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团结，颁布义务教育法，在巴黎建立师范学校，在省会建立中心学校，在市镇建立小学。它创立了音乐戏剧学院和博物馆。它确立了统一的法典、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十进制。它建立了法国财政，以公共信贷取代了帝制下的长期破产。
它为交流提供了电报，为老年人提供了养老院，为病人提供了干净的医院，为教育提供了综合工科学校，为科学提供了经度研究室，为人类精神提供了科学院。国民公会既有国家性，也有世界性。它颁布了一万一千二百一十条法令，其中三分之一涉及政治，三分之二涉及人类。它宣布普遍道德是社会的基础，普遍觉悟是法律的基础。而这一切，废除奴隶制、宣扬友爱、保护人类、匡正人心、将劳动法则变为权利，使之不再是难以承受的，而是有益的、巩固国家资产、教育儿童和救济儿童、宣扬文艺和科学、在所有的顶峰点燃光明、援助一切困苦者、宣布一切原则，国民公会做了这一切，虽然它腹中有旺代这条七头蛇，肩上有国王们这群老虎。
（十）
庞大的场所。这里有一切典型：人、非人、超人。这是由众多对抗组成的史诗。吉奥坦回避大卫，巴齐尔侮辱夏博，加代嘲笑圣茹斯特，韦尔尼奥蔑视丹东，卢韦攻击罗伯斯比尔，比佐揭发平等，尚邦斥责帕什，所有的人都憎恶马拉。此外还有许多人！阿尔蒙维尔，他开会时戴红色无檐帽，因此绰号是红色无檐帽，他是罗伯斯比尔的朋友，然而，为了保持平衡，他希望“在将路易十六斩首后，将罗伯斯比尔斯首”；马西厄，他是仁慈的拉穆雷特主教的同事和复制品，这位主教的名字令人想到轻浮的爱情①；莫尔比昂的勒阿尔迪，他对布列塔尼的教士们痛加斥责；巴雷尔，他依附多数派，路易十六出庭受审时，他是议长，他与帕梅拉的关系就等于卢韦与治多伊斯卡的关系；多努，他是奥拉托利会会员，曾说：“要争取时间”；迪布瓦一克朗塞，马拉曾对他耳语密谈；德？夏托纳夫俱爵、拉克洛、埃罗？德？塞谢尔，当昂里奥高呼：“炮手们，各就各位”
时，埃罗？德？塞谢尔后退了；于连，他把山岳派比作塞尔莫皮尔②战役；加蒙，他希望为妇女保留一个专用席；拉卢瓦，他在会上赞扬主教戈贝尔，因为戈贝尔来到国民公会摘下主教帽，戴上红色无檐帽；勒孔特，他喊道：“看谁先还俗”；费罗，他的人头曾受到布瓦西一当格拉的敬礼，在历史上留下这个问题：布瓦西一当格拉是向人头还是向矛枪致敬？是向牺牲品还是向凶手致敬？还有迪普拉两兄弟，一个是山岳派，一个是吉伦特派，他们像谢尼埃兄弟一样相互仇恨。
从这个讲台上发出了许多令人眩晕的话语，言者也许无意，但话语有时像革命的预言，在它们以后，事实仿佛突然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似乎对刚刚听见的话不以为然；事实似乎对话语感到气恼；灾难忿忿而来，仿佛被话语激怒了，这就好比是在山上一说话就能引起雪崩。多一个字就会引起倒坍。如果没有说话，事情就不会发生。有时事件好似具有暴躁易怒的性格。
伊丽莎白③夫人就是这样掉脑袋的，出于演说者的话所引起的误解。①拉穆雷特lamourette与轻浮爱情lamourtte同音。
②公元前五世纪的战役，波斯人大胜斯巴达人。
③即路易十六的妹妹。
在国民公会，语言的放肆无度是理所当然的。在辩论中，威胁恫吓满天飞，而且相互碰撞，好比是大火中的火星。佩西翁：“罗伯斯比尔，说正题！”罗伯斯比尔：“正题就是你，佩西翁，我这就说，你等着吧。”一个声音喊道：“处死马拉！”马拉说：
“马拉死了就再没有巴黎了，巴黎死了就再没有共和国了。”比佑－瓦雷恩站起来说：
