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个意图遭到上级抵触。虽然上级不敌视他，但在给儒勒的评语中再次岀现“不太随和的个性”的字样，就像儒勒1930年在汉口时得到的评语那样。上级却也承认，“乐和甘先生是位聪明而且有素养的外交官，如果不是他的思想方式使他有时更喜欢遣词造句的话，他会做出更多贡献” 。
正职任官到任，儒勒遗憾地离开香港领馆，重上回归欧洲的旅途。出发的安排松散，给了儒勒时间，以便处理未来工作的一些细节。麦尔塞黛、玛利和扎维6月15日登上了“菲力克斯·卢梭”号，她们不知道，这样子看着中国土地远去，对于她们是最后一次了。只有玛利在近五十年后才再次走上这条旅程。为了缅怀过去，此次她乘坐的是儿时羡慕的飞机。
对于儒勒来说，再一次的告别，可以在有望休息一段时间后，重返“混乱的中国”。他重新返回的欧洲，却不见得比他刚离开数个星期的破败的中国更好。军靴的声音越来越响。在意大利，墨索里尼从1926年起自称“国家元首”，野心勃勃地要复兴罗马帝国。两年后，1935年，元首入侵了那时还叫 “阿比西尼亚”的埃塞俄比亚，却没有受到法国政府任何批评。法国政府害怕墨索里尼与德国结盟而宁愿迁就。在西班牙，将军的叛乱——其中有佛朗哥——得到德国军队和意大利的支持。他们发动内战，法国再次拒绝正式插手。1936年9月，希特勒在纽伦堡召集大会，表示希望占领“新的生存空间”，随后占领了邻近的莱茵区。两个月后，德国与日本签订反苏联的反共协定，随后意大利于1937年1月也签字加入。民主国家的绥靖政策促进极端主义的发展。全面战争的棋盘已经展开。
儒勒利用一切都似乎停滞的这一段时间来休养身体，主要是治疗在中国潮热气候中越来越难以承受的高血压。在鲁瓦亚的多姆山脚下，儒勒进行温泉疗法，认为这样可以使自己放松。儒勒家庭的其他成员，也没有逃过在中国困难生活条件下而造成的身体损耗。儒勒在1937年的笔记中写到，他的家庭“被在中国的长期居留弄虚弱了”，麦尔塞黛则留下后遗症。1938年1月，儒勒从部里获准延长假期三个月，“以便能在鲁瓦亚再进行一个疗程的温泉疗养”。同时，儒勒告知部里，因为“鲁瓦亚的常温气候对我的健康极为有利，我希望能到靠近法国的岗位上工作，使我能每年回来进行治疗高血压的特别疗程” 。
这是儒勒到中国任职以来的第一次表达，想离开他从1909年开始，二十九年以来一直任职的国家。此时他将近53岁，健康状况受到困扰，上级对他的不利看法使他泄气。但是他真的希望离开中国？虽然健康开始出现问题，而且考虑过更稳定些的家庭生活，但儒勒是否真的准备好离开这个已经成为他第二故乡的国家呢？无论作为外交官还是作为一个人，儒勒都是在这里成就的。当然中国的生活是可怕的，气候与持久的战争并不算什么，从他到任起战争就在以各种理由蹂躏这个国家。当然，儒勒禁不住会想起这个国家与他两个亲爱的人的死亡有关，玛利亚因为气候而衰弱，扎维染上肺结核。但是在儒勒丰富的生活中，中国带给他的利与弊合起来不正是使他产生对这个国家的一种发自内心的依恋？
时隔多年，我们很难探寻儒勒内心的挣扎。面对这次离别中国，他也许想拒绝再前往。但是他能为自己规划前景的时间很短，因为上级很快就告诉他将重去中国，领导中国东北哈尔滨的领事馆。结束了鲁瓦亚的第二个疗程，儒勒告诉部里他做好了出行的准备，“在离开巴黎前，我去订了西伯利亚铁路的票，他们给了我5月27日离开巴黎的票，我将在6月6日到达哈尔滨。再次感谢你们给予我的方便，我希望因此健康得到很大改善。”他曾表示不再回中国，此时他对重回中国有没有丝毫遗憾的感觉，是否冷漠的上级机关与儒勒内心的想法不谋而合呢？
