九一七年双亲皆死于斑疹伤寒。一九一八年离开基辅。参加白军五个月，先充当“野战电话接线员”，后调至军事情报处。一九一九年从红军入侵的克里米亚逃到君士坦丁堡。大学结业于——　“唷，那一年我还是个孩子，也正巧在那儿，”高兴的琼插嘴说。“我爹奉政府委派到土耳其去办一件公事，把我们一块儿带去了。咱们没准儿见过面咧！我还记得土耳其话水是怎么说的呢。还有一个玫瑰园——”

“土耳其话水是‘苏’，”普宁在必要时就成了一位语言①　　玻璃窗户很多的晒日光用的房间。

②　　系俄语。

2学家，顺口说道，接着又开报自己那段迷人的经历：大学结业在布拉格。与不少科学机关都有联系。随后——“嗯，长话短说：一九二五年起住在巴黎，在希特勒发动战争的初期离开了法国。就来到这里，成了美国公民。眼下在温代尔学院教俄语这类课程。有关情况可向德语系哈根主任那儿了解，或者向学院单身教师宿舍打听也可以。”

他在那边住得还舒适吗？

“人太杂，”普宁说。“爱打听别人闲事的人太多。而现在对我来说最需要的是不受干扰，清静独处。”他用手捂住嘴咳了一声，发出一种出奇的瓮音（不知怎地叫琼想起自己遇见过的一位名叫唐？哥萨克的职业演员），接着他干脆地声明道：“我得预先声明：我的牙得统统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