“我们要……”巴雷尔打断了他：“你的口气像国王……”有一天菲利波说：“有人向我拔出了枪。”奥杜安说：“议长，你叫凶手遵守秩序。”议长说：“等一等。”帕尼说：“议长我请你遵守秩序。”人们哄堂大笑。勒库安特说：“尚德布的本堂神甫状告主教福谢，因为主教不许他结婚。”一个声音说：“我就不明白，既然福谢有情妇，为什么不许别人娶老婆。”另一个声音说：“神甫，娶老婆吧！”观众也参加对话。他们对大会以亲密的“你”相称。有一大，代表吕昂走上讲台，他的屁股这半边比那半边大得多。一位旁听者喊道：“朝右边转过来呀，你不是有大卫式的半边屁股吗①？”人民就是这样随随便便地和国民公会说话。然而有一次，一七九三年四月十一日，在一片嘈杂中，议长下令逮捕了一位阻碍发言的观众。①吕昂及大卫均为山岳派。大卫的画作中有相当现实主义的裸体画。
有一天……老比奥纳罗蒂是这次会议的见证人……罗伯斯比尔发言，讲了两个小时，有时死盯住丹东……这是很严重的……有时斜眼瞧着丹东……这更糟糕。他用密集的火力猛击丹东，最后气势汹汹地说了许多充满杀气的话：“我知道谁是阴谋家，我知道谁行贿，谁受贿，我知道谁是叛徒。他们就在这个会场上。他们听见我们说话，我们看见他们，我们盯住他们。让他们瞧瞧自己头上吧，那里有法律的利剑；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良心吧，那里有他们的耻辱。他们得小心点！”罗伯斯比尔说完后，丹东脸朝天花板，眯着眼睛，一支手臂从椅背上垂下，整个身体向后仰，哼哼道：
卡代？鲁塞尔②夸夸其谈不长的话就叫短诗。②一七九二年流行于革命军中的民歌。
于是诅咒铺天盖地而来：“阴谋家！”“凶手！”“恶棍！”“捣乱分子！”“温和派！”人们对着布鲁多的胸像相互揭露。斥责、辱骂、挑衅。双方怒目而视，挥舞拳头，露出短枪和匕首。讲台上火光熊熊。有些人慷慨陈词，仿佛背后是断头台。人头起伏摆动，既惊恐又可怖。山岳派、吉伦特派、斐扬派、温和主义派、恐怖主义浪、雅各宾派、科尔德利派；十八位散君教士。
所有这些人都是随风四散的青烟！
（十一）
人们随风摆动。
但这是奇风。
成为国民公会之一员，就是成为大洋中的一个波浪。大人物更是如此。推动力来自上天。国民公会中有一种意志，它是所有人的意志，又不属于任何人。这个意志是一种思想，一种无法驾驭的巨大思想，它在上空的暗处吹动。我们称它为革命。当这个思想经过时，有人被压倒，有人被抬起，有人像泡沫一样被吹走，有人撞到礁石上粉身碎骨。
这个思想知道自己去哪里，而且推着深渊前行。将革命归之于人，就等于将潮汐归之于波浪。
革命是无名氏的行动。你可以说它好或环，这要看你期望的是未来还是过去，但是你必须让做它的人去做。革命似乎是大事件和大人物相互结合而成的共同事业，其实不然，它只是事件的结果。事件在花费，付钱的是人；事件在口授，签名的是人。七月十四日签名的是卡米耶？戴穆兰，八月十日签名的是丹东，九月二日签名的是马拉，九月二十一日签名的是格雷瓜尔，一月二十一日签名的是罗伯斯比尔。然而，戴穆兰、丹东、马拉、格雷瓜尔、罗伯斯比尔不过是记录员。这些巨大卷页的非凡而阴森的撰稿人有一个名字，神，有一个面具，命运。罗伯斯比尔是信仰神的，当然！
革命是内在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现象从四面挤压我们，我们称之为必然性。
面对这种令人不解的、错综复杂的善行与痛苦，历史提出了：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无所知者的回答，也是无所不知者的回答。
在这些既蹂躏文明又使之复苏的灾难性关口前，很难对细节作出判断。根据结果来责怪或赞扬人，就好比根据总数来责怪或赞扬数字。该来的一定来，该刮的风一定刮。
这种劲风不会破坏永恒的宁静。真理与公正始终在革命的上方，宛如风暴之上的星空。
（十二）
这就是巨大的国民公会；它好比是人类在四面黑暗的袭击下所维护的营地；它好比是被包围的思想大军在黑夜里发出的火光；它好比是深渊峭壁上一座巨大的精神营地。
历史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与它相比，它既是议会又是群氓，既是正式选举会议又是十字街头，既是权威机关又是平民大众，既是法庭又是被告。