1938年6月，儒勒再次只身来到中国。或许他不带家人随行的原因，是由于要应对不确定局面。应该说，不确定感是1938年全世界共有的感觉，欧洲仍然希望民主国家首脑的努力会阻止战争发生，而中国已经投入对日作战，还不知道今后的十一年战争将是家常便饭。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正在被日军“吞并”。日军年底在华北达到最终目标，消灭了中国军队的三分之一。最大的屈辱是上海同样落入敌手，11月，在战斗之后，二十七万人死亡。不久，南京遭遇同样命运，日军在六个星期的暴行中强奸了两万妇女，屠杀了十五万人，其中有四万平民。蒋介石政府尽管取得了几次胜利，但最终撤离了这座城市。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统一阵线丢掉了对华北的控制。日军10月从南方发动对广东的进攻，迫使蒋介石接着逃亡到重庆，到容易防守的四川群山之中。1938年底，日本沿着想象中连结北京、武汉、广州的一条线（注：京广线）占领了东部的工业和商业中心。这种局面一种持续到1944年4月。日本帝国在此期间只是大规模轰炸重庆和进行一些有限行动，将华东和华北的治理交给汉奸政府。
1939年5月，儒勒到达哈尔滨仅一年，准备休假。他的归期预定在9月。计算上路程时间，儒勒只需几个星期假期。欧洲正在打大仗，他知道家人仍呆在法国，或许这是促使他进行这次艰险旅行的原因？也许他想找到家人并保护他们，而我们也知道，他的家人后来没有同他一起走。问题没有答案。儒勒在此期间被晋升为二等领事，他回到了法国。
假期很短。无疑，儒勒和麦尔塞黛对战争能被避免是存有希望的，但现实很快就将希望打破。1939年3月希特勒对波兰的苛刻要求，5月与意大利的钢铁协定，尤其是8月与斯大林签署的苏德协定，事情已经不容怀疑了。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同许多家庭一样，这段时间对于乐和甘一家来说也是一个混乱时期。往往在战争时期，情感歪曲记忆，匆促的出发错过来信，时隔六十年，很难了解那时的情况。我们在麦尔塞黛此后的一封信中得知，她打算于1940年3月带着孩子们去与儒勒会合，但是扎维病倒了，她将行期推迟到6月，随后就陷入了德军占领的风暴。1939年8月26日，儒勒通知哈尔滨领馆自己的行程时，也许她们当时应该陪着儒勒一起走。这是没有答案的问题。麦尔塞黛、玛利和扎维还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看到儒勒，他们的丈夫和父亲。
想象一下儒勒航行在大西洋上的感受——这是他头一次从西路去中国。将家人抛在身后，不能与她们同行，而且她们注定要面对可怕的战争，他该是多么难过。当然，他相信与麦尔塞黛彼此保证的尽快会合的诺言一定会实现。但是作为出色的外交官，他知道世界大事与内心想法并不合拍，乱世里的希望通常会在人们的疯狂面前碰壁。
儒勒发给麦尔塞黛的第一封电报，从大西洋彼岸通知她：“乐和甘先生到达纽约。”而麦尔塞黛此时住在马延省的父母家中，正抓紧准备出发的手续。部里负责通知儒勒有关麦尔塞黛的进展情况。10月20日，部里的密码电报写道：“乐和甘夫人申请带孩子与您会合。请通知我您是否准许她出发。”儒勒已经踏上中国土地，但不知是再次任职哈尔滨还是其他地方，他立即做了肯定回复，顺便揶揄他的机关：“乐和甘先生准许家人立即来与他会合，只要部里告诉他们他被任命到哪个岗位。”
1939年11月6日，麦尔塞黛发电报给外交部的传信人：“寄罗莱先生，答复乐和甘先生。我计划今年底与女儿出发去中国。谢谢。乐和甘夫人。” 扎维在生病，不能旅行。儒勒想到，在恶劣的气氛中，麦尔塞黛和玛利将离开法国，自己几个月后能再见到她们，应该很高兴。但不幸的是，幸福很短暂。麦尔塞黛和玛利再也不能与儒勒会合，在战争和遍布潜艇的大洋中航行的危险使她们推迟行程。麦尔塞黛和孩子们被困在法国，儒勒被困在中国东北，分离是痛苦的，彼此不同程度地承受着困难的生活条件。这对夫妇再次经历流离时期。儒勒不可能不感到心灵的漂泊，他幽闭在敌占领土的领事馆（占据东北的日本与德国结盟），与此对应的是麦尔塞黛身体的漂泊，像千万法国人一样，她被迫忍耐封锁并随时寻求躲避。1940年6月法国失败后，她寻求帮助的要求更加迫切。在1940年8月13日致鲁瓦索先生的信中，她将自己和孩子们称为“流浪者”，这封信谈到了她自己的焦虑，日常生活以及必须寻求亲友支持。
我想知道我丈夫的消息。从5月底就没有收到他的信，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三人。6月我躲在卡奥，我拍电报给他没有收到任何答复，我疑心电报是否收到。我还在想何时怎样才能和两个孩子去哈尔滨，玛利19岁，扎维17岁了。时局好的时候，我曾想过让他们在上海上中学。对他们而言，在这个年纪回远东是否可能呢？在等待的同时，我们暂时生活在德·蒙齐先生在卡奥的领地，6月里他的保护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在等待你们对我行程安排的决定时，我想去巴涅·德·比高尔，如果能在那里找到空房。我今晚去卡奥同孩子们会合，我在此地的地址是邮政信箱，对于我们这些流浪者来说邮政信箱比较安全。
抱歉在悲惨时代我用这些无聊小事来占用您的时间，我本不想用这些来打扰您。
我希望您家里都好，家庭的联系渐渐重新密切。只有战俘们值得同情，囚禁是难于承受的。
麦尔塞黛·乐和甘
麦尔塞黛得到的答复显然不能让她放心。“我认为你带着孩子平安与丈夫会合的时机还未来到。我不会反对您的儿子在合适时机与您同行。”除了寄托微薄的希望，还能怎样对待这些话？是的，麦尔塞黛的生活只剩下漂泊，她悬于这些她不大认识的官员的一张嘴。他们有人选择留下为贝当政府服务，另一些抛弃了投敌政府。她敲了许多人家的门去了解儒勒的消息，想与儒勒保持联系。她不耐烦了，向遥远的满洲成功发出过几封电报，比如1940年8月26日，她从法国驻上海使馆转发的电报：“乐和甘夫人与孩子们很好，目前在卡奥费纳隆街普拉纳卡萨涅夫人家询问丈夫近况。”电报最终到达儒勒手中，他立刻回复，鼓励，安慰：“不要担心，我定期往卡奥市政府写信。印度支那银行转去汇款。乐和甘。”战时通信是简短的，吝啬细节，隐瞒着未表述的东西，但是所表达的意义重要：我们坚持着，仅此而已。
在他的级别，儒勒不再写1940年3月那样的笔记，他表示“对目前的岗位满意，不希望任何变动”。在这些句子中有一种放弃，他20岁时曾写到很满意呆在有事情发生的地方，并且希望经历更多。而在55岁时，他呆在除了俄国人和日本人外大家都忘记的满洲，沮丧战胜了年轻时的热情。儒勒的上级用简短的一句话概括评价了这个部里未加重用的雇员：“好雇员，但有些尖刻而且有时缺乏判断。很适合哈尔滨的岗位。总之，他严肃但不欠缺才智。”这份职业评语是儒勒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份，充满心照不宣和失望。这是外交部为这个雇员所保存的最终个人鉴定。
1941年6月，麦尔塞黛获准进入占领区，她一直在努力获得儒勒的消息。在9月她再次拍电报给丈夫：“从7月来无消息。玛利和我试图去母亲那儿，她病重。我们1月回卡奥，扎维在此继续学业。身体很好。”同一时期，她重新到部里努力，希望与儒勒会合。在那时写的信里，我们感到麦尔塞黛的痛苦和愤怒。她挣扎着，到处求助以便能与儒勒会合。
没有中国来信让我完全孤立，使我再次请求准许带着孩子到哈尔滨与丈夫会合。如您所知，我本应该在1940年3月出发去中国，我有“菲力克斯·卢梭”号的派遣票，我的行李已经到了马赛。我儿子的病要长久治疗，这使我将行期推迟到1940年6月。可惜未能成行。我与孩子们困在勒罗，等着上船。我向您承认我觉得已经无法承受分离，每日都更加复杂的局势使分离更加长久。我能否请求您，先生，好心同意我进行期待已久的这次旅行。
麦尔塞黛永远也不能完成此次旅行了。尽管整个战争期间她都在努力，但没有用。从此时开始，信中一些零散的迹象，使我们了解这种奇怪而可怕的两地分隔的家庭生活。在这些生活片断中，可见到她坚持与儒勒保持联系的愿望，告诉他家里的情况。尽管一直想去中国，但无法成行，生活在继续，她惟有通过给儒勒写信，倾诉心中的苦闷，从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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