国民公会始终随风而倒，但这风出自人民之四，它是神的气息。
八十年后的今天，每当国民公会出现在人们脑海中时，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都会停下来沉思。这些巨大的影子所到之处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 幕后的马拉正如他对西蒙娜？埃弗拉尔所说，在孔雀街会谈的第二天，马拉就来到了国民公会。
国民公会里有一位马拉派侯爵，路易？德？蒙托，他后来赠送国民公会一座顶上有马拉胸像的十进制座钟。
马拉进来时，夏博刚刚走近蒙托，说道：
“前贵族……”
蒙托抬起眼睛：
“为什么叫我前贵族？”
“因为你就是前贵族。”
“我？”
“你不是侯爵吗？”
“从来不是。”
“呵？”
“我父亲当兵，我祖父是织布工人。”
“你胡说些什么呀，蒙托？”
“我不姓蒙托。”
“那你姓什么？”
“我姓马里邦。”
“其实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夏博说，接着又从牙缝中漏出一句话，“谁都抢着说自己不是候爵。”
马拉在左边的走道上站住了，瞧着蒙托和夏博。
马拉每次来都引起喧哗，但离他很远，离他近的人们则默不作声。马拉不在乎，他蔑视“沼泽里的呱呱叫声”。
在下排阴暗的座位上，瓦兹省的库佩、普目内尔、维拉尔（主教，后来是法兰西学院院土）、布特鲁、佩蒂、普莱复水、博内、蒂博多、瓦尔德吕什都相互指着马拉。
“瞧，马拉！”
“他没生病？”
“是生病了，瞧他穿着睡饱。”
“睡袍？”
“可不是！”
“他这人为所欲为。”
“竟敢穿着睡袍来国民公会？”
“他不是戴着桂冠来过吗？当然可以穿睡抱来了。”
“脸是铜色，牙齿是铜绿色。”
“睡袍像是新的。”
“什么料子？”
“棱纹乎市。”
“有条纹。”
“瞧瞧翻领。”
“是皮子。”
“老虎皮。”
“不，是白鼬皮。”
“假白鼬皮。”
“他还穿着长袜！”
“真古怪。”
“带扣的鞋。”
“银扣！”
“康布拉的木鞋是不会原谅他的。”
其他座位上的人假装没看见马拉，谈着别的事。桑托纳克斯对迪索尔说：
“你知道吗，迪索尔？”
“什么？”
“前贵族德？布里埃内伯爵。”
“他曾经和前公爵德？维勒鲁瓦一起坐牢。”
“不错。”
“我认识他们两人。怎么了？”
“他们胆战心惊，一看见监狱看守的红色无檐帽就鞠躬，有一次他们还不肯玩皮克牌，因为牌上有国王和皇后。”
“后来呢，怎么了？”
“昨天他们上了断头台。”
“两个人？”
“两个人。”
“他们在监狱里表现得怎么样？”
“胆小鬼。”
“在断头台上呢？”
“很勇敢。”
迪索尔感慨道：
“死比生容易呀。”
巴雷尔正在宣读一份报告，内容是旺代的叛乱。莫尔比昂派出了九百人和一些大炮去支援南特。勒东受到农民的威胁。潘伯夫遭到攻击。海军监视船在曼德兰附近游大以防止登陆。从安格朗德到莫尔，卢瓦尔河左岸全都是保皇党的炮队。三千农民控制了波尔尼克，喊道：“英国人万岁！”巴雷尔念的是桑泰尔致国民公会的信，信的结尾如下：
“七千农民攻打瓦恩，被我们击退了，我们缴获了四门大炮……”
“多少俘虏？”一个声音打断说。
巴雷尔继续念……附言：“我们没有俘虏，因为我们不再抓俘虏了。”
马拉始终一动不动，他没有听，仿佛在专注地思考一件严重的事。
他手里拿着一张纸，在手指间控揉着。谁要是展开它，就会看到莫莫罗的这几行字，它们大概是对马拉的探询的回答：①《箴言报》第十九卷，八十四页。……原编者注 对特派员的绝对权力，简直毫无办法，特别是救国委员会的特派员。热尼西厄在五月六日的会议上说：“每个特派员都比国王还厉害。”但这话也无济于事。他们掌握着生死大权。昂热的马萨德？圣阿芒的特目拉尔、马尔塞将军身边的尼翁、萨布勒军中的帕兰、尼奥尔军中的米尼埃，他们都有极大的权力。雅各宾俱乐部甚至任命帕兰为准将（旅长），一切都说是形势所迫。救国委员会的特派员使主将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